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只有一半影子的人，就像村上春樹《海邊的卡夫卡》筆下的影子濃度比別人淡一點的主人公“中田聰”。影子從2002年我高二那年父親辦公室上吊自殺那一天起，密謀離我而去，后來愈演愈烈，活生生撕扯掉了我童年和青少年的經歷。

2002年，我正讀高二，父親在辦公室上吊自殺了。母親聽到噩耗后，當天就住進了精神病院隔離治療。

由于當時我未成年，出于保護我的考慮，親戚們向我隱瞞了父親去世的真相和母親真實的去處，告訴我說父親意外去世，母親身體不好去外地療養。

因為住院，母親沒能參加父親的葬禮，直到兩三個月后才回家。

直到那年暑假，我偷聽到親戚的一句話“哥哥活著那么痛苦，還是死了好”才產生了懷疑，我在互聯網搜索，發現父親自殺的消息上了百度頭條（父親是某國企建筑廠的技術股干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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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抑郁癥自然沒能因為一次住院便治好，從2002年她精神病病發起至2020年，母親經歷了國企下崗、四處打零工、更年期、女兒異地求學畢業結婚等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輩女人都經歷過的事，也一共住院治療了六次。

在這18年里的前8年，出于對我尚未成家立業的照顧，大家對母親的病情始終遮遮掩掩。期間，母親只是零星地吃過幾次藥。每當她興奮出格、話多、愛管閑事等躁狂癥狀時時，外婆就燉羚羊角給她喝。外婆相信，只要能把火降下來，病就好了。21世紀初，對于精神衛生、心理健康的普及程度遠不如現在。

八年間，我經歷了高中、大學畢業，結婚等重要時間節點事件，也看著因父親去世，家里失去了頂梁柱，母親不得不從幕后走向臺前，她在孤兒寡母的處境下，艱難地掩飾著內心的怯場，拙劣地演著生活的戲。

為了生存下去，她無暇顧及自身的感受，單親媽媽的重擔也一點點耗干了她的精力。

她變得不那么溫柔，甚至有點市儈暴躁，但就像海邊礁石上的牡蠣，她粗糲的“殼”里包裹著柔軟的心。

父親去世后第一年的除夕，母親的親戚們來我家坐一塊兒吃年夜飯。飯桌上，母親突然想起來還沒給我買新鞋，于是不顧大家勸阻，撂下筷子就拽著我非要去李寧運動店給我買一雙球鞋。結果大年三十晚上，我們在蕭瑟寒風中急匆匆走完一整條商業步行街，也沒碰到一家開門營業的店。

父親的去世，讓母親在崩潰的邊緣掙扎，也一度導致我沉浸在創傷后應激障礙里無法自拔。我曾無數次回想，如果我不是那么只顧自己，也許早就能客觀地意識到一點——母親也生病了，而且是嚴重的精神病。

2010年年初，我不顧家里父母兩方親戚的反對，執意嫁給丈夫。當時母親的娘家人說，男方家那么窮，婚禮擺宴是擺不起了，干脆領個證就算了。母親不聽，硬要擺酒，一桌酒席4000元，擺了十桌，那是一場精致的小型婚禮。婚禮當晚，我脫下芭比娃娃樣式的綴滿珍珠的婚紗裙，顧不上卸妝，隱忍流淚了一夜。當時親人們很擔心強撐著的母親會崩潰。婚禮后不久，母親便住院了。

那次住院，我才明確知道母親得了較為嚴重的雙相情感障礙，并且病史超過十六年。這顛覆了我對她的認定，從此，母親不再單單是母親，還是一位精神障礙患者，有時甚至后一身份蓋過了前一身份，我不自覺地同其他人一樣，戴上了有色眼鏡看待母親。

辦理完住院手續后，躁狂發作的母親被強制送進病區，她在瞬間安靜下來。我陪母親在盥洗室簡單梳洗了一下，她靠著水槽，神志有點不清，手哆哆嗦嗦地洗一次性杯子，跟我說：“你要不要喝杯茶，以后媽媽可能照顧不了你了。”這句話一語成讖。

當時她表現得像個犯了錯的小孩，靦腆自卑。看著謹小慎微的她，在那樣慌亂的情況下還盡力維持平靜，我背過身偷偷揩了下眼淚，咬了咬嘴唇，強行冷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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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每次住院（第一次住院例外，當時我并不知情），我大概遵循一周一至兩次的頻率去醫院探視。

精神病院的住院部病區是非常干凈整潔的，窗明幾凈，沒有窗簾。為了防止有病人上吊自殺，在病房內繩子、帶子、布條等統統找不到。病人們過著看似平靜的群體生活，偶爾會有病人歇斯底里。病人私人物品或公用物品丟失的情況時有發生，多半是因為病人記錯了歸置位置，或者偷竊私藏。也因此，母親時刻像防備小偷一樣警惕周圍的病友，她時常把梳子、護手霜等私人生活物品緊緊攥在手里，一圈又一圈繞著病房過道走路，由于尚在恢復期，眼神呆滯、手時常控制不住顫抖，腿腳不利索，走路歪歪扭扭。

進出探視久了，我對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間的劃分越來越模糊。這樣說可能有點麻木不仁，比起許多人提到精神病院就談虎色變，我反而覺得呆在里頭的半小時挺自在的，沒有任何滲人的緊張感。進一步諷刺地看，精神病院（尤其是一些私立的，收費較高，設立VIP看護病房的高級精神類專科醫院）反而成了一些想避世的人的現代桃花源。

循慣例，病人剛被送進住院的一周內，需要在觀察病房接受初步的鎮靜、留院觀察。那時候往往是病人情緒最不穩定、異常狂躁或低落的時候。一些病人會沒日沒夜喃喃自語，我聽過一些病人的囈語：住院費太貴了得趕緊出去、兒女不孝順把老人房子占了、連考了幾年公務員都落榜、老公在外面有妖精了……這些煩惱普通人都有。

我記得一個十幾歲、眉目清秀的小姑娘，她天生腦癱，被家人送到了精神病院看護。剛住院的時候，她只會爬行，智力發育還停留在三歲小孩階段。她見到人就會發出“抱抱、抱抱”的聲音，然后給來訪的人一個緊緊的熊抱。許多人被她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忘了做出反應。我也被抱過，當時只覺得她很可愛，只是個缺愛的少女罷了。被抱的那一刻，與她四目相對，清澈透亮水靈的眼睛，我至今難忘。我丈夫也被她抱過，當時他僵硬地杵在原地，等待救援。這也是他唯一一次去精神病院探視丈母娘。

3

死者為大的倫理傳統，對于生者、尤其是未亡人來說總歸是不公平的。

“你阿爸死了，把我的心也剜掉了。你媽生這病，我就跟吞了老鼠屎一樣惡心。”對于喪偶的兒媳婦，作為婆婆的奶奶怨氣森森。

外婆也不止一次說過死錯人了，偏偏死的是這么優秀的女婿。

2014年，在我預產期臨近時，53歲的母親整理出自己十八九歲還沒遇到父親時的三幅照片，并沖洗放大用相框裝裱起來掛在她的臥室里。

照片中的她，臉色紅潤、身材勻稱，穿著杏色風衣，精神抖擻地側立著，回眸一笑百媚生，短發的她眉宇間露出颯爽英氣。

10月18日，樹兒出生了，新生命的誕生帶來的狂喜與焦慮，成了壓垮母親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雙相情感障礙發作了，無暇照顧她的我只好再次把她送進了精神病院。

10月19日，樹兒出生的第二天，我抱著嬌嫩的、尚在襁褓中的她站在病房陽臺上曬太陽。陽臺一角放著一個高筒玻璃花瓶，里面插了六株黃澄澄的、笑容燦爛的向日葵，那是母親發病住院前一天送給產房護士的禮物。每當母親犯病，經歷狂喜的波峰時，她就像梵高附體似的，熱情贊美周圍的人事。

