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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岳佳彤 主編|楊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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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59 對話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燕生

在全球供應鏈重構與中美博弈加劇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與再工業化戰略成為國際變局的焦點。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燕生在接受網易財經專訪時指出，特朗普經濟政策邏輯暗藏巨大系統性體制性風險，或將引發全球秩序的深度震蕩。

一、關稅政策的真實意圖：服務 “再工業化” 而非貿易平衡

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常被解讀為解決貿易逆差的工具，但張燕生強調，其核心目標是推動美國 “再工業化”。通過對主要貿易伙伴加征關稅，美國一方面迫使他國擴大購買美國商品，另一方面吸引外資赴美投資，從而創造就業、增加技術流入。更關鍵的是，關稅收入可對沖國內減稅帶來的財政壓力。

然而，美國的再工業化面臨結構性挑戰。張燕生指出，美國試圖 “高中低通吃”，重建全產業體系，但勞動力成本是競爭對手的8倍，且產業工人技能斷層嚴重。盡管自動化、智能化技術可能緩解成本壓力（如機器人替代傳統藍領崗位），但全產業鏈的國際競爭力仍是未知數。他警示，“破壞容易，建設難”，破壞后的建設代價無人能預估。

然而美國再工業化的路徑，可能會采取多重策略。

第一重，匯率操縱與美元貶值。特朗普政府如果試圖扭轉過去由金融資本主導的美元升值趨勢，轉向由商品服務貿易決定匯率，從而通過貶值增強制造業出口競爭力的話，可能引發類似1971年 “史密森協議” 或1985年 “廣場協議” 的國際貨幣秩序動蕩。

第二重，技術驅動成本下降。通過自動化、數字化改造傳統制造業，抵消勞動力成本劣勢也有一定可行性。將藍領工人轉化為 “機器人控制者”，縮短技能培訓周期，重塑勞動力結構。

第三重，全球資本虹吸效應。利用關稅壁壘和政策優惠，迫使跨國公司將產業鏈回遷或轉移至美國，同時通過 “百年美債不付息” 等激進設想降低融資成本。

但這些策略暗藏風險。張燕生以1930年代 “斯姆特 - 霍利關稅法案” 為例，指出單邊保護主義可能導致全球貿易萎縮、債務鏈斷裂，甚至為極端勢力崛起埋下伏筆。“如果大國放棄國際責任，世界可能比大蕭條更混亂。”

二、中美博弈：脫鉤壓力下的中國對策

面對美國的關稅施壓與技術封鎖，張燕生認為中國需堅持 “雙線作戰”：

在科技領域，要充分發揮中國在應用場景、產業化工程化能力上的獨特優勢，同時持續提升激勵原始創新和基礎研究的體制機制和環境生態。他強調，“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 需結合 “全方位國際合作”，通過開放市場和國際合作吸引全球創新資源，破解美國 “長臂管轄” 下的全球性公司困境。

在貿易與金融方面，美國試圖通過 “對等關稅” 迫使中國 “買買買”，但中國應聚焦內需主導的新發展格局，擴大進口以共享市場機遇。中國的破局點在于增強產業鏈韌性，深化與歐盟、日韓、金磚國家的合作，以 “利益共同體” 對沖美國的 “脫鉤” 壓力。

三、全球秩序重構：從特里芬困境到新治理框架

訪談中，張燕生提及 “特里芬困境”—— 美元作為主權貨幣與國際貨幣的內在矛盾。特朗普政府試圖推卸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責任轉嫁矛盾，實則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無序化。他呼吁國際社會反思，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框架。

而中國在重重挑戰面前，張燕生強調需從兩大維度破局。

第一，激活市場活力，以新質生產力重塑效率邏輯。

他指出，中國必須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這一作用的發揮需與“新質生產力”深度結合——即摒棄傳統要素投入驅動，轉而依靠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過去我們依賴勞動力、資本投入，未來要靠生產率革命。同時，構建新發展格局變得更迫切。”張燕生以珠三角東西岸差異為例，東岸深圳、東莞外貿依存度超100%，依賴外向型經濟；西岸廣州、佛山依存度40%-50%，以內需為主導。這一對比印證了未來中國講從“外向型模式”轉向“開放型模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即從外循環轉到內循環，同時提升經濟國際化程度。

第二，強化政府治理能力，以“法定責任必須為”凝聚治理改革合力。

張燕生特別強調政府治理體系和公共服務的現代化：“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無授權不可為、法無禁止皆可為、法定責任必須為’，其中‘法定責任必須為’是當前核心——政府需明確自身在公共服務、市場監管、風險防范中的責任劃分，通過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治理能力提升，營造穩定預期。”他警示，僅靠中央財政發力遠遠不夠，必須調動地方政府、國企民企外企、乃至個人的積極性。當年加入WTO時，中國靠“狼來了”的壓力倒逼改革，中央調整3000多項法規，地方調整9萬多項，企業主動提升競爭力，最終實現了11%的年均GDP增長、4.2%的年均TFP增長、6.9%的年均ROE增長。現在同樣需要這種全民動員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魄力，把關稅戰、技術戰、金融戰轉化為中國式現代化前行的動力。“讓想過好日子的人積極行動起來，逆勢而上，用汗水和韌性實現中華復興愿景。”

在動蕩中尋找確定性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與再工業化戰略，本質是美國對自身霸權衰退的焦慮反應。張燕生坦言，沒人能預測這場“破壞性試驗”的結局，但中國的應對之道在于 “做好自己的事”：以改革激發市場活力，以開放匯聚全球資源，以科技創新突破瓶頸。在百年變局中，穩定的內部發展與負責任的大國姿態，才是抵御外部風險的真正 “壓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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