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諸多事件背后隱藏著復雜的緣由與深意。周總理被確診膀胱癌后,毛主席 “不治療” 的批示曾引發諸多猜測,這一事件背后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
周總理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記載,1972 年 5 月 18 日,伯伯被確診膀胱癌,病情依慣例迅速報告到毛主席處。
毛主席很快作出批示,內容為:第一不治療,第二不要告訴周、鄧,第三搞好營養。
后來汪東興解釋,批示中的 “不治療” 實際指的是 “不手術” 。毛主席不建議手術,是鑒于陳毅、謝富治均因癌癥手術離世的先例。
在那個醫療水平有限的年代,癌癥本就是棘手難題,貿然手術,極有可能加速病情惡化,相較而言,保守治療或許更為穩妥。
但周秉德似乎誤解了毛主席的批示,稱 “言下之意得了這種病,只能吃點好的,等著”,實則錯怪了毛主席的一片苦心。
事實上,毛主席在知悉周總理患病后,極為重視,立即下令組建由葉劍英、鄧穎超、汪東興、張春橋構成的醫療組,全力負責周總理的治療工作。
同時,毛主席親筆批示周總理 “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此后,毛主席時刻牽掛著周總理的病情,仔細關注著每天失血數字、手術次數等情況,還特意安排工作人員直接將病情報告呈送給他,以便及時掌握并指示 “快去辦” 。
而周總理因自身病情讓毛主席擔憂,內心深感不安,不僅親自寫信向毛主席詳細說明病變過程,還專門叮囑工作人員,要在毛主席休息好后再匯報,以免過多打擾。
由此可見,毛主席對周總理病情的批示并非冷漠對待,而是基于當時醫療現狀的謹慎考量,背后滿含著深切關懷。
在艱難的歲月里,他們為黨和國家的事業攜手前行,彼此的情誼在病痛與困境中愈發深沉,令人動容。
其實,毛主席安排的周總理醫療組成員,實則蘊含著對局勢的精準考量。葉劍英與周總理是長期并肩作戰的革命戰友,鄧穎超作為周總理的夫人更是親密無間,二人代表著周總理身邊最可信賴的力量;汪東興作為毛主席的重要助手,是主席關懷的直接傳遞者;而張春橋的加入,則暗含對 “四人幫” 的牽制 —— 彼時 “四人幫” 與周總理的矛盾已公開化,讓其代表參與治療,既堵住了他們日后干涉治療的借口,又以 “三比一” 的成員結構確保治療方案能按正確方向推進。
事實也證明,張春橋在治療討論中難以形成阻礙,周總理的治療得以在穩定環境中開展。然而,周總理的病情始終受限于他超負荷的工作節奏。
1972 年正值中國外交破冰的關鍵期,尼克松訪華后,多國急于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作為新中國外交的核心推動者,周總理頻繁出席外事活動,常常從清晨忙至深夜。國內層面,林彪事件后的局面亟待穩定,恢復生產、整頓秩序的千頭萬緒都需要他統籌協調。
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那段時間的周總理幾乎是以 “燃燒自己” 的狀態工作 —— 曾在一次連續兩天兩夜未合眼的會議上,他堅持站著主持,眾人勸他坐下時,他苦笑著說:“我怕一坐下就再也起不來了。”
即便被確診膀胱癌,他仍不愿因治療耽誤工作,常常在檢查間隙批閱文件,甚至把治療安排在深夜會議結束后。這種 “把生命獻給工作” 的堅守,讓醫療組的精心方案難以完全落實,成為那段歷史中令人心疼的注腳。
正因如此,周總理在確診膀胱癌后的兩年里,幾乎沒有時間住院接受系統治療。他始終將工作放在首位,即便身體發出警報,仍堅守在崗位上,用行動詮釋著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
直到 1974 年 6 月 1 日,周總理的病情已嚴重到難以控制的地步,在身邊工作人員和同志們的強烈要求下,他才住進醫院,接受了第一次手術。
可此時,距離 1972 年 5 月確診膀胱癌,已經過去了整整兩年,最佳治療時機早已錯失,病情的發展已難以逆轉。
住院后的周總理,即便在病床上,也沒有停止工作。他依舊關心著國家大事,會見外賓、批閱文件,盡可能地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但病魔的侵蝕不斷加劇,他的身體日漸衰弱。
1976 年 1 月 8 日上午 9 點 57 分,這位為國家和人民操勞一生的好總理,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享年 78 歲。
許多人說,周總理其實不是死于癌癥,而是被累死的。這樣的說法并非沒有道理。
晚年的周總理,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肩負著沉重的擔子,長期超負荷工作,身體早已被透支。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