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與安徽這兩個鄰居，是一對彼此獨立而又糾纏不清的省份，以它們為主題的討論，是網絡上一個經久不衰的永恒話題。“南京是安徽省會”，更是一個網上流傳甚廣的詼諧梗。不過回顧歷史，這個梗還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江蘇、安徽在全國各省中，是兩個較為年輕的省份，設省之前的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兩者同處一個行政單元內，南京則是這個行政單元的政治中心，這也是它們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根源所在。

　　攤開任何一張涉及江蘇、安徽的地形圖，我們可以發現，在自西向東橫穿兩省的長江、淮河分割下，這片近25萬平方公里的大地，自南往北被分成了江南、江淮、黃淮三個相互獨立的地理單元，并由此形成了三個不同的人文區域。受此影響，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即便是在統一政權下，蘇皖大地也會被按自然區域，分屬到不同的一級行政單位下。

　　在《禹貢》九州中，江南、江淮同屬揚州，北部的黃淮地區西部屬于豫州，東部屬于徐州。

　　春秋戰國時期，主體部分先是分屬楚國、吳國（北部一小部分屬于魯國和宋國），而后分屬楚國、越國，最終歸并于楚國治下，成為楚國末期的統治中心。

　　秦代，江南地區分屬會稽郡、故鄣郡（由會稽郡分出），皖中地區屬于九江郡，蘇中、蘇北屬于東?？ぃ畋狈謱偎拇ぃㄓ置羲ぃ┖突搓柨ぁ?/p>

　　兩漢時期。江南及皖中大部屬于十三刺史部中的揚州，蘇中、蘇北及小部分皖中、皖北屬于徐州，皖北主體部分屬于豫州。

　　唐代，江南部分先是屬于江南道，后分屬江南西道和江南東道；江淮地區為淮南道，黃淮地區屬于河南道。

　　北宋時期，江南地區分屬兩浙西路和江南東路，江淮地區和黃淮地區大部分屬淮南西路、淮南東路，黃淮地區一小部分屬于京東東、西兩路和京西北路。

　　南宋時期，依舊屬于宋朝的江南、江淮地區隸屬不變，黃淮地區分屬金朝的南京路和山東東路、山東西路。

　　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軍攻占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后，元政府將南宋最核心的淮南東西路、兩浙東西路及江南東路五路合并，置江淮等旅行中書省，治于原淮南東路首府揚州，這一時期江南和江淮同處一個行省內。但江淮行省幅員太廣，又是元朝最重要的產糧區和財賦重地，故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將江淮地區分割出去，五年后與原河南行省合并，設立河南江北行省，其余部分則改設為江浙行省。也就是說，元代蘇皖地區一直分屬兩個行省。

　　蘇皖地區融為同一行政單元始于明朝。

　　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將集慶路改為應天府，在此設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其后隨著占領區的擴張，江南行省的管轄范圍也逐步擴大，最終形成一個“統府十四，直隸州四，屬州十七，縣九十有七。北至豐、沛，西至英山，南至婺源”，轄地包括今天的江蘇、安徽、上海二省一市全境，及河南、江西一角的大省。

　　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在應天府稱帝，建立明王朝，江南行省被裁撤，作為京畿地區依應天府的地位稱南京（一度稱京師），成為明朝兩京十三省之一。又因所轄府州先是直屬中書省，后歸屬六部，故又稱南直隸。

　　需要說明的是，明朝的南、北直隸是一種特殊的存在，而非常人所認為行政區劃名。所謂直隸，就是直接隸屬于中央管轄的區域。是故，南直隸與設有布政使主管全省事務的普通省不同，它沒有官署，沒有相應的配套機構，也沒有行政長官，境內的州府都直接歸南京六部管轄，應天府雖然是京府，但其府尹無權管理其他府州。無官署、無機構、無長官，三無的南直隸自然就不是政區了，充其量只能算一個行政單元。