母親住院不久后，我去探望她，她故意撇過臉不看我，然后仰起頭，一點點漲紅了臉，隨即爆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哭喊：“老公以那么不名譽的方式死掉，辛辛苦苦養大了女兒，女兒不爭氣沒出息，爛良心！剛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把老媽關進了瘋人院這個鬼地方我女兒真是豬狗不如！”

再后來，她在與坐月子的我通話時，開始不停地詢問奶粉一罐多少錢，尿布一包多少錢。

母親這次出院時，臨近過年，她在當天就上菜場買了一大堆雞鴨魚肉把冰柜塞滿，在廚房里忙轉了一下午，鄭重其事地給自己燒了一頓飯：“醫院里的飯菜是豬食，那米我咽都咽不下去。”

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她，對饑餓、食物貧乏的恐懼深深嵌進她的腦子里。

住院期間，她托我捎帶幾個蛋黃油一點的咸鴨蛋，她埋怨醫院里伙食差，得靠咸鴨蛋下飯。

4

一個人如果長期遭受病痛的折磨，她/他的面部五官會發生變化、挪移、扭曲，就是俗話說的病得都沒人樣了。當母親看到自己因生病而變異的眼神、面容、身體姿態，她作何感想？

以我的親身經歷來說，對于精神障礙患者的歧視有兩種，第一種認為她/他不正常，因此否定其大部分決定、行為；第二種苛責她/他，以普通人的為人處世的標準要求其必須表現得正常。

母親受到了這兩種歧視，我對她的歧視屬于第二種。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對母親的發病是懼怕的，一旦母親的眼神顯得有點呆滯，或者眼白變多了，性子變急了，嗓門提高了，我就膽戰心驚。

母親第三次住院出院后整整一年，我為了不表露出對母親的懼怕，夾在襁褓之中的女兒與她之間過得戰戰兢兢。

在日常生活中，我對于修補、歸位近乎偏執。情況最嚴重時，看到自家門口過道垃圾桶里出現一些家里扔出去的半舊不新的東西，就懷疑母親又病發了。每次疑神疑鬼之后，又會內疚自責。丈夫也一度覺得生活沒了指望，全家會被丈母娘的精神病拖死。那時我們夫妻關系降到冰點。

事后證明是我們太過焦慮了，放大了母親的異常，過分識別她的精神障礙標簽。

實際上，母親正朝著恢復正常的方向一點點改善。

心理醫生提醒我，對于任何一位病人來說，長期服藥都是一件很痛苦的、需要毅力的事情，更何況是對自己的疾病沒有清醒認知的精神障礙患者。

母親的病總是斷斷續續發作，最嚴重的時候，她會扔光、砸光家里的東西。

每次面對一屋子的破爛碎片，或者是被蓄意掏空的甚至顯出一股侘寂美學的家，我會沮喪，但不至于絕望。只要家里的一排排相冊還在，只要外公留給母親的遺物還在，就證明母親沒到生無可戀的地步。

但每多收拾一次風卷殘云后的家，我對相冊的討厭就加深一分，甚至想把它們付之一炬。它們的存在總是提醒我，曾經我有一個完整溫暖的家。

過去的沒有真正過去，回憶強勁有力地干擾現在。過去的生活，好的壞的，全被塵封在相冊這一有形的物質載體里，就好像經過特殊防腐處理的古埃及木乃伊，托相冊的福，過去的生活得以永生。

因而，在那段時間里，我雖然和母親同住一個屋檐下，朝夕相處，但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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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母親第四次住院，我終于放棄了找回原先的自己回憶（假想）中的母親的企圖，開始試著接受全部的、現實的母親。

生活無法簡單歸零，它一環扣一環，只接受階段性康復的母親，而排斥生病住院的母親，這樣對母親來說太不公平。母親只是如同大多數雙相情感障礙患者那樣，竭力融入人群中去學習、工作、生活。

“你看這張照片，照片上的小丫頭可不可憐？”

2017年12月17日，母親給我看她的外孫女、我女兒的照片，照片中的小丫頭樹兒正在地上爬，被抓拍到爬行時揚起頭的一刻。

說著說著母親便哭訴起來：“我就是俄羅斯套娃，剝開一層還有一層，這么些年做人一直藏著掖著。”

“你媽就是這件破衣服，外人看起來你媽干凈、精神，其實里面就是這條破爛衣服。”母親拿起一件已穿了三年多的天藍色底白碎花沒過膝蓋的長袖直筒連衣裙跟我比劃。

“我把家里鑰匙丟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你的心怎么那么硬，我把鑰匙丟了，打不開門了。我還夢到帶樹兒出門玩，但把孩子弄丟了。孩子怎么就丟了呢？”母親哭紅了眼，處于崩潰邊緣的她，即使到了快要病發的程度，仍舊被迫帶著一絲克制。

我坐在母親臥室的床邊，收拾折疊曬干的衣服，避免與她四目相對。

當時的我害怕母親，把母親當成了即將失控的瘋子。我害怕樹兒看到奶奶躁狂發作的一幕，丈夫則警惕地抱著樹兒躲進了臥室，反鎖門。

12月20日，母親在外面亂跑了一天，找不到回家的路，差點失蹤了。

我突然意識到，也許母親的時間表也停在了父親死亡的那一年。這些年里，她壓抑著自己，努力達到社會條條框框的要求，疲于奔命，直至外孫女出生，她的時間意識徹底混亂了。

也許母親不止回到三十年前，她可能回到了三十五年前，那一年她剛認識父親，正在跟父親自由戀愛。為人妻、為人母的擔子還沒壓到她的肩上。她的心底，一直住著一個在楠溪江畔揀鵝卵石、吃咸菜菜頭的鄉間小姑娘。上世紀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災害，外婆將母親寄養在鄉下親戚家，到了上小學的年紀才返城。

每當母親雙相情感障礙臨近病發時，她無論怎么慌亂，她都會記得回家的路，這是她神志狀態的底線。

然而這一次，她的底線被突破了。

“女，綰后髻、57歲，身材偏胖，身高163厘米左右，離家時穿綠色連帽風雪衣、斜挎玫紅色運動包、穿平跟繡花黑皮鞋，有留意者請于我聯系，聯系號碼XXX。若能找到，必當面酬謝”。我在提心吊膽等她回家的間隙，發出了尋人啟事，一時間，親戚朋友同學在微信圈紛紛轉發。

直至21日0點左右，距離她20號早晨七點前出門，已經過去了接近18小時，母親終于按響了家里門鈴。

那一刻，我如釋重負。

“走得太熱了，我出去玩去了，先洗澡了，明天再聊。”大冷的天，看著三更半夜回家，手機、手提包都丟了的披頭散發的母親，我明白她臨近爆發了。

我無法想象母親經歷了怎樣灼熱心焦的一天，也許她漫無目的地暴走了一整天。

午夜回家后，她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大約安靜了三四個小時，然后開始淋浴。由于精神障礙的發作，她的復發性濕疹加劇，全身瘙癢，沖涼可以暫時性壓制身體不適。隔壁的我，聽到了浴室里乒乒乓乓的動靜，那是母親在砸東西，或者通搗地漏。

凌晨四點，樹兒醒了，她仿佛預感到會有事發生，一聲不吭坐那兒乖乖地讓我幫她穿好衣服。等樹兒被送到了信任的親戚家后，我們開始著手把母親送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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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1日早上9點多，母親把自己反鎖在衛生間持續沖澡已超過三小時（母親每次發病都會不停地沖澡，把所有可以撕掉的東西撕個粉碎，沖進抽水馬桶，事后疏通馬桶時會清理出剪碎的內褲、中老年前扣式文胸等雜物，反復沖洗陽臺和廁所，仿佛可以沖刷干凈一切骯臟）。我叫來了開鎖師傅，強行破門而入。

