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諸多事件背后隱藏著復雜的緣由與深意。周總理被確診膀胱癌后，毛主席 “不治療” 的批示曾引發諸多猜測，這一事件背后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

周總理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記載，1972 年 5 月 18 日，伯伯被確診膀胱癌，病情依慣例迅速報告到毛主席處。

毛主席很快作出批示，內容為：第一不治療，第二不要告訴周、鄧，第三搞好營養。

后來汪東興解釋，批示中的 “不治療” 實際指的是 “不手術” 。毛主席不建議手術，是鑒于陳毅、謝富治均因癌癥手術離世的先例。

在那個醫療水平有限的年代，癌癥本就是棘手難題，貿然手術，極有可能加速病情惡化，相較而言，保守治療或許更為穩妥。

但周秉德似乎誤解了毛主席的批示，稱 “言下之意得了這種病，只能吃點好的，等著”，實則錯怪了毛主席的一片苦心。

事實上，毛主席在知悉周總理患病后，極為重視，立即下令組建由葉劍英、鄧穎超、汪東興、張春橋構成的醫療組，全力負責周總理的治療工作。

同時，毛主席親筆批示周總理 “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此后，毛主席時刻牽掛著周總理的病情，仔細關注著每天失血數字、手術次數等情況，還特意安排工作人員直接將病情報告呈送給他，以便及時掌握并指示 “快去辦” 。

而周總理因自身病情讓毛主席擔憂，內心深感不安，不僅親自寫信向毛主席詳細說明病變過程，還專門叮囑工作人員，要在毛主席休息好后再匯報，以免過多打擾。

由此可見，毛主席對周總理病情的批示并非冷漠對待，而是基于當時醫療現狀的謹慎考量，背后滿含著深切關懷。

在艱難的歲月里，他們為黨和國家的事業攜手前行，彼此的情誼在病痛與困境中愈發深沉，令人動容。

其實，毛主席安排的周總理醫療組成員，實則蘊含著對局勢的精準考量。葉劍英與周總理是長期并肩作戰的革命戰友，鄧穎超作為周總理的夫人更是親密無間，二人代表著周總理身邊最可信賴的力量；汪東興作為毛主席的重要助手，是主席關懷的直接傳遞者；而張春橋的加入，則暗含對 “四人幫” 的牽制 —— 彼時 “四人幫” 與周總理的矛盾已公開化，讓其代表參與治療，既堵住了他們日后干涉治療的借口，又以 “三比一” 的成員結構確保治療方案能按正確方向推進。

事實也證明，張春橋在治療討論中難以形成阻礙，周總理的治療得以在穩定環境中開展。然而，周總理的病情始終受限于他超負荷的工作節奏。

1972 年正值中國外交破冰的關鍵期，尼克松訪華后，多國急于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作為新中國外交的核心推動者，周總理頻繁出席外事活動，常常從清晨忙至深夜。國內層面，林彪事件后的局面亟待穩定，恢復生產、整頓秩序的千頭萬緒都需要他統籌協調。

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那段時間的周總理幾乎是以 “燃燒自己” 的狀態工作 —— 曾在一次連續兩天兩夜未合眼的會議上，他堅持站著主持，眾人勸他坐下時，他苦笑著說：“我怕一坐下就再也起不來了。”

即便被確診膀胱癌，他仍不愿因治療耽誤工作，常常在檢查間隙批閱文件，甚至把治療安排在深夜會議結束后。這種 “把生命獻給工作” 的堅守，讓醫療組的精心方案難以完全落實，成為那段歷史中令人心疼的注腳。

正因如此，周總理在確診膀胱癌后的兩年里，幾乎沒有時間住院接受系統治療。他始終將工作放在首位，即便身體發出警報，仍堅守在崗位上，用行動詮釋著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

直到 1974 年 6 月 1 日，周總理的病情已嚴重到難以控制的地步，在身邊工作人員和同志們的強烈要求下，他才住進醫院，接受了第一次手術。

可此時，距離 1972 年 5 月確診膀胱癌，已經過去了整整兩年，最佳治療時機早已錯失，病情的發展已難以逆轉。

住院后的周總理，即便在病床上，也沒有停止工作。他依舊關心著國家大事，會見外賓、批閱文件，盡可能地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但病魔的侵蝕不斷加劇，他的身體日漸衰弱。

1976 年 1 月 8 日上午 9 點 57 分，這位為國家和人民操勞一生的好總理，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享年 78 歲。

許多人說，周總理其實不是死于癌癥，而是被累死的。這樣的說法并非沒有道理。

晚年的周總理，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肩負著沉重的擔子，長期超負荷工作，身體早已被透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