　　不管怎么說，蘇皖各地從這一刻起，已經成為在同一個鍋里搯飯吃的兄弟了，南京也成為它們領導的政治中心。

　　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十五日，在清軍的攻勢下，應天府陷落，南明弘光政權覆滅，作為明朝兩京之一的南京落入清朝之手。十月二十九日，清廷“宣平定江南捷音”。

　　命清軍繼續南進攻打定都福州的南明隆武政權，及活躍于浙東地區的南明魯王政權的同時，在攝政王多爾袞的主持下，一場涉及原明朝南京政治地位，及建立何種規格的地方政權的御前會議，也在緊鑼密鼓的召開。

經過磋商，多爾袞聽取多方意見，當機立斷的下旨：“南京，著改為江南省。設官事宜，照各省例行。但向來久稱都會，地廣事繁，諸司職掌作何分任，聽總督、大學士洪承疇到時酌妥奏聞?！保ā肚鍖嶄洝ろ樦纬瘜嶄洝肪硎恕罚?br/>

　　即在承認南京“久稱都會”的特殊歷史地位的同時，在行政上降低南京的政治地位，改南直隸南京為普通的省份——江南省。南京沒了，應天府的名頭自然也保不住，被改為江寧府。隨即任命張士第為左布政使，申紀朝為右布政使，于重華為按察使，其余諸如參政、議政、副使、僉事、道臺等屬官也一并設立。

　　作為一級行政單位蘇皖大地，首次有了自己的行政區劃名——江南省，有了自己的省城——江寧府，有了自己的行省衙門一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改變了明代兩京地區不設布政使、按察使及其屬官，相應事務由臨近諸省相應機構代管的局面。

　　無論是明朝的南京，還是清朝的江南省，皆為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之地。明朝，南京以占全國區區7%的面積，聚集了全國約18%的人口，賦稅居全國之冠，半數以上官員皆出自江南貢院。清初，江南一省“田賦之供當天下十之三,漕糈當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鹽策、關河之征榷，是以一省當九州之半未已也”（《江南通志》）；而每期科考，江南一省的上榜人數近半，以至于康熙曾感嘆“東南財富地，江左人文藪”。

　　正所謂“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里”，人文鼎盛、稅賦重地，加上前朝南都的特殊政治地位，促使清政府對新生的江南省天然具有一種防備心理，優化行政結構，確保這一地區的穩定，成為清政府的首要考量。于是在設立江寧將軍統領江南駐防八旗的同時，一步步進行分治的探索，直至作出分省治理的決斷，成為清政府必然的選擇。江南分省，歷時百年，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順治十八年（1661年），對原先與其他省一樣，都駐守于省城江寧府，共同管理全省十四府、四直隸州、九十七縣政務的左、右布政使，實行分城、分地治事。地位更高的左藩繼續駐省城，管理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鳳陽、淮安、揚州九府，徐、滁、和、廣德四州事務。右藩則由省城移駐蘇州，專管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江五府事務。

　　江寧府也就是現在的南京，明明是左布政使的駐地，卻歸屬駐守蘇州的右布政使管轄，而且這種奇葩的行政管理模式，一施行就是上百年，這也是南京被稱為“徽京”的一大根源。

　　清承明制，雖然在各地設有巡撫，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撫臺衙門成為一省最高的行政機構，布政使淪為其屬官，但法理上承宣布政使司衙門才是省級政府，布政使才是一省最高行政長官。這從他們使用的印信中就可看出，巡撫的印信為“關防”，而布政使的印信為“印”，“關防”代表著臨時差遣，“印”才是牧守一方的正印官所用。

　　所以一地是否為省，不是看有沒有巡撫，而是看是否駐有布政使。譬如清初江南一省中曾有安徽、江寧、、鳳陽（鳳廬）四大巡撫，但藩司衙門只有一套，所以它是一個省，而非四個省。