赤身裸體的母親，拿著淋浴噴頭出來，她把水管當成武器進行自我防衛，她一邊沖我們噴水，一邊大叫“你想我死啊，想我死啊。”

我跨坐在母親腰部，壓制她的掙扎，想趁醫院救護車來之前給她穿上衣服。

“我養了你三十年，三十年，你為什么這么對我！”

“把衣服穿上，把衣服穿上，穿上！他媽的！”我牢牢鉗住她欲掙脫的右臂，最終我的咆哮壓過了她的怒吼。

隨后，救護車到了，醫院護工出現，母親立馬安靜下來，任人擺布穿上了衣服。

“她知道自己今天躲不過去了，所以鬧一下，你看，我們一來她就蔫了。”經驗老道的護工說。見慣混亂場面，身經百戰的兩位護工，做了一個善良的決定，在給母親穿上衣服后，并沒有為了方便“押解”而反綁母親的雙手。我們盡可能“體面”地扶著母親上了救護車，小區里的鄰居彼此心照不宣，回避一旁。

與護工為保留母親尊嚴的出發點不同，我當時想幫母親穿上衣服，夾雜著家丑不可外揚的私心。事后想想，人都瀕臨崩潰邊緣了，哪顧得上裸體不裸體的社會禮儀呢？

在救護車里，穿著墨綠色連帽風雪衣的母親戴上了帽子，頭偏向車窗，沉默不語。

那一刻，她也許感受到了眾叛親離的滋味。

“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母親第四次住院時，一直說這句話。

巨蟹座戀家的她會說出這句話，我有點意外。按照之前的住院慣例，她應該是頻頻要求護士打電話催我到醫院接她出院。

以往母親發病時一直是偏躁狂的，但這一次她偏抑郁了。諷刺地說，我寧肯她躁狂，也不愿她抑郁。

因為患者躁狂會令身邊的人痛苦，而抑郁會令患者自己痛苦。

活著和死了是截然相反的兩件事，這個看似廢話的道理，我卻花了十幾年才開竅領悟。

住院半月內，我與住院醫生徐大夫溝通了三次。徐大夫反映，母親看上去很傷心，不愿意見家人，不愿意跟醫生聊天，行為有點混亂。

我猜測，這次母親傷心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女兒的冷漠。她的女兒出于自我保護防御，也像她一樣盡可能淡化一切情緒反應，刻意令自己遲鈍，外在表現出來就是鐵石心腸。

母親第四次住院手續辦理妥當后，我開始一點點清理“災難”的廢墟。

收拾母親的房間，在一屋子散落的撕碎的密密麻麻、詞不達意、語無倫次的紙片里，我找到了一張她留下的字條：“我太疲倦了。人生短暫，應該放飛自我。”

我開始回想起來，其實母親的病情恢復良好出院后，她表現得跟正常人相差無幾。出門買菜時，她會站在鏡子前涂口紅梳頭發認真捯飭，成天當拇指俠刷朋友圈與一幫花樣大嬸約起來玩，入秋轉涼了就坐電視機前看婆婆媽媽的家庭劇，給小孫女織毛衣。

我慶幸，母親沒有選擇父親那種決絕的方式，給了她自己，也給了我用余生去修補裂痕的機會。

2017年12月22日，收廢品的阿公站在我家門口，我端著從書架上搬下來的厚厚的相冊，三五本一摞，扔進阿公帶來的滾輪式垃圾回收箱內，來來回回反復了十幾趟，終于把看不順眼已久的書房里的相冊扔了個精光。

再見了，那美好的該死的過去。

我高興得心里默念：這下可以徹底跟過去告別了。

自從父親死去的那一年起，我總惦記著把相冊都扔掉。那些相冊記錄了我的童年、青少年，父母年輕時候的樣子，父母親的工作照，母親作為本地業余攝影家協會的會員拍的作品……

在母親住院期間，我每周打一兩個電話詢問醫生她的病情。徐大夫一直回復，母親的狀態不好，晚上睡不著，正在吃藥、調藥，目前正想辦法解決她的失眠問題。

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聯想，精神病院就像幼兒園，病人不肯睡覺類似于孩子不肯午睡，都會令護士、老師頭疼。

不同的是，前者失望甚至絕望，后者還是存有希望的。

57歲的母親，重新變成了幼兒園里的孩子，害怕孤獨、害怕被拋棄。

在母親病情臨近發作的前一個月里，母親不停地約朋友們出去游玩，她披上大紅大綠絲巾，銀杏樹下花叢邊拍了許多賞花照。

我原本以為，她是覺得在家待得壓抑，想出門看看風景散心，沒有想到，她可能即使置身在山花爛漫中，心中的悲傷、郁悶也無法排解，照片越鮮艷，內心越陰暗。

當時二姨因患癌住院，幾度病危，母親在照顧二姨隔幾天后一定會出去玩一天。外婆不理解母親，罵母親冷血，說她瘋了，姐妹都快死了，還老出去玩。后來隨著二姨病越來越重，母親出去旅游的頻率越來越高。

其實我明白，母親不是貪圖享樂，她只是想逃向別處，逃到一個不會拿異樣眼光看她，不了解她過去的地方，她沒辦法以平和的心態接受妹妹即將死去的現實。

7

母親住院一周后，我開始試探性地問樹兒，要不要去見奶奶。

樹兒對于奶奶的“消失”，起初絕口不提，偶爾會站到我面前說一句“奶奶生病了”。她是個分不清陳述與疑問語氣的孩子，如果有疑問，她會反復以陳述句的語氣來問大人。

“我們去看看奶奶，好不好？”

“不要，害怕奶奶。”每次提議帶她去見奶奶，她都拒絕。

最初，聽到電視劇里的門鈴聲響起，樹兒就會紅著眼睛想哭，“奶奶回來了。害怕。”

慢慢地，樹兒的害怕程度有所減輕，也愿意偶爾提起奶奶。

考慮到樹兒的敏感，（她很早就發展出恐懼心理），我猶豫到底要不要帶她去精神病院。畢竟她是一個聽到剁曬干的醬油雞的聲音都會掉眼淚發抖的孩子。

權衡再三，我還是決定賭上一把，畢竟奶奶和孫女朝夕相處了也快三年。

住院部四樓，樹兒的個兒還沒護士站的辦公臺面高，母親從一道鐵門口走出來。

“樹兒，樹兒。”母親一把抱起了孫女。

樹兒對奶奶有點生疏，楞了一下，然后像考拉熊一樣，手臂摟著奶奶脖子，粘在了她身上。這孩子向來不愛說話，她表達喜歡、愛意的方式，就是一言不發直接擁抱或者親對方的臉。她沉浸在與孫女見面的喜悅里，目不轉睛地盯著樹兒。

五六個平方的會見室里，樹兒不停地來回轉悠，她不愿意一直坐在奶奶腿上，靠近奶奶，又跑開，茶幾底下鉆進鉆出，會客長椅上攀上滑下，片刻不得閑。

樹兒的快樂感染到了母親，她突然像個孩子似的開心地跟我講起一件小事。

她告訴我，前幾天護士帶她去體檢，她們看到樓頂天臺上有兩只貓，一黑一白，互相被對方吸引了，打招呼，還繞著轉圈。

“貓也懂感情啊，這兩只貓可愛死了。”母親又能從心底感到高興了，這表明她從自己的壓抑中又走出了一點點。

“奶奶抱。”會面結束，樹兒意識到要跟奶奶再見了，嚷著要奶奶抱。

母親抱起了孩子，在她紅撲撲的臉上親了兩口。

“不疼小，不為老。”一旁的護士長說。

“樹兒，媽媽今天謝謝你。謝謝你沖著奶奶笑。”會見結束，我蹲下身，平視樹兒。

對于這么小的孩子來說，我不可能跟她解釋得更多。安全、隔閡、接納、拋棄等概念，這些成人世界的東西，小孩未必能懂。樹兒得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她有一個特別的奶奶，這個奶奶有苦難，需要幫助才能平安地度過晚年。由于特殊的住院經歷，奶奶看待她自己和世界的角度與普通人有點不同。奶奶的心里有一塊長滿雜草的地，她在艱難地遏制更多孤獨的、慌亂的種子在土里生根發芽。她是一個慈祥與暴躁、快樂與悲傷并存的奶奶。

