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古史文獻記載，夏商周三代同源，都是黃帝后裔。其中：夏后氏出自黃帝之孫顓頊，商王室源自黃帝曾孫帝嚳，周王室則同樣是帝嚳之后。

但三代同源的記載恐怕是后世“民族出于一元”、“自古萬世一統”觀念影響下的主觀臆想。現代考古早已證實，中華文明的起源是滿天星斗式的，從東北的紅山文化，再到黃河中原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自成一體，各有各的發展脈絡，最終才融合成了華夏文明。

所以，作為先后統治華夏的夏、商、周三朝而言，或許被統治的下層平民主體在數千年來并非發生大的變化，但上層貴族或王室，必然源自不同的族群。

只不過，隨著大一統意識形態的構成，原本可能是橫向并存的“三皇五帝”人物，被史官描繪成了前后繼承的縱向關系。

這就不得不讓我們面臨一個現實問題，即夏商周的族源屬性究竟是什么？

按照生物學概念的劃分，人類的種族（人種）大體被分成三類：黃種人（蒙古人種）、白種人（高加索人種）、黑種人（尼格羅人種）。后來出于研究需要，又劃分出第四類：棕色人種（澳大利亞人種）。

這里有必要做一個小小的解釋：中國人屬于蒙古人種，之所以用“蒙古”冠名，是因為中世紀時蒙古鐵騎給歐洲留下了陰影，歐洲由此記住了這種來自亞洲的面部特征，故而沿用了這一習慣叫法，就像我們今天依然習慣把汽車行駛的道路叫做“馬路”一樣。

既然中國人基本都是黃種人，那么我們很自然地就會聯想到夏商周時代的“老祖宗”們也必然是黃種人。

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先來看夏朝。

從考古學角度講，夏朝其實還沒有被完全找到，這是因為目前已知的夏文化范疇的二里頭文化遺址中，仍未發現“夏朝”的自證材料。

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于夏朝族源的判斷。根據文獻記載，夏人的活動區域始終在晉南和豫西為核心的黃河中下游一帶，如《國語》提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史記》“禹辭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

而這個區域從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開始就不斷有先民人骨的考古發現。

研究表明，黃河中游地區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以及晉南陶寺文化、豫西二里頭文化和山東的龍山文化先民的體質特征為蒙古人種東亞類型，彼此體質類型親密。

不僅如此，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劉皓芳博士在對二里頭遺址隨機出土采集的40例個體樣本進行線粒體遺傳分析后，得出：二里頭群體與如今黃河中下游的河南、山西、山東以及西北陜西、青海等地漢族遺傳關系非常接近。

這充分說明，在夏朝存在的這個時空范圍（新石器時代到二里頭文化末期）區間內，先民和現代人群人種是一致的，即夏朝人必然是黃種人，無論上層貴族還是下層平民。

接下來再來看周朝情況。

周人的情況與夏人類似，其活動區域同樣不出晉南、關中兩地，陜西瓦窯溝和西村遺址發現的周人遺骨呈現出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體質類型的延續性。

陜西扶風劉家文化遺址發現的姜族為古中原東群體西北類型，同樣是黃種人，而姜族是周王室長期聯姻的上層貴族，具有一定代表性。

故而，周人不僅是地道的黃種人，而且王室因為長期與西北類型群體聯姻，面部還產生了“鼻型偏狹，低面、低眶”的微變化，換言之，周人是典型的“中國陜甘人”。

那么商朝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商人的情況要復雜的多。首先從文獻記載上來說，商族的起源遠沒有夏人、周人那般明確，《左傳》說商起源于東方，“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局商丘”，《史記正義》說在西方，“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陜西華山）”，《山海經》則說商的發源地在北方的河北易水一帶。

而史書中關于商人早期活動的區域，更是涵蓋了河北、河南、山東、陜西、山西等多個地方。

不過，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商朝的考古學文化發展脈絡已基本清晰，分別是河北下七垣文化、鄭州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而河北下七垣文化又是吸收了內蒙古夏家店下層文化形成的。

不僅如此，已知的商人墓葬習俗皆是頭朝東北，結合遼西和河北唐山曾出土過孤竹國（商朝初年同宗封國）銘文，可以初步判定，商族的確起源于我國東北地區，這也符合商族“前八后五”南下的遷徙路線。