　　操江

　　康熙元年（1662年）隨著南明永歷帝在昆明遇難，清政府基本完成對全國的統一，江南省自然也不需要四大巡撫來壓彈，裁省巡撫衙門成為新形勢下的需求。

　　康熙四年(1665年)十一月，根據兩江總督郎廷佐的奏疏，清政府裁撤鳳陽巡撫，并將其地歸并安徽、江寧兩巡撫管轄（操江巡撫已與安徽巡撫合并）。

“吏部議復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疏言:鳳陽巡撫缺已經奉旨裁去，其所屬廬、鳳二府，滁州、和州，請分隸安徽巡撫管理；淮、揚二府及徐州，請分隸江寧巡撫管理。應如所請。從之。” （《清實錄·康熙朝實錄》卷十七）

　　順治十八年的左右藩司分割轄地，右藩的轄地與江寧巡撫的轄地重合，管理的是江南省最富庶的江左五府，其余諸地歸左藩管轄，這也算是一種制約。然而這種轄區大小相差太過懸殊，所帶來的政務、資源分配多寡不均等問題，必然會導致雙方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清政府趁著這個巡撫轄地的調整，對左右兩藩的轄地也進行了調整：“其布政、按察二司領地，各如巡撫之數?！?/strong>

　　這次藩司轄區的調整，于江南分省具有重大意義，它一改此前劃分行政區劃時，以長江、淮河的自然走向，橫向分區的做法，改以由南往北縱向中分三大地理單元的做法分區，奠定了日后江蘇、安徽省界的大致走向，兩省版圖基本成型。分區后左藩轄地俗稱上江，右藩轄地俗稱下江。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十二，清政府通過了一項全國性的行政機構改革方案：“吏部題:‘議政王、 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會議裁官一疏，應將河南等十一省俱留布政使一員，停其左、右布政使之名。至江南、陜西、湖廣三省，俱有布政使各二員駐扎各處分理,亦應停其左、右布政使之名，照駐扎地名稱布政使。其各省守、巡道一百八員，推官一百四十二員， 俱照議一并裁去?！弥?‘允行?！?（《清實錄·康熙朝實錄》卷二三）

　　此舉是為裁省行政機構，省級層面上取消左、右布政使之名，河南等十一個左右藩司同駐省城的省份，去一留一稱布政使，江南、陜西、湖廣這三個轄境廣大，左右藩司分城駐守的特殊省份，則繼續保留兩個藩司建制，但不再以左右相稱，改以駐地名稱為前綴。

　　分管上江的原左布政使因駐江寧，稱江寧布政使，分管下江的原右布政使因駐蘇州，便稱蘇州布政使，又因對應的轄區，進而逐漸演變為安徽布政使和江蘇布政使。這樣，江南省內部形成了兩個各自管轄本轄區的、與其他省省級架構類似的行政機構。

　　康熙六年的改革，使江蘇和安徽成為了清政府轄下的兩個有實而無名的省份，為江南省最終與陜西、湖廣二省一樣一分為二，做好了行政架構上的準備。這也是主流觀點將康熙六年七月十二視為江南分省、蘇皖建省之日的依據所在。

　　然而，康熙六年之后，江蘇和安徽兩省依然不存在，因為他們是因特殊政形成的兩個歸屬于江南省名下的布政使轄地，且正式名稱為江寧布政使和蘇州布政使，而非安徽、江蘇。康熙、雍正年間兩次修撰的《江南通志》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江南正式分省，到乾隆二十五年才得以實現。這一年乾隆為處置江南省，先后下了兩道圣旨。

　　先是以江蘇政務繁忙，一員布政使難以管顧過來為由，提出將安徽布政使司等衙門由江寧遷往轄區內的安慶，與安徽巡撫同城辦公，同時在江寧增設江寧布政使，分攤江蘇布政使的政務，令時任兩江總督尹繼善、江蘇巡撫陳宏謀、安徽巡撫高晉等就此商討上奏。

