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沒藥花園為大家介紹了晚清奇案楊乃武和小白菜一案,很多讀者非常感興趣,在后臺留言要求講一講晚清的其他案件。今天就由畢業于歷史系的沒藥編輯考利來講述大家都比較熟悉的“刺馬案”。清末河南人氏張汶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一案,簡稱“刺馬案”,此案被稱為晚清第一懸案、四大奇案之首。
此案的“懸”,懸在馬新貽的政治身份。政治人物被刺殺的案件背后,通常都是派系間的權力爭斗。很多人認為馬新貽身為兩江總督、封疆大吏,他的死必然與晚清政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最后的審理結論卻是兇手因個人原因行兇,所以真相并未揭開。而此案“奇”,則奇在所有人都認為,身為高官的馬新貽卷入了一場風花雪月的愛恨情仇之中。
(本文字數10,226)
一、政治背景
講述此案必繞不開晚清政治格局,在案件之前,容我簡單介紹一下當時的政治局勢。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湘軍攻克天京,太平天國覆滅,曾國藩及其一手打造的湘軍一系列的權力和榮耀達到頂峰。曾國藩深諳盛極必衰的古訓,攻克天京僅僅一個月后的七月二十,曾國藩上奏,請求裁撤湘軍2.5萬人。
(曾國藩照片)
裁軍在湘軍內部自然引發了諸多的不滿和抗議,包括曾國荃在內的許多將領都認為曾國藩此舉是自剪羽翼,但也有很多湘軍人士認同此舉,認為這是曾國藩在朝廷重壓之下保全湘軍勢力的唯一辦法。
雖說裁軍數萬,但湘軍及后來發展出的淮軍(簡稱湘淮系),因圍剿太平軍多年之故,在政壇的勢力深厚。同治初年,八個地方總督席位,湘淮系常年占五位,十六個巡撫的位置,湘淮系經常保持十一個以上。江寧城所在兩江地區(今江蘇、安徽兩省及上海市和江西?。潜幌婊聪狄暈樗饺祟I地。
此時,太平軍早已剿滅殆盡,北方作亂的捻軍也被鏟除,清王朝經過四年的休養生息,進入“同治中興”的短暫繁榮時期。慈禧老佛爺開始想辦法破除湘淮系在兩江獨大的局面。
馬新貽在此時進入了慈禧的候選名單。
馬新貽,山東菏澤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出身,然后分配到安徽出任地方縣令。
咸豐五年(1855年),太平軍進攻安徽廬州巢湖地區,縣令馬新貽跟隨欽差大臣袁甲三(河南項城人,袁世凱叔祖父),擊敗了太平軍,奪回了廬州。由于廬州一役的英勇表現,馬新貽隨后擢升為廬州府知府。
咸豐七年(1857年),起源于安徽北部的捻軍和太平軍合力攻打巢湖地區,馬新貽破敵,被吏部記功。
咸豐九年(1859年),馬新貽再次升官,官至正三品的安徽按察使(可以理解為現在的安徽省公安廳廳長),職位次于巡撫和布政使,負責全省刑名按劾之事。
但不久,太平軍陳玉成率軍進攻廬州,馬新貽率領團練鄉勇迎戰,太平軍從偏僻的小道攻破廬州,馬新貽大敗并丟失官印,被朝廷革職留任,后因母孝父孝丁憂,歸鄉在家。
