難怪律師都有錢，原來吃的都是“人血饅頭”！

孩子去世后，父親韋先生拿到近89萬賠償款，但其中55萬被律師收走，一筆原本用于慰藉痛失幼子的巨款，最終卻引發了更大的爭議。

法律規定最高只能收取18%代理費，這筆買命錢為什么一半多進了律師的口袋？

悲劇的底色，是一張兩萬元的支票

2019年，故事的起點是一個無法挽回的家庭悲劇，六個月大的男嬰在醫院的急診室門口，還沒等到救治，生命就戛然而?止。

尸檢報告指向“呼吸道異物吸入”，而一份醫療過錯鑒定則認定醫院存在“未盡到急診負責義務”的過錯，但參與度不高屬于次要因素。

孩子的父親韋先生，一位從廣西來廣州打工的男人，文化程度只有小學，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橫禍他能想到的維權方式樸素而直接。

他曾將另一家小診所告上法庭，為孩子的死討回了兩萬元的公道，在遇到鄧律師之前，兩萬元，或許就是他對“正義”的全部價格想象。

2022年6月，就在韋先生向涉事醫院遞交投訴材料的第二天，一個陌生的電話打了進來，打電話的人正是鄧律師。

他不僅對案情的來龍去脈了如指掌，言語間還透著一股能把事情辦成的篤定和專業，這份“神兵天降”般的精準，讓韋先生看到了希望。

對于一個深陷悲痛、文化水平不高且求助無門的父親來說，這通電話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他沒去深究這位律師是如何在24小時內，就拿到了他的私人電話和案件細節的。

他只知道，一個看起來能幫他討回公道的“能人”出現了，鄧律師的出現好像是漫漫長夜中的曙光，但是這份曙光的代價是極其昂貴的！

88萬的“勝利”，與55萬的“代價”

之后的一年中，鄧律師確實展現了他的“能力”，他介入后案件的走向遠超韋先生的預期，按照那份“醫院負次要責任”的鑒定，賠償金額本應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內。

在2023年秋季，鄧律師憑借他口中的“努力、技巧和水平”，最終為韋先生爭取到了88.8萬元的賠償款，這無疑是一場巨大的“勝利”。

可是，勝利的果實尚未捂熱，一張驚人的賬單就擺在了面前，88.8萬元中有約55萬元作為“費用”流向了鄧律師一方，正義的天平看似穩穩地落在了韋先生這邊，但抬起一看秤砣竟比黃金還重。

這是什么概念？

行內律師一針見血地指出，此類涉及人身傷亡的案件，法律明文規定禁止風險代理，即便參照其他案件的風險代理費率，上限撐死也就18%。

按此計算，這筆88.8萬的賠償，律師費的“天花板”應在16萬元左右，55.5萬已經是這個數字的三倍還多。

律師真的騙人了嗎？

支撐這筆天價收費的，是一份處處透著蹊蹺的合同（2022年），簽約主體并非律師事務所，而是一家“科技咨詢公司”。

律師提供的法律服務，為何要用一家科技公司的名義來簽約？

這本身就是個巨大的問號，像一層刻意披上的迷彩服，試圖模糊服務的法律性質，并且合同的條款簡單到近乎粗暴：“賠償金23萬元以上的部分，作為乙方的咨詢費”。

這意味著韋先生一家只能保底拿23萬，多出來的每一分錢都成了服務方的囊中之物，這與其說是代理，不如說是一場結果對賭。

更令人心驚的細節是，韋先生承認自己曾在賠償金額空白的《承諾書》上簽過字，這份書面承諾書規格并不完整，上面的金額沒有填補，而是一個可以任由甲方支配的空白！

信任的裂痕，早在簽字的那一刻就已埋下，當韋先生事后得知，當2024年賠償款真的下來以后，更可笑的事情發生了，家屬分得25萬，律師這邊拿走54萬巨款。

兩人拿到的錢，雖說總數與88萬照不上，但實際上家屬這邊是占了小便宜，因為比他們預期的賠償多出兩萬塊，看似是律師做了好人，可家屬已經墜入一場謀財的套路當中！

律師起初告知他的總賠償額是79萬，而非實際到賬的88.8萬時，兩方的矛盾徹底爆發，面對韋先生的投訴和輿論的質疑，鄧律師堅稱自己“問心無愧”。

他認為這并非違規的風險代理，而是雙方協商一致的“協議收費”，他將韋先生的舉動歸結為“見錢眼開”和“不知感恩”，并強調若非自己的專業能力，這筆錢根本無從談起。

可是，廣州市律師協會已經正式立案，案件進入聽證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律協在調查中，還發現了鄧律師“其他涉嫌違法違規執業行為”，這暗示著天價收費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結語

這場風波的最終裁決，將不僅僅是對一筆費用的定性，更是對一種行為模式的審判，它試圖在“高超的專業服務”與“無度的貪婪索取”之間，劃下一道清晰的界線。

參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