猶豫再三，我還是告訴護士長，過年不接我媽出來了。

“現在，誰家的生活不是一團亂麻？實實在在的，比什么都好。你別害怕，怕也沒用。”她投來一絲稍帶指責批判的目光，或許是見慣了精神病院里家屬與患者的隔閡、紛爭，她也沒有深究苛責什么。

然后，我當面跟母親說了過完年再接她出院。母親瞥了一眼我帶來的滿滿當當的年貨：“良心被狗吃了，東西統統拿回去，我不要！”

2018年，是母親第一次不在家過年，也是我人生第一次除夕不看春晚，第一次被過年的形式感壓得有點喘不過氣來。

父親那邊的親戚們怕我過年冷清，從臘月廿八開始一直到除夕，三戶人家各自請了我們一頓團圓飯。宴席上擺出過年用的高腳碗，炒年糕、蒸八寶飯、燉河豚、清蒸老虎斑、炸帝王蟹、肥牛火鍋……雖盛情款待，但一桌子人卻難以笑飲暢懷。

大年初三，去醫院探視，告訴母親月底接她出院，初八會再來醫院與主治醫生見面，談準備出院的事宜。

會見室里，母親比上回平和了許多，咬著帶來的溏心蘋果，跟我聊起了年夜飯。

“除夕大家都沒出去過年，來了好多家屬，帶了醬油肉、黃魚鲞這些過年的酒菜來。我們分著吃。初一還吃了一頓燒鵝。后來的飯菜就難吃了，沒好菜。泡面很香。”

“泡面？醫院里讓你們吃方便面？”

“幾個人吃一碗，你吃幾根，她吃幾根，還爭著喝湯底。”母親一邊說，一邊呲溜呲溜模仿吸面條的動作：“你下回來看我，記得帶幾包榨菜、豆腐干、鹵雞腿等咸味的零食。年夜飯我蹭了別人不少吃的，要還給她們。”

2018年2月底，母親出院了。

出院后第一周，母親急于弄清楚自己的存款、退休金是否有在住院期間被我挪用，在住院費用預繳余額是否已返還等涉及金錢方面的事情外，基本上很少與我交流。

在查了銀行賬戶后，她放心了。

其實她在一次住院探視中，她就念叨過了：“你們心真黑，花我自己的錢讓我住院。你們騙我去住院，這錢就該你們來出。我這回住院花了萬把塊，你們知道一張一萬元的存單我得省多久才能存得下來嗎？”每回犯病，她都會埋怨精神病院住院費貴，住院就是浪費錢。

一切妥帖之后，她急著與老同學、老同事、教友重新取得聯系，但由于我在她住院期間搜查了她的手機，把微信朋友圈里疑似有不良影響的人拉入黑名單，并退出了所有我認為可能是詐騙、傳銷團體的群組，她被迫過了近一個月的寧靜日子。

后來，她重新回到唱歌班（2017年時，參加了一個業余歌唱班，七八十位年齡五十歲以上的阿姨每周在社區提供的臺階教室里放聲高歌，阿姨們大多穿顏色鮮艷的服飾，與跳廣場舞的中國大媽類似，享受退休后的生活。除了中途住院的近三個月，她沒錯過一堂課），并參加教會生活后，才又慢慢地與以前的熟人取得了聯系。

現在想想，自己當初的行為有點納粹，是假借愛的名義的控制。我憑什么決定母親跟誰交朋友，跟誰斷交？我這么做比偷看孩子日記、信件的媽媽的做法更過分。

8

我曾以為母親是雞蛋一樣的女人。買過雞蛋的人都知道，買散賣的雞蛋是件麻煩事，由于雞蛋經不起磕碰，如果不用專為裝雞蛋設計的紙盒子盛放雞蛋，拎一袋脆弱的雞蛋回家，路上得分外小心，稍一顛簸就可能雞飛蛋打，蛋液四流。照顧母親，得像照顧雞蛋一樣，否則她就容易受傷。但后來，我才意識到這個想法是錯誤的。正如電影《媽媽》里年過八十的母親對患老年癡呆的女兒所說，這個世上的人大多數比你想的堅強。一直以來，母親盡己所能地照顧我，她不是拖累。即使是生病住院了，那花的也是她自己的退休金。

在我和母親共同生活的這些年里，我事實上成為了送母親進精神病院的決定者，因為我的決定，她被限制人身自由，接受藥物以及其他治療。這種情況下，也難怪母親無法純粹地只把我當女兒看待。她是個相信愛，渴望擁抱愛的人。不幸地是，她的至親——女兒，是個刺猬一樣的人。

母親第四次出院時，醫生反復交代里她的吃藥問題，每天按部就班給她配藥成了我的一項重要工作，也許往后余生的每一天，我都必須做這件事。

每天晚上，我會端一杯溫水讓母親服下晚上的藥，而后打開空了的藥盒添加隔天服用的早中晚三餐餐后的藥。

母親好強，六十歲不到的她，每回多干一點家務，右手手指就會水腫，可她還是打了雞血似地加油干，干完就倒頭大睡。她的精力大不如前，稍微干點重活，就需要休息一兩天才能復原。有時候，聽著隔壁房間早早睡下的母親震耳欲聾的呼嚕聲，我會感到無奈。

監督她在較長時間內（不確定是否需終身服藥）按時服藥，不擅自斷藥，成了落到我肩上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每個月月末的周一上午，我都會陪母親去精神科復診開藥。每次陪她去醫院復診，我都有點心理負擔，擔心她不肯去醫院，不愿吃藥，或者當日醫生不坐診。母親時常嘮叨說想自己去看病，不需要我陪。但我總是拒絕：“你就當做讓我安心，讓我陪你一塊兒去吧。每個月陪你去見一次醫生，開一次藥，我才能心定。”醫院成了我和她唯一共同外出的地方，也許在別別扭扭的陪伴過程里，母親能感受到來自女兒的一絲關愛。

我和母親幾乎不會手挽手走路，總是一前一后地走著，心里磕磕絆絆的。一路上我得時不時回頭，提醒她靠邊走，注意來往的車。母親則抱怨天太曬、路太遠、我太啰嗦……

大約兩三個月后，2018年五月中旬，母親冷不丁地跟我說，她想換醫生，不再看徐大夫的門診，換成去年發病住院前一直去看的谷醫生的門診。我聽出了她的話外音——她想減藥。

谷醫生是母親十幾年間看過的精神科醫生里開藥最輕的醫生，并且他始終相信母親狀態良好。用他的話說，我母親是一個有素質的女人。

母親透露出的減藥想法，在我心里猶如平地起驚雷，腦海中閃回般出現大約三年前，樹兒半歲左右常做的噩夢——陽臺上，發作的母親把樹兒扔了下去，然后丈夫一刀一刀發狠地砍著丈母娘的脖子。那個夢里除了樹兒凄厲的哭叫外，鴉寂無聲，能摸得到頸動脈被割開后鮮血汩汩流出的溫熱腥臭。

母親犯病循環反復將近二十年后，眾人達成一致，做了一個決定：肯吃藥就在家呆著，不吃藥就送進去。沒有人想過這種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是否正確。畢竟與消除恐懼隔閡、恢復信任這些比起來，在事態超出控制時強制住院治療相對容易操作得多。