更直接的證據來自殷墟出土的人骨。

安陽殷墟西北崗遺址共出土了398具頭骨，其中第三分組中有2具女性頭骨確定為白人（高加索）人種。第四組50具為疑似古北歐人種或高加索混血人種，不僅如此，頭骨中還發現有太平洋黑人種以及愛斯基摩人種等等。

族源屬性的復雜多元和商族起源一樣，充滿了謎團。

上文已提到，夏商周三朝，被統治的下層平民主體在數千年來并未發生大的變化。殷墟中小墓葬出土人骨研究顯示，殷商平民繼承了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和早期青銅時代人群的體質特征，屬于蒙古人種的北亞類型和東亞類型。

既然組成商朝的主體人群（中下層平民）仍然是黃種人，那么殷墟發現的白種人又該作何解釋呢？

由于白人頭骨出自殷墟祭祀坑，所以一般會認為這是戰爭所得的俘虜或奴隸。但由此會產生幾個疑問：如果是征伐某個方國所得俘虜，為何會出現這么多不同人種？如果是歷次戰爭累積下來的，又為何會集中在同一時間地點祭祀埋葬？這也不符合殷商戰后用俘虜祭告祖先的傳統。

此外，愛斯基摩人源自黑龍江以北地區，而殷商卻從未有過向東北出兵的記錄。

事實上，祭祀坑或陪葬坑中出現的頭骨，除了是戰俘這種可能性外，還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即這些人是商王的親信寵臣（寵妃）。

在先秦時期，能夠為國君殉葬，是無上的榮耀。比如春秋時期的秦國就有著和殷商同樣的人殉制度，秦穆公死時，以奄息、仲行、針虎等高級貴族賢臣為首的人殉隊伍甚至多達177人。史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

殷墟白人并非戰俘的推測，得到了出土的甲骨卜辭的證實。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曾多次透露關于白人、白族、白地的內容，如“白人歸于……戊申卜：白降禍”、“己丑卜貞：燎白人”、“庚子卜，王往田于白”、“癸未卜，在白貞：王旬，王咎”。

此外，甲骨文中還出現了“婦白”的記載。眾所周知，商王的配偶皆以“婦某”來稱呼指代，比如著名的女戰神“婦好”，而婦字后邊往往搭配女子出身國名、姓氏或封號。由于殷墟發現了白人女性頭骨，故而這里的婦白，無疑是指代商王的白種妃子。

這也就意味著，商王的配偶中的確有白種人的存在，商朝與當時的高加索人存在著某種聯系。那么會不會商朝貴族王室也是白種人呢？

其實，“婦白”這種叫法，本身就證實了商王不可能是白種人，因為“白”本身就是一種特征描述，如果兩者一樣，自然不存在以“白”這一區別性稱呼來命名的方式。

古代文獻中也有白種人之國出現的端倪，如《山海經·海外西經》記載：“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披發。”先秦史專家郭靜云認為“只有高加索人種（尤其是南系閃族、伊蘭族等）為白身披發”。

總而言之，考古和甲骨文均顯示，商王朝與白種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既有戰爭，也有迎娶白種部族女子為諸婦的情況。

那么商朝的白種人究竟從哪里來的呢？

夏商周三代中，唯有商族起源于遼西，有學者認為商文化最早可能發源于內蒙古赤峰的紅山文化，在三代之時，歐亞大陸曾存在一支游獵性質的高加索族群，他們一部分經中亞、新疆進入陜甘，新疆塔里木盆地發現的距今3800年的“樓蘭美女”即是這一遷徙的例證。而另一條線路，則是通過黑龍江草原區南下。

但高加索族群的南下，顯然遭遇了某種勢力的同化和狙擊。因為距今3500年左右的內蒙古大甸子遺址同樣發現了多種不同類型人骨，與殷墟墓葬情況相似。

在進入距今3300年左右的殷墟文化時期時，已明確的2具白人頭骨均為女性，且殷墟中小墓葬中未發現白人。換言之，高加索族群中的多數（最有可能與華夏平民發生基因交流的群體）的南下被阻遏，僅有女性等少部分人進入中原，而她們進入的方式極有可能是成為商王的妃子。

所以，在殷墟之后，除了西北這條中西交流渠道外，東北方向白人南下的孔道已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