同治元年(1862年),馬新貽經翁同龢舉薦,以候補官員的身份,跟隨舊相識袁甲三在安徽地界內和太平軍作戰。第二年,馬新貽因戰功官復原職(安徽按察使),不久又升任布政使。應當就是在此時,馬新貽成為了中央重點培養的高級干部,之后官運亨通。
同治三年(1864年)馬新貽升任浙江巡撫。
同治七年(1868年),馬新貽任閩浙總督,未及一年,曾國藩改任直隸總督,馬新貽便接替了曾國藩的位置,調任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馬新貽在地方多年,勤政能干,有功名還有一些小小的軍功,很符合朝廷用人的標準,當然,最關鍵的一條是,無論他的出身還是仕途都和湘淮系沒有任何關系。慈禧老佛爺想必很是滿意這樣的安排,但此時的馬新貽卻未必有著被重用的喜悅。
據馬新貽的養子馬毓楨回憶:
同治六年,馬新貽由浙江巡撫升任閩浙總督,按照慣例,馬新貽上奏請求進京,陛見請訓。同治七年,馬新貽進京。慈禧太后先后十余次召見馬新貽,最后一次是在慈禧的住處養心殿。
對這次召見,馬毓楨印象深刻,他陪同父親一起進宮,馬新貽進殿面見慈禧,馬毓楨在外等候。
剛升了官,又得到老佛爺賞識,馬新貽很是高興,意氣風發地進了養心殿。但等到他從養心殿出來時,卻不知為何面色凝重難看,無絲毫喜色,甚至步履蹣跚,汗水把官服都浸透了。
面見慈禧后,馬新貽請了二十天的假,回山東老家祭祖,專門向兄長交代:他此去兇多吉少,一旦出現意外,千萬不要告狀,一定要夾起尾巴做人,保全整個家族。
假期期滿后,馬新貽按照規定啟程赴任閩浙總督。一行人剛走到濟寧,新的任命便來了。
“兩江總督著馬新貽調補,毋庸來京請訓。此欽此?!?/p>
馬毓楨這時才明白父親的擔憂,這樣的人事安排,相當于對湘淮系的公然挑釁。
同治元年至七年,兩江總督由曾國藩擔任,坐鎮蘇州的江蘇巡撫則依次為李鴻章、李瀚章和丁日昌。李鴻章不用說,是嫡親的曾門弟子,李瀚章是李鴻章的大哥,也是曾國藩的老部下,丁日昌則由李鴻章一手提拔。四人一家親,在江南地方和和美美。
不曾想,朝廷突然空降了一個馬新貽,對于朝廷而言,可能是一次試探,而對于馬新貽而言,卻是壓著全副身家性命,在群狼環伺的地盤里勉力維持。
上任之后的馬新貽戰戰兢兢、勤勤懇懇,一直遵照前任總督曾國藩所定章程,于每月二十五在練兵場(今天的南京市一中)對武職人員進行校閱考核。
二、案發及江寧將軍之一審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五,由于天氣原因,原本計劃中的校閱考核推遲一日。七月二十六巳時六刻(早上10點半左右),馬新貽校閱完畢,在親兵們的簇擁下,步行走出練兵場。
“行至后院門外,有一人(王咸鎮)跪道求幫,巡捕葉化龍用手將那人推去,巡捕唐德金上前查問。大人又行兩步,突有一人喊冤,直撲大人面前……”
電光火石之間,此人已從靴筒中拔出一把利刃,直接刺向馬新貽腹部,匕首由下至上刺入后又被急轉刀刃自上而下的拽出,據載:“碎腸隨刃而出”。
兇手行兇之后毫無懼色,束手就擒。前一位告狀人王咸鎮逃離現場。
而負責保衛總督安全的兩江督標中軍副將喻吉三(湘軍舊人),相當于馬新貽的保鏢總管,卻不在案發現場。馬新貽遇刺之后,他才匆忙趕到。