“你媽媽是個情感很豐富的人，她沒把自己封閉起來，她對外界是敞開的，渴望與外界多接觸。”谷醫生認為，現有的藥量已經能夠幫助母親保持穩定的心境。曾經控制欲、保護欲強烈的母親，在四次被限制人身自由后，迫于自身疾病現實，收斂了許多。而那個曾經渴望掙脫令人窒息的母愛束縛的女兒，卻變成了她曾一直反抗的母親的模樣，重蹈覆轍。

“醫生，你得給我減藥啊，這藥（喹硫平片）吃得我每天都迷迷糊糊，一天到晚睡覺。還有這種(丙戊酸鈉片)，吃了根本沒有用，而且夏天溫度高起來，外面那層白色包衣會融化，早就該停了。”母親抱怨道，語速略快，情緒略激動：“我都故意讓自己下午遲點吃中午的藥，我已經一個禮拜晚上睡不著覺了，起碼夜里十二點過后才睡得著。”

結合母親的陳述，谷醫生翻查用藥記錄，發現母親話里的漏洞，部分情況與事實不符。谷醫生目睹了她焦躁的一面：“我們減點藥試試看，減藥的過程不能著急，我已經一下子減較多了。”

9

同樣在2018年，我被確診雙相情感障礙后，開始對于母親的痛苦能夠感同身受。我終于對一個問題，即，為什么父親臨終前母親沒能好好照顧他，釋然了。因為當時母親也生病了。怎么可能指望一個重度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去照顧另一個重度癔癥患者呢?我消除了對母親的恨，與她和解了。我在經歷心理遺棄、重新接納母親的過程中，試著為改善母女關系做出點切實的努力。而經歷過母親的數次住院，我也暗下決心，將人生目標定為此生不住一次精神病院。

母親的生活（按年計算），被分割成了住院前、住院期間和出院后三段。誰也不清楚，將來她是否還會在精神病院過年，發病間隔是否會越來越短。

但母親從來不跟我說她的情緒感受。我們之間有親密障礙。

這障礙始于十八歲那年，她拽著我的手，站在立交橋出口，說：“你再這樣下去，我們一起死吧。”當時，一輛皮卡差點撞上我們，司機探出頭來罵娘。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看似牢不可破的隔閡，深埋彼此心中的芥蒂，應該有一個缺口，一個通往打破隔閡、消除芥蒂的缺口。

我能為她做些什么呢？

想來想去，只有一點，陪伴。讓她知道，她不是孤軍奮戰，在與疾病抗爭的道路上還有我這樣一個戰友。

收到書面的《解約拒賠通知書》是8月中旬。在那之前還做了哪些事呢？

我想到保險官司還是避免不了，那還是先把病解決了，我去了之前憑超聲圖像就給我“下判決”的消融專家那兒，想現場排隊加號，人太多失敗了（初診時說直接去即可）。然后得知那位專家剛巧要停診1個月。

以及，通過投保平臺和保險公司的客服轉交，再等來電話后，哀求理賠員。這次的理賠員起碼態度沒有上一次那么惡劣，我說過最夸張的原話是：“你們真是要把人逼死了。‘保險’的性質，不就是應該在人遇到難處的時候，提供保障的嗎？”

沒什么用。

這時要考慮的已經不止按我的“計劃”，“能否裸辭，換種生活方式”了，還有我現實的存款余額問題，還有我漏雨的房間9月20日就要到期了……我恢復冷靜，開始打12378投訴（以前叫銀保監，現在叫國家金融監督管理局）。往后一系列行動的動因依然是，行政途徑應該還是要比司法途徑解決問題快。

最核心的依據是，那條“耍花樣”的“等待期條款”，本身就在銀保監的“負面清單”里。“負面清單”的效力有可能低于法律，但起碼是一種監管部門每年都發函警示保險業的行業規則，涉及等待期的原文是：

部分產品條款中約定將等待期出現的癥狀或體征作為在等待期后發生保險事故時的免責依據，而癥狀與體征均無客觀判定標準，侵害消費者利益。

函文拗口的話簡單解釋下：“結節”就是“癌”的前期體征，“結節”和“患癌”之間沒有必然因果。擴大來說，百種重疾正式確診前都有各種身體癥狀，而有那么一類等待期條款所采用的文字游戲，就是給拒賠預留的陷阱。

我也查過一些公開法院判例，別說處于“爭議重災區”的等待期問題，就算是很多在投保前就明確違反了“健康告知”的投保人，都取得了勝訴——原來，某些保險公司，就是“在法院門口才理賠”。我還有一些具體情況中對自己更有利的證據（甚至直接提供給了對方讓其權衡）。但我覺得，沒有時間了。

12378的處理流程，是轉辦至北京監管局，北京監管局再轉辦給保險公司的投訴部門。投訴人員告知：不改結論，你訴訟吧。

我再問12378，表明“自己處理自己的投訴怎么可能解決，能不能請求監管介入”（對方又主動轉辦了一次，保司態度一樣），接線員說，你可以直接給監管局寫信。

其實是母親先一點點打開她自己的，她試著拐彎抹角地說出心里的感受，告訴我近來發生的新鮮事，微信轉發一些她看過的視頻、文章。

而我，在朋友圈設了限制，不讓她看我的朋友圈。對于她發來的消息也不怎么感興趣，極少回復。

我躲在自己的蛹里，我與母親的關系，就像家里年久失修的木地板——踩上去晃晃悠悠的。板下鋪就的骨架因受潮、蟲蛀，導致走路時一塊塊木板此起彼伏，像彈鋼琴。

曾經的我一直擔憂生怕地板塌陷，小修小補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可當我打算成為母親戰友的時候，我反而期待地板坍塌那一天的到來，那樣反而引刀成一快。也許在內心深處，我不相信母親會有治愈的那一天。只要母親突然表現得很快樂，跟我說世界真美好之類的話，我就擔心這是躁狂征兆；如果她安靜地坐那里抄抄寫寫，我又會擔心她在反復回憶痛苦的經歷；燒菜多燒了一兩盤、一個月內買了三四次衣服，我就懷疑她開始無節制地消費了……

與母親聊天時，我習慣性低著頭回答，或者背對著她邊干活邊回答，而不是注視著她的眼睛回答。母親是個愛說話的人，年輕時就有說話漫無邊際、抓不住重點、愛添油加醋的毛病。年紀大了，說話沒年輕時那么夸張，但卻越來越零散冗長。三十歲之前，每次母親散講時，我就會打斷她的話，要求她講重點。年過三十之后，我隱而不發，假裝認真傾聽，要求自己得時不時地回應一兩句，讓母親把事情慢慢說完。母親是家族里唯一在任何節假日都要發祝賀短信和慶祝表情的人。

2018年7月3日，歌唱班春季學期的最后一堂課，母親和其他學員們上臺大合唱《站在草原望北京》。

為了大合唱匯演，母親每天練習，家里天天播放這首歌，她還手抄歌詞一遍又一遍。“你要不要去聽我們的合唱？”母親小心翼翼地提議。我糾結了一下，婉拒了。

我很少和母親一起出門逛街、買菜。在家里還能較融洽相處，一起出門我和她兩人都會覺得有點不太自在。最近的一次母女長途旅行還是在我初中畢業的時候。自那時起，她和她的閨蜜一起旅行，其中一次馬來西亞旅行，她在旅途中發病，扔掉了大部分行李，我在她僅存的箱子里找到了一張酒店賠償單，根據單子上的英文說明，推測出母親砸壞了酒店浴室內的一些用品。那次她旅行回來，產生了被害妄想，覺得有組織在監聽她。她剪斷了家里所有的電線，用膠布把所有的電源插孔都堵上，砸碎了一屋子的東西。當時的她應該很害怕，害怕被“壞人”抓走。