增設江寧布政使諭軍機大臣等：“江蘇錢谷殷繁,布政使一員專司總匯，文案委積，日給不遑。即在敏干之材，尚虞顧此失彼。歷年塵牘相因，不能依限厘剔，未必不由于此。因思現在安徽布政使隨督臣駐扎江寧，,所辦仍屬上江事件，文移往返不免需時，而親臨地方各員又非其專轄,于封疆體制尚未允協。若將安徽藩司仍回駐安慶,而于江蘇增設藩司一員即駐江寧,以江蘇之蘇、松、常、鎮等處，江寧及江北之淮、揚、徐、通、海等處所屬地方，酌量分隸管轄。職分，則事易集;一切政務自可從容就理。所有區分府屬及衙署、養廉、官吏、經費各項事宜，,應如何通融定制之處，著尹繼善、陳宏謀、高晉等會同悉心妥議。具奏到日，侯朕明降諭旨。”（《清實錄·乾隆朝實錄》卷六一五）

　　待到尹繼善等遵旨商討妥當，聯合上奏后，乾隆正式下旨實施蘇皖分?。?/p>

二十八日己亥，大學士傅(恒)、協辦大學士尚書劉(統勛)奉諭旨：“江蘇錢谷殷繁，安徽布政使遠駐江寧，所辦專系上江事件，莫若于江蘇添設藩司分職管理，方為有益。前曾降旨總督、撫等，令其酌議將安徽布政使仍回駐安慶，而于江蘇添設藩司一員駐扎江寧，分隸管轄，一切政務庶可從容就理。今據尹繼善等奏到，請將江、淮、揚、徐、海、通六府、州，分隸江寧藩司管理；蘇、松、常、鎮、太五府、州，分隸蘇州藩司管轄；其安徽布政使移駐安慶，專辦上江事務等語。著照所請。蘇州布政使事務，現由蘇崇阿管理；江寧布政使員缺，即著托庸調補；安徽布政使員缺，著許松佶調補。其應行添設衙署、養廉、官吏、經費各事宜，并著該督、撫等詳悉定議具奏?！保ā镀鹁幼浴非《迥臧嗽孪拢?br/>

　　這道上諭雖無“分省”的字眼，卻提到了安徽布政使移駐本轄區內的安慶，任命各自的行政長官——布政使，并各自進行“添設衙署、養廉、官吏、經費各事宜”，這無疑是在完成省政府建設工作。故，它宣告江蘇、安徽這對孿生兄弟正式分家，各自建省，時間為乾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1760年10月6日）。至于各自的政區，已經在康熙四年劃定。

　　蘇皖建省后，在整個清朝時期，省域是相當穩定的。民國及新中國時期，拋開短暫的分解成皖北、蘇北、皖南、蘇南等行署區時期不算，省域有過以下幾次較大的變革：

　　1927年，劃出上海、寶山各一部分，成立直轄于南京中央政府的上海特別市。

　　1949年，原屬安徽的婺源縣劃歸江西。

　　1955年，為治理洪澤湖，江蘇和安徽進行了一次省界調整。洪澤湖位于淮河下游，原本是一處河湖密布的魚米之鄉，然而自黃河奪淮，幾次決堤倒灌之后，此地被攪得面目全非，發育成我國第四大湖——洪澤湖。蘇皖分省后，洪澤湖成為皖蘇兩省的界湖。

　　新中國成立后中華大地百廢俱興，正需大力發展農業，治理洪澤湖迫在眉睫。為了實現統一調度，更好地治理洪澤湖，安徽省和江蘇省上報國務院后，開始交換土地，位于湖西本屬于安徽的盱眙和泗洪兩縣劃入江蘇，江蘇則把本屬于徐州的蕭縣和碭山劃給安徽。在這一次等價交換后，安徽與江蘇的省界變為現在這種格局。

　　1958年，為適應城市發展的需要，將江蘇所屬的上海地區浦東、嘉定、寶山、上海、崇明、松江、奉賢、南匯、青浦、川沙和金山等11個縣，全部劃歸上海市，形成現在的上海市域。

　　至此江蘇、安徽兩省的省域正式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