至于喻吉三為何沒有出現在他應該保護的總督身邊,據他的供詞解釋,是因為士兵操演未完,他留在校場監督。在最終結案時,喻吉三被“革去提督銜,降二級調用”,和他的失職程度相比,幾乎就等于是“罰酒三杯”。
被刺后的馬新貽氣若游絲,奄奄一息,傷口處沒有流血,口鼻反而流血,據當時的大夫檢查,刀入肋深達三寸,“受傷之后皮肉內縮,并未出血,頸項浮腫,十指甲青色,系以毒藥敷于刀上,以致深入要害,不能醫治”。也就是說,他出現了非常明顯的中毒癥狀。匕首事先涂了毒藥,“驗其刃,乃尋常佩刀,意以藥煮,故傷而無血”。
大夫見此情狀束手無策,知道已是藥石無靈,下屬親眷在慌亂中甚至請來了道士、神婆作法治病。當夜(另一說是一周之后),馬新貽氣絕身亡。
這里有一個奇怪的情況。馬新貽中毒的情況是在五天之后,安徽巡撫英翰(滿人)在給慈禧的奏折中提及的,英翰的消息來自于兩江總督署派來給他送消息的差役江宏坤。
當時距案發不過五天,很容易查驗,英翰似乎也沒有必要在匕首有沒有毒這個問題上故意撒謊,但隨后的審案大臣們卻眾口一詞堅稱匕首無毒,在結案中寫道“刀鋒白亮,量視血陰,計投入三寸五分,暫無毒藥”。
匕首有毒與否,這其實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可以追查的線索,但不僅幾任審案大員似乎誰也不愿深究,就連接到英翰奏折的慈禧對此也沒有多問。
消息傳出,朝野震動,慈禧“不勝駭異”。馬新貽遇害,是清朝立國200多年以來,第一起最高級別官員被刺事件,堂堂欽命的兩江總督,封疆大吏,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街被刺身亡。
命案發生之后的第三天,即七月二十九,同治帝及慈禧太后連發四道諭旨,命江寧將軍魁玉主審,各司、道官員協助,“務將因何行刺緣由及有無主使之人一一審出,據實奏聞?!?/p>
同時,慈禧恐江南生變,命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火速趕往江寧,調任兩江總督,彈壓局勢,未到任前由江寧將軍魁玉代理總督之職。當時身陷天津教案的曾國藩接到調任后,即刻上折告病,請朝廷收回成命,另請高明,擺明了態度是不想蹚這攤渾水。
江寧這邊,魁玉提審刺客,但此人除了自稱張汶祥,時年46歲,河南人氏之外,便不再言語。
咸豐至光緒年間活躍在江寧的文人張文虎在其日記中記下,張汶祥操湖北口音,不食豬肉面,有可能是回教中人。
《張文虎日記》詳細記載了刺馬案發經過,盡管張文虎本人并不是現場的親歷者,但他和馬新貽有較多私交,他所交往的朋友朋中許多人都是馬新貽的座上賓,他記載的這次刺馬案經過,應當來自馬新貽身邊的友人親信,可靠程度較高。
如此看來,張汶祥甚至連籍貫都有可能是捏造的。
案發前刻的鳴冤告狀之人王咸鎮亦被抓獲,據王咸鎮供認,他是受了劉學的指點出現在馬新貽的面前。劉學曾是總督衙門的轎頭,因為聚眾賭博被趕出衙門,后在家開煙館牟利。宰相門前七品官,劉學雖然已經被開除,但仗著舊關系,做著類似中介的角色,在街面上為想搭上總督衙門的人做些“咨詢服務”。
一日,劉學在街上遇見了從山東菏澤來的武生王咸鎮,指點他在閱兵之日去找一向寬待老鄉的馬總督伸冤。無巧不成書,當日剛好王咸鎮告狀在先,吸引了親兵們的注意,幫了張汶祥一個大忙。
