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要談色相，我曾迂回曲折，談到色即是空。中西理學及孔子近情的幽默，意思想把“理、性、情、欲”諸字先弄清楚。何以故？因為談色相，就必談到女人，而女人是最不易談的題目。女人這題目，古今哲學都沒法處置；中外宗教更墮入五里霧中。中國哲學向來稱女人為禍水，可以傾國傾城。然則禍水之力，大矣哉！孔子稱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不過意思說，女人真麻煩，親近不得，排開又不得，所以圣人三代（子鯉、孫伋）都離婚。這就是王爾德所謂“我們和女人過活不行，沒有女人過活也不行”。這都是男子的話。據女子看法，對付男人更加麻煩，近之則驕縱，遠之則跑去找別的女人，養了小孩子誰管呢？可見得男人也是不好惹而偏偏不得不惹的東西。像梁鴻、孟光，能有幾人？這樣在兩性糊里糊涂不即不離之間，理學雖然用理與欲相對，靈與肉相對，到頭來，還是肉感比靈感可靠，易生效用。

我們還是慢慢地把理、性、情、欲諸字的字義先弄清楚。

張潮有言：“情之一字，維持宇宙；才之一字，粉飾乾坤。”（《幽夢影》）曰維持宇宙，則人生一切，非情不可，否則，宇宙就會垮下來。當然他所言，不僅指男女之情，而男女之情，卻包括在情的系統中。倫常之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莫不先承認情感，由人情出發，求得人情之正。我們可先不斷語，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又可以說，中國人最重感情。又可以說，中西哲學思路及論辯法之基本不同，就是中國重情，西方重理。理是分析的，情是綜合的；理的方法在于別，情的方法在于和。理把人生宇宙剖析無遺，情必把宇宙人生整個觀法，而得天地之和。西洋重理，即Reason，中國人卻認為單說理不夠，必須加一情字，合情合理，然后為是。

中國倫理一向就不發達。印度因明之學，到中國來，中國佛家也不覺得興趣，不能生根或發揮。莊周所以看不起惠施、公孫龍巧辯之輩。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黑白之辯，愈辯愈糊涂。因此，中國先秦就沒有西方所謂“系統的哲學”，斷語多，而推論的蹤跡難尋。墨子能辯，別墨好辯，后來自然消滅。到了宋朝，受了佛學的影響（佛學是善于推論的），才有周濂溪諸人比較有系統的宇宙論。耶律大學，諾爾攝F．R．Northrop曾著書論中西思想之不同，就是專發揮此意。他用的名詞，比較難懂，說我們中國人所見的宇宙萬物，是“未曾分析的無已進行的動流”（Undifferentiated Continuurn），就是“不辨不辯的天地之純”。

這種直覺觀法，西洋人常說是女人的第六官。女人常不同你辯，問她們，就說不出理由來。人之五官，在于耳目口鼻心，而五官之外，卻有第六感。她們所感覺的，就是諾爾攝教授所謂“未曾分析的無已進行的動流”，而不能以耳、目、口、鼻辨之。莊子說那些“一曲之士”的專家，或持一論的學者：“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不明，不能相通。”女人反能靠第六感把他“通”了。你怎么跟她們辯？我們常說，某人的臉像廣東人，或浙江人，但是再分下去，廣東人與浙江人所以不同，卻說不出來。此第六感也。所以太太常勸丈夫說，某人靠不住。問她何以見得，她說：“我就覺得這樣。”女人說“我覺得”之時，丈夫就應該免開尊口。再辯下去，越辯越糊涂。進行無已的動流，你怎么把他切開，把他割斷？

我常與錢賓四先生談，“情”之一字，中文最特別，西文沒有恰恰相符的字。賓四先生點首稱善以為然。孟子“茍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就是一個好例。英文I Feel最近，但是不能如中文情字的普通用法。仍佛“情勢”就比“局勢”觀察得真一點，體會得深一點。老吏斷獄，也當“廉得其情”。“情狀”只能譯為Condition。但是Condition是死的，客觀的。“情狀”卻是你所覺察之狀，或本人所覺的狀況，是比較流動的，而不甚容易用字形容的。病家情狀，不能只說熱度多少，血壓多少，以數字表出。在英文也只好用Condition一字表出。“覺得比昨天好”，“覺得不好”，如此而已。“下情不能上達”，也就是下民所感覺而已，不一定在物質方面，可以數字表出。

中文“國情”、“軍情”、“民情”，都不容易翻，而“情趣”（“筆情墨趣”，“閑情逸趣”），“情調”，多半是不可捉摸的東西。大概，雖然“濫用其情”有不好處，而“情趣”、“情調”、“情意”、“盛情難卻”、“情見乎辭”大半都是指好的。這也是中國人重情之體會所生出來的名詞。宋人好言理，故東坡謂文與可（文同）畫竹得竹之理。后人又多講“畫理”，其實還是畫萬物之情態。畫畫必先畫物之情態然后可。子思所謂“盡物之性”更加切合。性便是性情。所以我說，“情”字是中文最好的最重要的一個字面。所以我最好莊子“安其性命之情”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