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暗夜與曙光

西安事變與國共第二次合作

院 浩

1936年12月25日,陜西西安西關機場,一架雙引擎客機在隆冬的寒風中升空。直到舷窗下盡是八百里秦川時,機艙中的乘客——那位深諳政治權術的蔣委員長,可能依然有些驚恐和疑惑。

9年前,他在上海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屠刀,鮮血染紅了黃浦江;2年前,他親自指揮“圍剿”大軍將紅軍逼上了長征路;甚至就在20多天前,他來到西安也是為了作“剿滅”共產黨中央的軍事部署……而今,在他陷入絕境時,共產黨人竟然大度地幫他脫困了。

就在蔣介石乘坐的飛機起飛時,在西安以北約300公里的小城保安,即將迎來43歲生日的毛澤東仍在一孔簡陋窯洞中奮力工作。也是在這個月初,他正式肩負起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責。

或許有那么個時刻,毛澤東走出了窯洞,朝天空極目一瞥。他目光穿過了黨派恩怨的云霧,落到了關乎民族命運的寰宇之外。

這一天,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以和平解決的方式結束。面對中華民族即將迎來的驚濤駭浪,歷史朝著正確的方向調了頭。

西安事變 中國畫 高民生 作 中國美術館藏 2009年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品,入選《中國共產黨歷史畫典》

一

西安,古稱長安。巍峨的城墻、斑駁的城磚承載著這座城市千年的興衰沉浮。

矗立在西安城頭,我似乎依然能聽到1936年朔風呼嘯而過的聲音。那一年,刺骨的寒意正籠罩在這個民族的頭頂。

當年初,日本東京發生“二二六兵變”,以東條英機所代表的統制派徹底取得日本國內權力斗爭的勝利,軍國主義的韁繩被徹底撒開。年中,墨索里尼正式宣布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亞,號稱國際秩序維護者的“國聯”幾乎默不作聲,極大鼓動了日本覬覦華夏的野心。年底,日軍“中國駐屯軍”在北平附近舉行殺氣騰騰的秋季大演習……

刺刀,已然抵到咽喉之處,可中國卻深陷內戰“漩渦”中。

這一年,長征的紅軍已抵達西北。蔣介石馬不停蹄地部署西北“圍剿”事宜。西安,這座距離中共中央落腳地最近的大城市,成了國民黨軍“西北剿總”的駐地。這一次,被驅趕到內戰最前線的是兩支“雜牌”部隊: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

蔣介石繼續內戰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內”。這個口號,他已喊了多年。

從東北到華北,年復一年的“攘外必先安內”,換來的卻是國家力量越來越弱,丟失的國土越來越多,侵略者的野心越來越大。

這一年,一本名叫《中外月刊》的雜志在第一期里向國人這樣叩問:我們已踏進了1936年,我們應該有什么準備與決心?

二

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這個問題已經在作答了。

這一年,一名叫埃德加·斯諾的美國記者來到中國西北這塊紅星照耀的地方。

他看到與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景象:在根據地周邊,紅軍的劇社冒著危險給老百姓和白軍士兵演出,揭露日寇的陰謀與殘暴;在一個名叫吳起鎮的地方,設在窯洞中的紅軍兵工廠克服困難、想盡辦法生產各類物資;在紅軍大學,學員們討論未來如何與日軍作戰,暢想著開進河北甚至東北驅逐日寇的情景。

當然最重要的是,斯諾還采訪到了毛澤東。

這位走過長征道路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已經在認真籌劃和思考關乎民族存亡的戰爭。他樂觀地告訴斯諾,只要滿足了這3個條件,中國人民將在未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第一,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日本國內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這3個條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團結。

那次談話持續到了凌晨2點。盡管此時斯諾可能還無法理解毛澤東的勝利預言,但他注意到了被反復提及的“統一戰線”4個字——這項被毛澤東篤定為對將來抗戰至關重要的工作,從紅軍一到陜北,就被認真而深入地進行著。

半年多前,紅軍與前來“圍剿”的東北軍交過手,俘虜過一些東北軍官兵。當紅軍按照慣例發兩塊大洋,釋放這批俘虜回家時,這些東北籍俘虜竟傷心地不能自已——因為他們的家鄉早已淪陷于日寇之手。

一位叫高福源的東北軍團長在被俘后,深感團結抗日才是拯救國家的唯一出路。他主動請纓回去做東北軍高層的工作。在他的聯絡下,張學良從西安飛到延安,與周恩來“坐談竟夜”。中國共產黨的公心與誠意打動了這位曾因“不抵抗”而飽受國人唾罵的東北軍“少帥”。