之后,歷任主審均斷定王咸鎮和劉學“無同謀情事”,確與馬新貽被刺一案無關。最后王咸鎮和劉學二人,一個被革了武生的功名,一個因開煙館有妨風化而被杖責了事。
審訊持續了一個多月,依舊茫無頭緒??裰荒軣o奈地上奏表示“拿獲行刺之兇犯,始則一味混供,迨晝夜研鞫,據供系河南人,名張汶祥,直認行刺不諱,而訊其行刺之由,尚屬支離狡詐?!?/p>
九月初五,清廷連下兩道圣旨。
第一道圣旨是派時任漕運總督(相當于現在的鐵道部部長,當時工作重點主要在運送糧食物資)的張之萬(張之洞從兄,道光年間狀元)來審理此案。
慈禧在第二道圣旨中強調,此案一定有幕后主使,“張汶祥行刺督臣一案,斷非該犯一人逞忿行兇,必應徹底研鞫,嚴究主使,盡法懲辦”。
三、漕運總督張之萬之二審
張之萬審理期間,張汶祥仍拒不開口,開口也是胡亂掰扯,“復有矯強不遜之詞,任意污蔑之語”。馬新貽部屬袁保慶等人一再要求嚴刑問訊,張之萬拒絕了。
他認為,案情重大,重刑之下容易屈打成招,況且如果張汶祥受刑不過,身死,那誰來負責呢?所以審問張汶祥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施以重刑。
據時人薛福成《庸庵筆記》記載:
張汶祥作案當日,江寧將軍魁玉問他,是何人主使他行刺?張汶祥回答:“我為天下除去一個通匪之人。”因為馬公(馬新貽)祖上出自西北,所以以此事誣陷他。等到欽差(張之萬)來到,與地方官員先后“熬問”,張汶祥終無一詞,只有一些不著邊際的謾罵。
經過兩個多月的“熬審”,張之萬匯同魁玉上奏案情:
河南人士張汶祥,因荒年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下來到寧波府,以賣氈帽為生。太平軍攻陷江南后,被俘入太平軍四年,后來看到太平軍勢力不支,趁機逃出,輾轉回到寧波,與浙江沿海海盜團伙往來親密。
張汶祥交代的殺人動機有三點:
一是他回到寧波后發現自己的老婆和錢財被人霸占了,于是找到時任浙江巡撫的馬新貽攔轎喊冤,馬未受理。他只好到寧波府告狀,馬新貽卻不受理此案;
二是他的很多海盜朋友被馬巡撫捕殺,張汶祥向來最講義氣,于是打算殺馬新貽為朋友報仇,同時也能泄私憤;
三是他私自開的“小押”(重利盤剝的典當行)生意被馬巡撫明令禁止,張汶祥因此“本利俱虧”,絕了生路。于是,家破人亡的張汶祥“追念前仇,殺機愈決”,一路跟隨馬新貽從浙江到了福建、江蘇,數次圖謀行刺,因種種原因沒能得手,直到本年的七月二十六,方得機會,將其刺殺。
張之萬在奏章的結尾總結道:“再三質訊,矢口不移其供,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北砻鞔税改耸莻€人恩怨導致的仇殺,張汶祥背后并無主使之人。
此結論一出,朝廷嘩然,太常寺少卿(負責禮儀祭祀的官員)王家壁第一個站出來,表示不相信此種結論,他上奏說:“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被案,應歸馬新貽查辦,請托不行,致有此變。” 王家壁直指此案是馬新貽和丁日昌之間“督撫不和”所致。
