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我國著名新聞記者、政論家、出版家，“七君子”之一。鄒韜奮1921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自1926年在上海主編《生活》周刊起，畢生從事新聞出版工作。

1933年初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同年7月被迫流亡海外，周游歐美，并至蘇聯參觀。1935年8月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1月，其主編的《大眾生活》創刊。“一二?九”運動后，他積極投入反對不抵抗的斗爭。12月12日，他參加簽名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

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后，他與沈鈞儒、章乃器等三十人組成理事會。7月15日，鄒韜奮與陶行知、沈鈞儒、章乃器等共同討論并具名發表《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表明救國會的基本主張。

以下為如去注：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高漲；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馬相伯、沈鈞儒、李公樸、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等280多人聯名發表《救國運動宣言》，旋即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2月21日，沈茲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嬰、杜君慧、陳波兒等發起組織上海婦女界救國會；接著，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大中學校學生救國會也紛紛成立。

在這種形勢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宣告成立；之后，北平(北京)、南京、武漢、天津等地也成立了各界救國會。到了1936年5月31日，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等人發起組織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宣告成立。

全國各界救國會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40多人為執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王造時、孫曉村、曹孟君、何偉等14人為常務委員。救國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贊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改變“先安內后攘外”的方針，聯合紅軍，共同抗日。

鄒韜奮

救國會的號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華北、西北、華南等地區以至在旅居歐美、東南亞的華僑中，相繼成立了各界救國聯合會。救國會是當時最大的抗日救亡的民間組織，對于抗日救亡作出過巨大貢獻。

1945年冬，救國聯合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1949年12月18日，救國會鑒于它所擔負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在北京宣告結束。如去注畢。

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知道了這些情況，于8月10日、9月18日致信四人，信中說：“我們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并愿意在你們這些綱領和要求下面，同你們同一切愿意參加抗日救國的黨派、團體和個人誠意會作與共同奮斗!”“先生們抗日救國的言論和英勇的行動，已經引起全國廣大民眾的同情，同樣使我們全體紅軍和蘇區人民對先生們發生無限的敬意！”

“我相信我們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國口號，必為諸位先生所贊同，因為這是團結一切民主分子實行真正抗日教國的最好方策。”

“國民黨軍隊繼續對于紅軍的進攻與一切野蠻法令的尚未撤廢，到今天仍然把我們與先生們遠遠地隔離著，彼此不能經常共同討論與交換抗日救國的具體意見。這也就不得不使諸位先生對于我們今天所執行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與實際行動，尚有若干的隔閡與誤會。因此，我委托潘漢年同志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和轉達我們對諸位先生的熱烈希望。”

鄒韜奮等讀了毛澤東的信，更加積極倡導聯共抗日的主張。但是，他們的愛國行徑卻觸怒了國民黨政府，同年11月23日，他與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遭國民黨當局和英法兩租界捕房中西密探逮捕，史稱“七君子事件”。

鄒韜奮

事件轟動全國，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十分關注事態的發展。1937年4月11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聞法院對沈鈞懦等起訴將判罪，南京又有通緝陶行知事，愛國刊物時遭封禁，我方從上海所購之書被西安政訓處扣留，南京令華北特務機關密捕我黨黨員。以上各事完全違反民意，違反兩黨團結對外主旨，望即人京向陳、張諸君（指陳立夫、張沖，此為“中統”第一號、第二號人物，如去注）提出嚴正抗議，并要求迅即具體解決。”

次日，中共中央在《解放》周刊創刊號上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沈、章諸氏被起訴宣言》。《宣言》“要求立即釋放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及全體政治愛國犯，立即取消陶行知等及一切政治犯之通緝令。”

以下為如去注：

1936年7月，陶行知受救國會派遣，出訪歐、美、亞、非28個國家，宣傳抗日救國，介紹中國大眾教育運動。在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并當選為中國執行委員。

期間當得悉沈鈞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氣憤，通過自己的老師杜威，聯絡愛因斯坦、羅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聯名通電蔣介石，于1937年3月拍發電報給蔣介石、孔祥熙、馮玉祥等人，向國民黨當局施加道義的壓力，營救七君子。

電文內容是：“中國處境困難，至表同情。我們以中國的朋友的資格，同情中國聯合及言論結社自由。對于上海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七位學者被捕消息傳到美國，聞者至感不安...”如去注畢。

七七事變以后，蔣介石被迫宣布抗日，釋放政治犯，鄒韜奮等七人也被釋放出獄。他繼續為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進步文化事業而辛勤奔忙。不幸的是，由于過度的勞累，鄒韜奮患上了癌癥。

鄒韜奮

他自知將不久于人世，于1944年6月2日立下遺囑，表示對新中國光明未來的信心和追求進步的強烈愿望。遺囑中說：“我自愧能力薄弱，貢獻微少，二十余年來追隨諸先進，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進步文化事業，竭盡愚鈍，全力以赴，雖顛沛流離，艱苦危難，甘之如怡。”

“四五年來，由于環境的壓迫，我的行動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臥病經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懷祖國，眷念同胞，愿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國團結抗戰，早日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并希望死后“能將遺體先行解剖，或可對醫學上有所貢獻，然后舉行火事，骨灰盡可能帶往延安。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斗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人黨。”

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病逝。毛澤東看到鄒韜奮的遺囑，深為感動。中共中央經過討論，根據他的生前要求，決定追認他為中共黨員，并在7月28日向其家屬發去了唁電，以示哀悼。

唁電說：“韜奮先生二十余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斗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于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至最后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常在人間，其著作將水垂不朽。”

“韜奮先生長逝了，愿中國人民齊頌先生最后呼吁，為堅持團結抗戰，實行真正民主，建設獨立、自由、繁榮、和平的新中國而共同奮斗到底。”

1944年10月11日，周恩來在延安親自主持成立“鄒韜奮同志追悼會籌委會”，經過討論，決定在11月22日召開鄒韜奮同志追悼大會。

毛澤東得知大會召開的具體日期后，在1月15日特意為鄒箱奮題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1949年夏天，在鄒韜奮逝世五周年之際，正在籌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毛澤東不禁想起了這位與共產黨真誠合作、風雨同舟的民主人士，于是再次命筆題詞：“紀念民主戰士鄒韜奮”。

鄒韜奮和妻子沈粹縝，孩子鄒家華、鄒競蒙、鄒嘉驪

文后說明：

文中相關史實來自于《毛澤東與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獻出版社 尚同編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