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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翻閱歷史的厚重篇章，會驚奇地發現：早在唐朝，中國就已經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報紙”雛形！

更令人稱奇的是，在倫敦與巴黎的博物館中，至今仍珍藏著兩份千年前的唐代報紙原件。

在信息高速流通的今天，我們輕觸屏幕即可知曉天下大事。但你是否想過，在沒有互聯網、電視，甚至印刷術尚未普及的古代，人們是如何了解朝廷動態、戰事勝負乃至街頭巷尾的奇聞異事的？

談及古代信息傳播，要從戰國時期的一封密信說起。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中，保存著蘇秦寫給燕王的數封情報信。

這些信件刻寫在竹簡之上，內容涉及各國軍事動向，僅限燕王一人閱覽。

蘇秦在信中詳述了齊國的兵力布防、趙國的外交走向，甚至包括秦國內部的政治斗爭。這種單向度的秘密通信，可視為中國最早的“情報傳遞”形式。

進入漢代，朝廷開始采用榜文形式發布消息。《三國演義》中就有描寫，劉焉張貼榜文招募義兵，劉備在涿縣看到后便前去應征。

這種將信息書寫于大木板并張貼于城門的做法，相較密信而言進步顯著，至少讓更多民眾能夠接觸官方信息。

最具趣味的是唐代的“露布”，每當取得勝利，將士們會將捷報書寫于絹帛之上，再懸掛于長長的竹竿上，從戰場一路送回京城。

這根竹竿上的布條在風中飄揚，路過的百姓一看便知，我軍獲勝！露布不僅標明“大捷”二字，還會詳述哪位將領立下戰功、俘虜多少敵人、繳獲多少戰利品。

這種傳播方式尤為高效，既保證了消息的權威性——畢竟出自官方，又讓信息在傳遞過程中便開始擴散，沿途百姓皆可知曉前線戰況。

相較戰國時期的密信，這種傳播效率提升了數倍。更妙的是，露布還能提振士氣，北魏孝文帝就對此極為推崇。

同樣在唐朝，還出現了另一種信息傳播形式，稱為“條報”。唐太宗征討高麗期間，身邊的史官會將皇帝每日行蹤記錄下來，再迅速呈送給留守定州的太子。

這種“飛奏”后來逐漸演變為條報。至開元年間，條報內容變得輕松，宮廷日常瑣事也被記錄其中，供人傳閱。

雖然內容略顯瑣碎，但百姓對此頗感興趣，正如當今人們熱衷于關注明星生活。

從戰國的密信到漢代的榜文，再到唐朝的露布與條報，古代信息傳播方式日趨公開化與高效化。

盡管這些形式尚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報紙，但它們為后來報紙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那么，真正的報紙究竟出現在何時？這個問題曾引發史學家們的激烈討論。直到一位名叫孫樵的唐代文人，在其《讀開元雜報》中提及一事。