所謂丁日昌之子案,即刺馬案的前一年,同治八年九月的一天(1869年10月),太湖水師勇丁徐有得、劉步標一干人等閑游妓院,正遇江蘇巡撫丁日昌(湘淮系人士)之子丁惠衡、侄子丁繼祖帶著一幫朋友在妓院內尋歡作樂,雙方爭風吃醋,大打出手。
恰逢丁日昌因公出門,丁惠衡便找到巡撫親兵營幫忙,親兵人多勢眾,“棍責”徐有得40軍棍。徐不服,又遭重責,四天后徐有得因傷死亡。
丁日昌回家一看,“子侄閑游妓館滋事”,鬧出了人命,壓是壓不住了。何況,水師一貫囂張跋扈,必不會善罷甘休,為今之計,只能刻便上奏,自請處置。
上諭命馬新貽審理此案,隨后丁繼祖投案,丁惠衡傳喚未到。據丁日昌說,丁惠衡夜里越墻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日昌之子丁惠衡拒不歸案,一直拖到同治九年的六月初八(1870年7月6日)才結案,革除丁惠衡的捐官了事。
此案結案40多天后,馬新貽被刺,時間節點過于巧合,所以太常寺少卿王家壁堅持這兩起案件之間有莫大的關系,并將馬新貽的被害解讀為湘軍集團對中央政府人事任命的激烈反彈。
但丁日昌在此案案發的第一時間便主動上報,上諭命馬新貽審理此案。馬新貽在此案的審理中也是遵照程序,并未苛責刁難丁氏一家,事后對丁惠衡的從嚴查辦也是丁日昌的要求。
總之,馬新貽在此案中的個人作用并不大,丁日昌因此案與馬新貽結仇的觀點不能成立,朝廷也未采納此看法。
無論如何,慈禧對張之萬的調查結果依舊表示不滿意,覺得尚有“不實不盡”之處。
雖然看上去,張汶祥在愛情、友情、事業三方面都遭到了馬新貽的降維打擊,但清剿海盜和關停小額貸款生意都是政府行為,非馬新貽一人所能決定;至于老婆跟別人跑了卻怪到地方官的頭上,更是聞所未聞。
既然有這么多疑惑,慈禧便不甘心具結此案,批示道:此奏“不足以成信讞”,即令曾國藩“趕緊嚴加審訊,以期水落石出”。同時,命刑部尚書鄭敦謹為欽差大臣趕赴江寧,協助曾國藩辦案。
之前曾國藩使出一個“拖字訣”,稱病遲遲不愿動身,慈禧耐住性子,幾次召他入宮,促其赴任。早在九月二十六,慈禧在養心殿內召見曾國藩,并詢問他的病情,曾國藩稱其右眼已失明。
慈禧曰:我看你行走磕頭,精神尚好?
曾國藩曰:精神總未復原。
慈禧曰;馬新貽這事,豈不甚奇?
曾國藩曰:這事很奇。
慈禧曰;馬新貽辦事很好?
曾國藩曰:他辦事和平精細。
慈禧終于按耐不住了,直接問曾國藩準備何日啟程。曾國藩表示盡快,便退出殿門,之后一去又是十幾日不見動靜。
慈禧不得已,再次召他入宮,加重了語氣:“江南的事要緊,望你早些兒去!”曾國藩再也拖不下去了,十月十五,啟程南下。
此時,張汶祥到底為何刺殺馬新貽,除了上述張之萬的調查結果和王家壁“督撫不和”的版本之外,民間的街頭巷尾又演繹出一些“非官方”版本。據《清稗類鈔》記載,當時民間傳聞主要有兩個版本。
其一,張汶祥原為捻軍,后隨部并入太平軍,眼看著太平軍大勢已去,風雨飄搖,終日憂慮自己的前程。一日,張汶祥所在小隊俘虜了一名叫徐弁的清兵,二人相談甚歡、一見如故,于是結拜為異姓兄弟,共誓:茍富貴,勿相忘。
隨后,二人一起逃出太平軍營。徐弁為山東菏澤人氏,和時任浙江巡撫的馬新貽是拐了好幾個彎的親戚。馬新貽此人非常重視老鄉關系,因此徐弁做了巡撫標兵營材官;張汶祥以太平軍身份投誠,無法在清軍中謀職,于是徐弁便給他本錢,幫助他在寧波開了間典當行。