大合唱結束，母親發來了現場照片和視頻。母親與其他十幾位年齡相仿的阿姨站一排，全體成員一襲黑色連衣裙，系天藍色方巾，神采奕奕地唱著“站在草原望北京”。合照中母親昂首挺胸，仿佛穿越回了那個強調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年代。其實，母親能堅持學習唱歌是不容易的。歌唱治愈了她一部分孤獨的心。我和母親的關系發生了錯位，我成了母親的“母親”，她成了女兒的“女兒”。像任何博取關注的小孩一樣，母親總是找機會跟我聊上幾句，旅行每到一地就跟我報平安、發游客照。而我就像其他一天到晚只顧手機刷屏的無聊父母般，敷衍幾句。

“你媽這病是沒得治的，你在XX醫院給她安排一個單人病房，讓她長期住下去，一直住到她死。你媽每個月退休金再加上你們貼補一點，單人病房還是住得起的。”

“你得擺正好自己的心態，對待你媽，把糟糕的、晦氣的事都撇清。你現在結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和你媽是兩家人了，懂嗎？”

事不過三，母親住院第四次后，一些思想上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的人，因為母親的疾病而全盤否定了她存在的價值。

在他們眼里，母親成了累贅，因病返貧的罪魁禍首。

他們跟我說，樹兒可憐啊，要跟這樣的奶奶一起住。

但他們看不到，擁有一位特別的奶奶對一個小女孩來說，也有其幸運的一面

。比如，當樹兒拿著畫筆往墻上、冰箱上、衣柜上亂涂亂畫時，奶奶不會厲聲阻止，反而會夸她畫得挺有藝術感。聯想力豐富的奶奶，還會站在樹兒的“壁畫作品”前，煞有介事地與孫女討論她畫的是什么。

我很慶幸，自己不是一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對于一個女人來說，妻子、母親、奶奶，要扮演好每一個主動接納或被動降臨到她身上的角色，絕非易事。生活是一次又一次艱難的嘗試，無畏地走下去，這本身就很有意義。

在一些人的眼里，母親是個受上天懲罰的人。反反復復的住院出院，形成了一個沒有希望的死循環，這讓人聯想起接受不斷推巨石上山，然后巨石又自山頂滾落的懲罰的西西弗。難道母親真的沒有希望了？西西弗的重復毫無意義？

不是的，西西弗不是在機械地重復，他沒有被巨石壓垮，也沒有選擇放棄，他終其一生都在與命運抗爭。

不能用結果的成功與否，去倒推判定過程是否有意義，過程本身就是存在的意義。也許折中“結果導向”和“過程導向”的認知方式，可以幫我們在“功利”和“情懷”之間獲取平衡。

10

2018年12月末開始，母親開始變得有些“快”（躁狂的替代詞）。她的“快”有點超出了可控制的范圍。這可能與沒有按時按量吃藥有關。

結合母親前四次犯病住院的經歷，我摸索出了母親瀕臨雙相情感障礙爆發臨界點的一些規律：1.胡亂重復地買東西（比如買一箱又一箱根本吃不完的水果）;2.深夜睡不著，早上起得很早,連續數日精力異常充沛；3.瞞著我一點一點扔東西；4.受不了一丁點臟亂，成天洗刷陽臺和廁所；5.一天到晚刷微信朋友圈，往外跑，整天都很忙碌。慌里慌張地去見同學、前同事和教友，見了面又急急忙忙往家里趕，一天來來回回折騰五六趟。

那段時間，母親一直在拍照片，然后沖洗出來，分成七份，打算過年前送給七位親戚朋友。另外她向教會要了七本圣經，一并送給那七位親戚朋友。我趁她不在，偷看了一下沖洗出來的相冊，里面的照片都是有關家和樹兒的，其中大部分拍得比較模糊。我提前給親戚朋友打過招呼，希望他們能收下這份禮物，因為如果拒絕，可能會傷害到原本就心思敏感的母親。親戚朋友對母親的病知根知底，都善良地答應了。

與之前四次情況不同，這一次我想再給母親一次機會，盡量不要送她住院。我會勇敢一點，直面正在失去控制卻不自知的母親，盯著她吃藥（哪怕會因此而爭吵）。希望能通過藥物壓制舒緩，讓母親的躁狂癥狀從巔峰跌落到一個合理區間。

與此同時，母親正在以她獨有的方式發送求救信號。

2017年住院前，她留下了一張“放飛自我”的字條，署名7222222。2019年在她準備送人的相冊是神的開頭。作者：7222222。

可惜很少有人能聽懂她的求救信號。

“喂，請幫我預約下周二的X醫院普通精神科徐醫生的門診。”我預約了母親此前住院時的主治醫生徐醫生的門診，向他求助。希望母親這次不必再住院，能過個安穩的年。

2019春節臨近，母親很匆忙，忙著打掃、備置年貨，睡眠時間明顯減少。

速凍牛排、鴨胗、鵪鶉、子梅魚、槍魚、黃魚……冰箱和冰柜里塞滿了各式各樣的肉。她熱絡地聯系許久不聯系的朋友和老同事，登門拜訪。她總是走在送禮的路上。她送得慌亂，收禮人收得莫名其妙。每天，她都瞧一眼畫滿圈圈的日歷，忙碌地東奔西跑。收到禮物的人家紛紛打電話給我，有的委婉、有的直接，他們提醒我——你媽媽有點不對勁了，要盯著她把藥吞下去，或者直讓醫生把藥開得重一點。

“媽，你最近有點太快了，記得吃藥，這藥能幫助你慢下來。”我暗示她要堅持吃藥。

“快過年了，要準備的事情一大堆，慢了怎么干得完？平時慢點沒關系，現在必須快！”看著她不停地來來回回，過于興奮活躍的樣子，我的擔心加重了。

她就像一只氣打得太足的氣球，只需要輕輕一戳，就會泄氣干癟。

我無法百分百確定，母親是躁狂發作，還是年關將近引發的焦慮。

也許這回只是虛驚一場，母親不會如大家臆測的那樣在2019年春節住院。

但是，很快母親就買了向日葵。每次犯病前，母親都會買向日葵。因此，原本象征積極向上的向日葵在我眼里成了絕望之花。

臨近母親發病的時候，我和她的關系就會劍拔弩張。我心里的惡被母親的慌亂急促一點點喚醒，終于在1月28日夜里爆發出來。

當時，我端了杯水，手里拿著藥，準備監督母親吃藥。

“你到底怎么了，天天盯著我吃藥？”

“你把藥吃下去。”

“這藥吃了就想睡，我會吃的，不用你盯。”

“你偷偷藏藥，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把藥吃下去！”

“我知道你一直討厭我，你想我死！”

“對，我想你死。你不吃藥就只能住院了。”

“那就去醫院啊，你以為我會怕？”

“我就一句話，你把藥吃下去。”

“那么恨我，那我去死。”

“好啊，那你去死吧！”

我和母親嗓門都越提越高，彼此都想壓制住對方。最終，母親沖進衛生間，打開水龍頭，猛喝自來水把藥吞了下去。

2019年2月4日，除夕當晚，母親第五次住院。

120救護車趕到時，母親正著圍裙從廚房出來，鍋里正燉著羊肉。她忙活了一下午，擺上傳統過年用的八個大紅高腳碗，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年夜飯。

兩名護工走進家門，母親沒有表現出太大的驚訝，沒有反抗，沒有掙扎，甚至微笑著跟著他們下樓了。

“我就是個瘋子，我以后還會住院的。”電梯下行時，母親昂著頭笑了。她的坦白，反而搞得大家略尷尬。

為什么非得是大年三十闔家團圓的這一天將母親送進醫院呢？

過年前，從一月初開始，母親就有病發的跡象。我一直心存僥幸，想讓她維持現有藥量，一直撐到年后再去醫院復診。我一直在懷疑、擔心她的爆發，這是我33年以來過得最心驚肉跳的年。當母親站在樓道垃圾桶旁邊，憤怒地將一本圣經撕得粉碎的時候，憑直覺或者說母女間的心靈感應，我判斷：她已經瀕臨崩潰了。