唐玄宗時期已有定期發行的“雜報”，專門記錄宮廷大事。孫樵在文中寫道，這些報紙按日期分條記錄，每日更新內容，已與今日報紙極為相似。

更令人驚喜的是，這種唐代報紙竟真實流傳至今！目前倫敦不列顛圖書館與巴黎國立圖書館各藏有一份，均為唐僖宗時期的“進奏院狀”。

這兩份珍貴的古代報紙以毛筆書寫于紙上，無報名，也無現代報紙常見的報頭，僅是按條排列的新聞。

內容涵蓋朝廷大事，如皇帝冊封王子、大臣升遷、邊疆戰況等。

談及“進奏院狀”，還有一段頗具趣味的歷史背景。唐朝疆域遼闊，為管理邊疆，朝廷設立眾多節度使。

這些節度使權力極大，幾乎成為地方“土皇帝”。至唐朝中期，全國竟設有四十余個節度使！他們在京城設有辦事處，最初稱“邸”，后統稱為“進奏院”。

進奏院工作人員每日繁忙，負責收集朝廷各類消息，整理成書面報告，再派人快馬加鞭送至各地節度使手中，這些報告即為“進奏院狀”。

內容包括皇帝新政、朝廷人事變動、重大政治事件等。有趣的是，這些進奏院并非朝廷直屬，而是節度使的“私人機構”。

然而，學者對“進奏院狀”是否可視為報紙仍有爭議。反對者認為，此物僅供節度使一人閱覽，具有高度私密性，與現代報紙相去甚遠。

支持者則指出，進奏院狀是在廣泛收集社會信息基礎上編寫的，且定期發行，這些特點與報紙頗為相似。

不過，無論學界如何爭論，進奏院狀確實具備了報紙的基本特征：定期發行、內容涵蓋時事、有固定的編寫與發行機構。

盡管其讀者群體有限，但這可能更多受制于當時的社會條件，而非本質問題。畢竟在識字率極低的年代，能有這樣一份“報紙”已屬難得。

更重要的是，進奏院狀的出現表明，即使在千年前，人們對及時了解時事信息的需求已相當強烈。

節度使們愿意出資在京城設立辦事處，專門收集與傳遞信息，這本身就印證了信息的價值。到了宋代，情況發生巨變。商品經濟的繁榮催生了一種意想不到的副產品——民間小報。

這些小報不同于唐代的進奏院狀，僅服務于權貴階層，而是在汴京、臨安等大城市街頭巷尾公開售賣。

若問宋代民間小報緣何興起，原因其實簡單：朝廷發布的官方邸報內容過于正式，多為皇帝接見大臣、頒布政策等枯燥信息。

百姓對此興趣不大，他們更愿了解宮中秘事、邊關戰況、官員緋聞等。于是，一些精明的胥吏與書商開始動腦筋。

他們派人潛入官府打探消息，或直接從接觸官方文件的小吏手中購買情報。

收集來的內容比官方邸報精彩得多：朝廷機密、邊關軍情、宮廷秘聞、官員丑聞，應有盡有。

整理完畢后，他們便用雕版印刷制作成小冊子，在茶樓、酒肆、集市上向好奇的市民售賣。

官方邸報再正經，也難敵百姓對八卦的熱衷！這些民間小報抓住了受眾心理，內容既有官方消息的權威性，又夾雜民間傳說與小道消息，讀來格外過癮，難怪生意興隆。

當然，朝廷對這種“野報紙”并不滿意。畢竟其中常含未經核實的信息，甚至出現不利于朝廷的言論。

朝廷多次下令禁止，抓到售賣者即嚴懲。但這些小報如同春日野草，禁了一批，又冒出一批。

為何屢禁不止？一方面因利潤豐厚，書商甘愿冒險；另一方面，百姓的信息需求過于強烈。

在信息封閉的古代社會，能夠了解朝廷動向與天下大事，對普通人而言何其珍貴！即便冒被抓風險，人們仍偷偷購買閱讀。

這種官方嚴禁、民間私傳的現象，其實折射出一個有趣的社會變化：百姓的“知情權”意識開始覺醒。

他們不再滿足于被動接受官方單一信息源，而渴望獲取更多、更真實的消息。這種官民之間的信息博弈，堪稱中國新聞史上的重要轉折。

宋代民間小報雖內容參差不齊，常傳播道聽途說的消息，但它們開創了一個先河：使新聞傳播真正走向民間、走向市場。這種“地下流通”模式一旦形成，便難以被徹底壓制。

盡管屢遭禁令，要在朝廷管制下生存，這些小報經營者也摸索出多種巧妙“生存策略”，堪稱古代版的“貓鼠游戲”。

最常見的策略是“化整為零”。小報經營者不會在一處公開售賣，而是分散至茶館、酒樓、集市，由伙計悄悄遞給熟客。

一些精明書商還將小報夾在其他書籍中一同出售，買書者回家后才發現“意外收獲”。更有狡猾者頻繁更換印刷地點與銷售渠道，令官府難以追蹤。

內容方面，這些小報也頗具技巧。他們不會直接批評朝廷，而是采用各種暗示與影射。

例如，明明講述當朝皇帝之事，卻寫成“古代某君王”；明明揭露現任大臣丑聞，卻冠以歷史人物之名。

如此一來，即便被官府查獲，也可辯稱所寫為史料，非時政新聞。

更有趣的是，一些小報還掌握了“官民兩手抓”的策略。一方面繼續刊登官方邸報內容，以示“正統”。

另一方面又加入民間傳說、市井趣聞、商業信息等內容，滿足不同讀者需求。這種“正經內容”與“八卦消息”結合的模式，既降低了政治風險，又保障了銷量。

在缺乏現代法律保護、新聞自由概念尚未形成的年代，他們憑借對信息傳播價值的敏銳洞察與商業頭腦，在官方嚴密管制下開辟出一條生存之路。

他們用智慧與勇氣推動信息自由流通，這種精神值得敬佩。

當然，官府的管控也并非全無道理。畢竟小報中確實夾雜不少謠言與不實報道，有時甚至引發社會恐慌。

例如，邊關戰事的虛假報道可能影響民心士氣，宮廷秘聞的胡編亂造可能損害皇室威嚴。在缺乏現代媒體監管體系的古代，完全放開信息傳播確有一定風險。

這種官民之間的信息博弈，實際上推動了古代新聞傳播形式的不斷創新。

為規避管制，民間小報在內容編排、印刷技術、發行渠道等方面持續改進。這種在壓力下的創新，反而促進了整個行業的發展。可以說，沒有管制就沒有突破，沒有博弈就沒有進步。

至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與識字率提升，這種官民信息博弈達到新高度。

那些在宋代尚屬地下傳播的民間小報，逐漸演變為更加成熟、多元的信息傳播網絡。

回望中國古代新聞傳播的漫長歷程，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戰國時期的密信、漢代的榜文，還是唐宋時期的邸報、小報，都體現了人類對信息的永恒渴求。

從蘇秦的情報信件到唐代的進奏院狀，從宋代的民間小報到明清的京報，每種傳播形式的出現都有其特定歷史背景，每次變革都承載著時代的印記。

古代新聞傳播者用智慧與勇氣，在有限技術條件與嚴格政治環境中，為后世留下珍貴歷史遺產。

他們讓我們明白，信息的力量歷來巨大，而對真相的追求是人類永恒的主題。今日我們所享有的新聞自由與信息透明，正是建立在這些先輩不懈努力的基礎之上。

當我們輕松刷著手機瀏覽新聞時，不妨想想那些千年前在昏暗油燈下抄寫邸報的文吏，那些冒著風險售賣小報的書商，以及那些渴望了解天下大事的普通百姓。

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們對真實信息的需求永遠不會改變，而新聞傳播的價值也將永遠存在。

信源：人民網 《中國古代近現代報紙圖集》出版

信源：山西新聞網 古代的官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