一日,張汶祥到杭州看望好友,徐弁告訴了他一個天大的秘密:馬新貽是“天方教”教門中人,半個月前,西北叛亂諸部寫了一封密函給馬新貽,說是他們已平定新疆,即將剿滅左宗棠所領之楚軍,很快便要入關東進。而江浙一帶征討事宜,均由馬新貽負責。
張汶祥當場怒罵:“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后又因馬新貽下令取締非法營業的典當行,張汶祥生計被斷,出于國仇私憤刺殺了馬新貽。
鑒于張汶祥和捻軍、太平軍的關系,這個版本很難服眾,張汶祥真的如此熱愛大清朝嗎?下面這個為友報仇的說法聽上去更合理一些。
第二個版本,大家可能比較熟悉,電影《投名狀》據此版本改編。
早在咸豐年間,馬新貽在合肥任縣令辦團練時,被捻軍頭目張汶祥俘虜。張汶祥早有招安之心,加之馬新貽能言善辯,被俘后,說動了張汶祥,并連同其友曹二虎、石錦標三人,結拜為異姓兄弟,一齊出逃。
(圖片來源:電影《投名狀》)
后來馬新貽編選張汶祥的降軍為山字營,并據此屢立戰功。馬新貽很快升遷到安徽布政使,卻對三位出生入死的兄弟日漸冷淡。一日,馬新貽偶遇曹二虎的妻子,垂涎其美貌,隨后設法騙奸,并設下毒計,以“串通捻軍謀反”的罪名冤殺了曹二虎。張汶祥經此巨變,誓要誅殺馬新貽為友報仇,后終如愿。
四、曾國藩之三審
在民間沸沸揚揚的流言中,曾國藩抵達江寧府。然而他卻不著急審案,每日翻看紀曉嵐的志怪小說《閱微草堂筆記》,悠閑度日,一定要等刑部尚書鄭敦謹抵江寧后共同審理。
其實,曾國藩自接到調令到抵達江寧,一共花了三個月的時間,看似拖延,卻一直在動用留在兩江的關系打探此案,對此案的“實情”早已了然于心,但照他看來,結案報告卻無法據實而寫。
為何如此?讓我們先來看看曾國藩所了解的“實情”是什么。
話說,曾國藩了解到,馬新貽被刺殺的前兩年,任浙江巡撫時,他府中的一個貌美小妾因病重不治身亡。府臺后院死個生病的小妾本也不是件罕見的事兒,但有好事者自稱從中發現了端倪,因為這位貌美小妾并不是正常死亡,而是被人殺害的。
馬新貽被害后,這兩件事被有心人聯系在了一起,聲稱這位小妾不是別人,正是張汶祥之妻。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張妻為什么是馬新貽的小妾,她又是被誰殺害的呢?
這個版本還得從馬新貽在合肥任職縣令時說起。當時身為合肥縣令的馬新貽不僅要管理政務,還要學習湘軍辦團練,對付當時在安徽境內流竄的捻軍,于是他便請了一位對捻軍的情況十分熟悉的幕僚,就是張汶祥。
賓主相處甚歡,兩家女眷也經常后宅來往。不曾想,一來二去,馬新貽和張妻看對了眼,有了私情。此時的張汶祥因一直忙于公事,并未發覺。
幾年后,馬新貽打了敗仗丟了官印,革職回原籍,兩人就此別過,分道揚鑣。張汶祥沒了靠山,恰逢捻軍開始做大做強,便投身從捻。
同治初年,馬新貽咸魚翻身,官運亨通,于同治三年擔任浙江巡撫。文祥亦已從捻軍中脫身,聽得老東家作了大官,便來杭州投靠。或許考慮到張汶祥從賊的經歷,馬新貽對他甚為冷淡,“不以禮接”。
但是另外一方面,馬新貽又是一位長情的人,他對張妻始終戀戀不忘,急切地追問“眷同來否?”