那一晚,紅軍和東北軍達成協議,互不侵犯、互相幫助、互派代表,紅軍幫助東北軍進行抗日教育,并建立了電臺聯系。不久后,另一個好消息也從西安傳來:一向支持和同情革命的十七路軍楊虎城,亦接下了紅軍伸來的橄欖枝。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決定,共同為抗日做準備工作。

若想更進一步推動形成全國抗戰的局面,依然繞不過南京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和所有不甘引頸受戮的國人,為實現更大范圍的團結而進行著一次又一次努力,開展著一次又一次的斗爭。

這一年,整個中國都傾聽到了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6年5月,紅軍結束東征后連續通電,表明“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主張。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誠懇呼吁,全國團結抗日的氛圍進一步振奮,唯有蔣介石仍置若罔聞。

6月,國民黨內部對綏靖政策不滿的情緒達到頂峰,地方實權派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發動“兩廣事變”。事變平息后,蔣介石堅持繼續內戰。

11月,上海、青島等城市的日資紗廠工人因不滿日本資本家剝削,爆發反日大罷工,全國各界救亡團體紛紛聲援,呼吁“團結抗日”。蔣介石繼續對日妥協退讓,逮捕著名愛國人士,釀成“七君子事件”。

12月,蔣介石親赴西安督戰“圍剿”紅軍。時值一二·九運動爆發一周年,西安市青年學生要求面見蔣介石,提交“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請愿書。張學良在蔣介石所住的驪山華清池處慷慨陳詞,苦勸3小時。蔣介石依然拒不抗日。

這一次,怒火終于被徹底點燃。

三

巍巍驪山,一座名為“兵諫亭”的白色石亭矗立在半山腰之上。蜿蜒的山路、雜亂的山石,讓這座亭子顯得有些突兀。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也似乎是這樣“突兀”出現的。

那個寒冷冬日的清晨,正在華清宮酣睡的蔣介石被槍聲所驚醒。他穿著睡衣就在衛士保護下向后山跑去,瑟瑟發抖地躲在一塊山石之下,直到被端著槍的東北軍士兵找到。蔣介石這才明白,不是紅軍復仇來了,而是張、楊二人的“兵諫”來了。

正如驪山上無數彎彎曲曲的岔路,一場突如其來的“事變”,不知會將歷史導向何方——西安事變爆發后,日本政府和媒體大肆煽動,趁火打劫的心思昭然若揭;身在歐洲的親日派頭子汪精衛,當即暗示要回國“主持大局”;南京國民政府內部亦暗流涌動,何應欽等人力主武力解決,指揮軍隊闖進潼關,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形成武裝對峙,大戰一觸即發。

突發的變故,同樣讓中國共產黨人感到意外。接到“邀請中共代表前往西安共商大計”的電報后,毛澤東立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商討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會上爆發了激烈的討論,焦點最先落在如何處理蔣介石的問題上。有人要求殺蔣,有人要求審蔣……畢竟,多年的背叛與內戰,蔣介石身上集中了太多讓人無法釋懷的血海深仇。

歷史的關鍵處,尤其考驗一個政黨的清醒與智慧。

這是一次艱難但堅定的決定。隨后下發全黨的《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對大局的認識——事變的發展有兩種前途:或者由于事變的發動,引起新的更大規模的內戰,削弱全國抗日力量,推遲全國抗戰的發動,造成日本侵略的有利條件;或者由于事變的發動而結束內戰,使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早日形成。

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人組成的中共代表團受命飛赴西安,協助張、楊二人處理復雜棘手的局勢。對于中國人民需要實現的那種前途,中國共產黨人已經作出了自己的選擇。

中華民族命運的齒輪在那幾個酷寒冬日飛速旋轉著:12月22日,在中共的奮力斡旋下,南京國民政府宋子文、宋美齡等人抵達西安。24日,南京、西安與中共三方達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協議。

當天晚上,周恩來時隔多年后再一次見到蔣介石。這位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曾備受國民黨上下敬重、后來又被國民黨懸賞5萬大洋買人頭的共產黨人,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外敵當前,抗日之外無以圖存,團結之外無以救國,內戰只能加速自己滅亡。蔣介石面有愧色,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

盡管局勢發展還有跌宕起伏,但中國的時局已經不可逆轉地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了。

四

陽光化去寒霜,響雷驅散硝煙。

今天,再讀珍藏在中央檔案館里、由毛澤東等所署名的電文《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愿率人民紅軍二十萬眾,與貴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戰場,為自由解放之祖國而血戰”,我們依然熱血沸騰。

中國共產黨的胸懷、格局和眼光,不但決定了自己的命運,更影響和改變了民族的命運。

西安事變結束后不久,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由保安遷駐延安。當下一個時代大變局來臨之前,全黨上下已然作好全部準備,同中國人民一起無所畏懼地走向抗日戰場。

來源:《解放軍報》2025年5月29日第5版

作者:院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