我相信，在母親以后的人生里，“女兒大年三十將媽媽送進精神病院”這一點將成為她心里揮之不去的陰影，以及怒懟我時常用的梗。

2月10日，去醫院探視母親。

“美國白宮算什么，我一張廣告紙飛擲過去，就能把它斬斷……三十多年來，我身邊潛伏了一只小狐貍和一只老狐貍……從我4個月大被寄養到鄉下親戚家開始到現在，59年的人生可以寫59本書，一本2萬字，我打算3年內全部出版……”我在一旁聽著，無從插話。

“媽，你只是生病了，治療一段時間，就會穩定起來，不會再這么傷心生氣的。”

“我根本就沒病！”母親突然站了起來，離開了會客室。

母親真的老了，老得有點折騰不動了，連罵人都翻不出新花樣了。

母親的主治醫生徐醫生告訴我：“與精神分裂癥不同，情感類障礙治療起來相對容易些。出院后，即使是遵照醫囑按時定量地服藥，也有百分之十幾的可能性會復發。出院后，至少半年以內是不能減藥的。”

住院并不意味著失敗，而是一種緩沖，暫時的妥協。

精神病院規律的集體生活，能幫她迅速脫離原本的環境，重新找回躁狂發作丟失的秩序感。

我有一個特別的母親，一個被愛恨兩極撕扯的母親。

2月24日，第三次探視母親，來到病區，母親正站在活動室的電視機前跳韻律操。

母親暼了我一眼，迅速擺了下手，“不見！”，然后獨自跳操。

她跳得很起勁，充滿活力，背影望過去就像廣場舞大媽。

“你媽媽好兇啊，碰都不讓人碰的。”護工阿姨說。

“你媽媽晚上吃藥還偷偷吐掉幾粒。”護士說。

“你媽媽說話比剛進院時有條理了，但是吃藥不配合，我們還在觀察、調藥。”徐醫生說。

經常出入精神病院的人，游走于精神病院的院內院外，當他們出院回到家中，即所謂的回歸正常社會，又得重新適應環境。生活不易，對精神障礙患者來說更是艱辛。

“希望你媽媽快點老，老了折騰不動就好了。”外婆說。

我不同意外婆的觀點，人生是階段性的，每個階段都有它獨特的意義。不管原諒與被原諒、接納與被接納的循環有多難，都得認真挺過去。正常生活也包含了許多不正常的部分，正常和非正常也許僅一線之隔，要過上想象中的正常生活，人得持續付出很大心力，去抵抗來自自身和外界的欲望，避免感染或戒掉各種癮癥。

母親第五次發作住院后，我花了半小時偷看了她記的日記。

以下是日記里的部分內容：

“現在是2019年1月11號深夜11:51分。早晨，7:20起床。今天天氣很好，有太陽出來！我把床上的被子床單三件套，全部拿下來放洗衣機洗，還有昨天一家四口人的衣服也放在洗衣機里洗。還有，好多好多事情。拍照、買菜，一干就要干到中午11點，才拿起筆來寫回憶錄。21年里我吃過多少苦，受過多少難，受過病痛折磨，受過丈夫的嘲笑，受過女兒的討厭，受過婆婆的誹謗，受過單位同事的咒罵，受過鄰居的白眼。注意，這一切就是因為我老公死得太早，英年早逝，才42歲就離開我們。我最傷悲的事情是我身邊最親最親的親人們討厭我，不理我！不和我說話，默默離開我，而且還常常提起我丈夫不應該自殺。連我媽媽也不放過我，常說我從前對丈夫不好！”

母親就像一個不被允許哭的孩子，她的眼淚滴落在她自己的日記里。

3月3日，去探視母親，在住院近一個月之后，她終于肯見我了。

會見室里，母親雙手交叉抱在胸前，我雙腳交叉正襟危坐，我們都采用了防御性的姿勢。談話一直由母親主導，二十分鐘的會見，斷斷續續地進行著，中間穿插著數次尷尬的停頓、沉默。

“你媽的記性不是一般的好。從懷你開始到現在，所有的事情都記得。我連你小學坐幾排幾座都記得。”可能由于精神藥物的副作用，母親說話有點結巴，嘴巴跟不上腦袋的節奏。

“你又把我寫的東西扔了吧？一紅一綠兩本筆記本你扔了沒有？你撕了沒用，我全記腦子里了。你們沒有一個好東西。”母親嘲諷道。

3月10日，去探視母親，為她帶去了一副眼鏡。

會客室里，母親看上去有點氣鼓鼓的，雙手因復發性濕疹造成的紅斑消退了不少，龜裂的手背看上去沒那么粗糙了。

“你把我送進瘋人院關起來，你能獲得什么利益？總有一天，你會有報應的。你可真是偉大的女兒啊，強制讓你媽住瘋人院。”母親不認為自己有病。

自2002年起至2019年，她一共住院五次。她只承認第一次是自愿住院的，剩余四次都是被逼無奈。她從未徹底從父親的死亡陰影中走出來。

“你又換工作了？”

“嗯。”

“工作換來換去的，你覺得有意思嗎？”

與許多望子成龍的家長一樣，母親將希望寄托于唯一的獨生女身上。但她始終用純良的秉性壓制著功利心，或許也是因為傲氣，她從未在保持清醒狀態的情況下在我面前說過一句“你怎么這么沒出息”之類的抱怨。

后來，我才從母親一方的親戚朋友口中得知，這些年母親一直因為我工作不穩定且收入低的事情而焦慮，覺得在人前自己的女兒拿不出手，令她丟面子。

3月17日，去醫院探望母親。

我特意跟母親坐在一張沙發上。她的手掌明顯浮腫，剝我帶來的干炒蠶豆時有點抖動。

“媽，你除了手，身上還有沒有哪里水腫了？”母親撩起褲腿，朝小腿上戳兒一下，被戳之處陷了個坑。

她慢條斯理地說：“就是手和腳都水腫了，夜里睡覺還流黃口水。”

我摸了摸她的手掌，看著她的手指腫得跟小胡蘿卜似的，瞬時有想哭的沖動，但硬生生把眼淚憋了回去。

我想告訴她：媽，我有點想你了。想念你涂口紅上街買菜，想念你在廚房剁肉收拾魚，想念你天晴曬被子。即使瀕臨奔潰，你還是盡心竭力地為我們燒了最后一頓晚飯。謝謝你為維持這個家所付出的努力。

但這些話當著她的面，我說不出口。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跟她說：請相信，為了早點接你出院，我也在做準備。

3月28日，去醫院辦理階段性住院醫保結算，我順道探視了母親。

“媽，我能抱你一下嗎？”

母親一頭霧水：“你說什么？”“

能不能抱你一下？”

她遲疑地站了起來，讓我擁抱了一下。

頭靠在她右肩膀大約三十秒，我哭了，雖然沒有達到泣不成聲的地步，但確是淚如泉涌、數度哽咽。

“你要堅強點，凡事都得靠自己。”母親淡定地放開雙手，坐下來，以平穩的語氣跟我說。

“如果我像你這樣脆弱，被送進去住院五回，早就崩潰了。你早點讓我出院，我可以在家里買菜做飯。等你找到工作也不知道是什么時候的事了，這里住院一個月要幾千塊，這錢花了可惜。”母親說到最后，流下來一滴眼淚。

4月8日，探視母親，會見時，母親大快朵頤地啃著火龍果。

“我聽一個病友說的，在這個地方，要保持安靜，還得機靈點。護士有時會弄丟家屬帶給病人的零食，家里來人送來吃的，一定要盯著護士把食物放進儲藏室。”母親說這話時，眼神里閃過一絲狡黠。