得知張妻抵達杭州后,馬新貽也學著西門大官人的樣,找了位能說會道的“王婆”,勸說張妻,與其跟張汶祥過著一眼看不到頭的窮日子, 不如從了馬大官人,保你一世富貴。
張妻被說動了,她知道不可能說通性子剛硬的張汶祥一別兩寬,便偷偷地逃入馬府做了姨太太。
妻子失蹤,張汶祥到縣里告官,這縣令早得了巡撫指示,說他一貫“招搖”,咎由自取,此案本官不予受理。數月后某日, 張汶祥接到報信,說張妻在某處出現,他急忙找去,果真就是其妻。他回家后仔細盤問,張妻說是迷路走失,他自是不太相信,但總歸回家就好,也不再深究。孰料,一個多月后,張妻又不見了。
這次,經人指點,張汶祥這才知道妻子死心塌地從了奸夫,這奸夫還不是別人,就是他的老東家馬新貽。
張汶祥經此人倫巨變,萬念俱灰,殺心頓起。
依《大清律》,本夫殺死奸夫奸婦是不論罪的,但是有個前提,必須要將奸夫淫婦捉奸在床才能殺。
馬新貽和張妻都住在有重兵把守的府衙后宅,在這個情況下,張汶祥毫無機會進宅殺人,只能耐心等待一一鏟除奸夫淫婦。
一次,張妻外出游玩,張汶祥跟蹤在后,將其殺害。當時馬新貽估計猜到了兇手是誰,但畢竟理虧,便沒有大肆聲張,對外就說小妾是生病而亡。淫婦易除,奸夫難殺,直到兩年后,張汶祥才把握住機會,在江寧殺掉了奸夫。
(圖片來源:電影《投名狀》)
可能早在魁玉和張之萬審理期間,這番“實情”就已然明了,張汶祥應該早就吐露了“實情”,“熬審”是為了審出那個有可能存在的主使。
但此番“實情”在給朝廷的報告中無法明寫,張、魁二人只能含糊其辭,給出三個無法令人信服的動機(可惜有理不在數量多)。因為堂堂的封疆大吏、一品大員,誘奸幕僚之妻,被本夫殺死,聲名全毀。死者的家屬、親朋好友無法接受,最重要的是朝廷也接受無力。
馬新貽以坐火箭的速度,在五十歲就做了總督,是慈禧一力栽培的、要和湘淮系抗衡的政治明星。現在匯報上去,“老佛爺,您的這位紅人死于男女茍且之事”,豈不是相當于狠狠地打了朝廷一耳光,看看朝廷這識人用人的眼光吧?
所以,案情結論自然不能這么寫,張之萬和魁玉懂得,曾國藩更懂。不過如果不能照這番大家都知曉的“實情”定案,那勢必就要謊報案情。曾國藩不愿一人獨自承擔獨斷枉法的責任,所以他無論如何也要等到鄭敦謹一起審案,拖他下水。
于是,同治九年的大年三十,鄭敦謹抵達江寧。正月初二,曾國藩和鄭敦謹便開庭審案,正月未了,此案便已審結。曾國藩和鄭敦謹達成共識,聯名上奏,跟五個月前魁玉、張之萬的初審報告一致: 因張妻為人誘逃,求告無門,心懷忿恨,乃趁間刺殺總督大員,并且明白表示本案“實無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謀之人”,“請將該犯仍照原擬罪名,比照謀反叛逆,凌遲處死,并摘心致祭”。
同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六,諭旨結案。結案后,已經八十多歲的鄭敦謹乞旨告老歸鄉。
四月初四,曾國藩監斬,張汶祥被依法處置。自此結案。
五、個人猜想
書至此處,各位看官認為“刺馬”是純屬個人恩怨所致?還是另有隱情,背后一定有主使之人呢?
有人認為,如果張汶祥屬于偏執型人格,那么張之萬和魁玉審出的那三個動機(妻子被拐,無人做主;海盜好友被殺;小店被關張),完全可能導致馬新貽被殺。
還有人認為,曾國藩審出的,沒有上報的“實情”就是真相,張汶祥因為奪妻之恨殺了馬新貽,純屬個人恩怨。
當然,也有無數人堅信這就是一場政治刺殺。
在此,我說一下個人的猜想。
首先,我來解答一個疑問,刺馬案一出,無論在朝廷還是民間,很多人都認為湘軍的嫌疑最大。那既然如此,慈禧為何還執意讓湘軍創始人曾國藩審理此案呢?豈不是法官和被告都是一家人,能查出真相嗎?
個人的解讀是,慈禧害怕了。我相信,慈禧在心里八成認為刺馬案就是湘軍的杰作,她沒想到朝廷的一次試探行為居然直接導致一品大員被殺。
馬新貽被殺事小,湘軍集團是借此事告訴朝廷,他們無所畏懼,殺重臣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振臂一呼,誰也說不準。畢竟,太平天國金陵城破的那一天,勸曾國藩黃袍加身的人也不在少數。
曾國藩此人克己復禮,完全遵循儒家道德,慈禧對他還是很信任的,但保不住他手下的若干人等想要那潑天的富貴。江南的湘軍一旦反了,全國范圍內的湘軍,包括之前裁撤的兵勇們,很快便會同氣連枝、勢不可擋,真到那時,就是曾國藩出馬也未必有用了。
所以慈禧慌了、怕了,在第一時間讓曾國藩復職兩江總督,穩定江南軍心、人心。慈禧和大清國第一裱糊匠曾國藩都是玩政治的高手,互相你來我往幾次,彼此心意也就漸漸明了,那就各退一步吧。
以下則是我個人對此案作案過程的猜測。
此案案發之時,護衛總管不在身邊,恰好此時有老鄉前來上訪,這些因素都過于巧合,政治刺殺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我大膽猜想,馬新貽在朝廷任命下來的那一刻,就已經難逃一死。他本身成為了湘淮系和朝廷進行博弈的一枚棋子,湘淮系用來他殺雞儆猴,示威清廷。
布局應當是從馬新貽接任兩江總督之職開始的。某位氣不過的湘系大佬(有人猜測是彭玉麟),招募了死士張汶祥,隨即展開籌備謀劃工作(此處腦補《瑯琊榜》劇情)。
馬新貽府中的小妾死亡,或許給了他們突破口,從中作局,給馬新貽潑臟水。這一系列的劇情應該都被安排的有據可查、滴水不漏,張之萬和魁玉及一系列的主審副審,應該都認可這些擺在眼前的所謂實情。
不過,我也認為做局的那位大佬其實根本不在乎大家到底相不相信,他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向朝野展示湘軍的能力。他們不僅有能力讓一品大員當街橫死,而且還能讓他死得身敗名裂。甚至這位大佬還有可能希望朝廷震怒,下嚴旨懲治湘軍集團,他就可以趁此機會,帶領兄弟們揭竿而起......
接下來,我也相信市井中流傳的那些和“實情”有個三四分相似的流言也是有人故意放出的,用“謀反”和“桃色事件”對馬新貽進行進一步抹黑。
我認為,曾國藩與此事應當無關,但事后他一定在第一時間就知道到底是誰所為。作為湘軍元老,他自然要保住自己人,所以等于是在慈禧的退讓和默許中,他前去江南安撫、彈壓那些蠢蠢欲動的心思,順水推舟給出了最后不清不楚、難以服眾的結論。
但湘淮系在此事中也做出了讓步,結案的同年,丁日昌回潮汕老家守母孝,無湘淮系背景的天津南皮人張之萬出任江蘇巡撫。
刺馬案暴露出中央政府和地方相互傾軋的問題,清廷此時沒有能力去解決,所以也只能大事化小。但慈禧老佛爺畢竟不是吃素的,雖然她在刺馬案上吃了大虧,但在隨后的楊乃武和小白菜案(點擊閱讀)中拿下眾多江南湘淮系官員,成功扳回一局。而湘淮系在楊白案中栽了跟頭,后來也沒有發作,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在此案中占了大便宜,或許還有些理虧吧。
(*文中所涉及時間,若非特殊說明,一律為農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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