病房里很少有娛樂活動，每天分發零食成了病人最期待的事。

即使是在如此特殊的環境下生活，母親仍能找到過日子的樂趣，甚至學到了類似streetsmart之類的智慧，自始至終，母親都沒有懷疑過她自己存在的價值。單憑頑強的求生意志這一點，母親就值得他人尊重。不幸的是，許多人遺忘了在生命面前本該謙卑、敬佑的道理。4月29日，母親出院，忙活了一上午，回到家，外婆燒了一桌菜——鹵豬肉、蔥油小鯧魚、水煮蠶豆和醬爆茄子。

母親的胃口很好，吃了好多菜。她一邊吃，一邊跟我們聊起精神病院的住院生活。“那里面的飯菜吃得淡出鳥來，許多人讓護士買了老干媽和豆腐乳，每天分給我們一塊豆腐乳和一勺老干媽。”母親流水賬似地述說著住院經歷，喋喋不休講了半小時。

席間，我盡量表現出耐心聽講的樣子。我明白這個時候母親需要有人聆聽她的聲音、知道她的經歷。

“我不知道你們為什么大年三十送我住院。年夜飯那天，我燒了一桌菜，到現在我還記得全部的菜名。”

事實上，如果不是我拖拖拉拉，是不會熬到大年三十那晚才送母親去住院的。

11

第五次出院后，母親主動接受定期門診治療，病情穩定，恢復良好。。

她開始念叨父親的好，她不再像以前一樣瘋狂痛斥父親，她回憶起八九十年代他們青春時候的事，對父親的恨意消融了許多。

她的話不再像以前那樣刻薄，甚至透露出一點溫情。我知道，一直以來，她都在用恨偽裝掩蓋對父親的懷念。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把婚姻家庭看得很重，但不會把“我愛你”掛在嘴邊。

2020年國慶放假，母親這邊的親戚來家里吃酒。

小姨質問我，為什么孩子這么大了還不去上班，想躲在家里躲到什么時候。

我委婉地表示有特殊原因，暫時無法上班。

小姨不依不饒發問。

丈夫懟了回去，說出了樹兒患自閉癥的事實。

平地一聲雷。母親得知后不愿意相信。

我明白這件事對于母親造成的沖擊不會很快消失，甚至有可能成為母親病發的導火索。

2020年10月22日晚，我叫來了最好的閨蜜Melody來我家，請她幫助我送母親住院。

“阿毛（我）這個人很虛偽，像極了她爸，不信任人。她就是匹捂不熟的狼。他們夫妻倆把我的孫女當傻子，平白無故地要送我的孫女樹兒去醫院看病。今天你來阿姨家吃飯，阿姨很高興。阿姨平時有一肚子話沒法說給人聽，今天講給你聽……阿毛，你記住，別等著失去了才后悔。”母親燒了一桌豐盛的菜，但她幾乎一筷子沒夾，坐在那里碎碎念。

Melody聽得落淚了，她悄悄問我，能不能提前和母親說送她住院，一聲不吭就把母親送進去太可憐了。

我告訴她，以防萬一，只能瞞著她。

我在屋外偷偷打120，聯系X醫院負責強制住院接送的工作人員，再報備110（送精神病人強制住院時，120會詢問病人是否有暴力傾向，如果有，120會主動聯系警方）。

半小時后，X醫院身著橙色防護服的護工到場。

他們上前量了一下母親的體溫，37.6℃。

“疫情期間，體溫超過37.3攝氏度，不能進醫院。你媽今天沒辦法住院了。明天你帶著她去別的醫院做核酸檢測，檢驗合格，再送醫院。或者等她明天體溫正常再住院。”護工拉著我到門口低語。

我和Melody向母親撒了個謊，稱街道正在上門查新冠疑似病例，母親需要去醫院打核酸證明。

母親同意第二天上午做核酸檢驗。

那一夜，是我這輩子最忐忑不安的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叫來了嬸嬸。

母親跟嬸嬸寒暄了幾句。

“我上午沒空，家里要來客人。下午再去醫院。你們也別再逼我了，否則親戚都沒得做。”母親反悔了。

嬸嬸跟我使了個眼色，趁她與母親周旋之際，我再次聯系120。

這一回，母親體溫36.8℃。

橙色防護服的護工再度登場，母親心知在劫難逃，放棄了抵抗。

她往雙肩包里裝了一本圣經、一本《荒漠甘泉》、一本贊美詩歌，幾張樹兒的游戲卡片、兩個樹兒喜歡的人偶、一疊廢紙、一個小花瓶、一個蠟筆鐵盒等雜七雜八的東西，背上背包，走進了救護車。

在救護車里，母親喋喋不休地嘮叨，丈夫年紀輕輕自殺死了，自己孤兒寡母帶大女兒有多不容易。

“來，錢給你。反正以后我也用不到錢了。”母親把錢袋硬塞給了坐在前排的護工。她打開了蠟筆鐵盒，里面掉出了半張撕毀的灰卡紙：“我的人生經歷全寫在這張紙上了。這就是我人生全部的財富。”

我偷瞄了一眼那張紙，紙上一個字都沒有。

醫院一樓大廳等候區，母親安靜地坐著等核酸檢測報告，奮筆疾書。她在廢紙上迅速地記錄著，最后簽名72222。進入病區前，清點個人財物，母親解不開脖子上的項鏈，她一把猛地扯斷了鏈子，將鏈子交給了我。辦理完住院手續，鐵門一關，門里門外兩個世界，但與母親的心理聯系無法割斷。

母親住院后，我并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我了解這只是短暫的別離。我原封不動地將沉甸甸的雙肩包背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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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母親住院后，我每周與她視頻聊天一次（每次聊天都由母親占主導，時長不超過5分鐘）。每周日帶水果以及她囑咐帶的其他物品去醫院看她一次。火龍果、人參果、草莓、菇娘、車厘子、菠蘿蜜、蛇果……每周挑水果時，我都盡可能挑不帶重樣的。希望這些酸酸甜甜的水果能夠稍微補償一點人身被限制自由的不適。

由于新冠疫情影響，家屬不得進病區，隔著鐵門，和母親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上幾句，我始終無法說出一些諸如“媽，我想你了”之類的感性的話，就匆匆回家了。

在跟主治醫生溝通時，醫生曾形容母親目前的狀態為“逍遙自在”。

母親完全適應了精神病院的生活，每天作息規律，吃藥、運動、休息。她很少對醫生護士病友提及家里的事。醫院為病人安排了生日慶祝和圣誕節聯歡活動。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母親在精神病院得到的關注要比在家多得多。

醫生曾說過，雙相情感障礙年紀越大，大腦損傷越不可逆。病情控制得不好的話，住院間隔期會可能會越來越短。

經歷了六次住院，在“躁狂——抑郁”過山車般的體驗中，母親在一點點找回她自己，她在認真地拼著她自己的人生拼圖。

這次住院，母親被確診精神病性老年癡呆，父親在她口中又變得才華橫溢并且浪漫，她對父親的追憶停留在了他們談戀愛階段。

2021年1月24日，母親出院了。

早在2020年12月底，我就為她的出院做起了準備。收起母親住院時床上鋪著的涼席，曬冬天的羽絨被、鋪床單、打掃房間、清理衛生間、收拾衣櫥、整理過冬的衣物……借由一樁樁、一件件具體的事情的完成，我也在心里一點點重新接納母親，消除隔閡感。

誰也無法預料母親何時會第七次住院，我能做的就是盡量在她非住院期間讓她感受到家庭的溫暖。

飯一口一口吃，檻一道一道過。

本文頭圖選自電視劇《0.5毫米》(2014)，圖片與文章內容無關，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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