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世上知王國維的人,大多唯知其求學求治之三重境界,唯三句宋詞——
第一重,“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第二重,“衣帶漸寬終不悔。”
第三重,“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至于其他,其實不甚了了。
我說王國維,似不必落此俗套。而之所以論《南渡北歸》,卻提王國維者,實是因為王國維為近代文化史上難以避開之頂級人物。
向來說一個人物,最好的辦法是靠近他、了解他。靠近乃是先從生活中靠近,再從作品和思想上了解他。這似乎也是中國的特點,我們的史書,汗牛充棟,所記人物無數,但其方法卻很統一,皆是以事說人,以人繹事。一個人到底如何,從他的生活到典型事件細細說開,不著一語評價,卻似乎把這人就這樣說明白了。
這是很好的方法,本身就很生活化。平素我們說一個人,或者和一個人成為朋友。都是先與其在生活中共處,通過其言語處事而了解他。
知王國維者,應也如此。
魯迅是見過王國維的,而且對于其人,打了一個奇怪的譬喻——
“(王國維)老實到像火腿一般。”
(按:見魯迅《而已集·談所謂“大內檔案”》)
這句話確實是說王國維相貌的,但魯迅此處更多的還是說王之性格。魯迅的原話是承接一些事情而來的,按魯迅的說法,是所謂的在清朝內閣里積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廟里塞了十多年的“大內檔案”最終被賣給了日本人。于是羅振玉和王國維經常發感慨,“大有號啕之聲,仿佛國寶已失,國脈隨之似的”。
魯迅認為這些人的議論“都不大確”,羅振玉所寫的東西有“廣告”氣撲鼻。因為這些人都把自己當作“遺老”,慨嘆之中販賣的東西是陳舊的,為已沒落滅亡的王朝說話,所以魯迅說其文——大抵有“廣告”氣撲鼻。
繼而筆頭一轉,指向王國維:
“獨有王國維已經在水里將遺老生活結束,是老實人;但他的感喟,卻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雖然所出的氣,有真假之分。”(按:見魯迅《而已集·談所謂“大內檔案”》)
魯迅的筆很狠,但也替王國維做了開脫。因為他認為王國維只是被那群“遺老”弄成了“成夾廣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為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
我英語欠缺,查“Sandwich”詞意為夾心面包、三明治。然會意魯迅之文,應當是王國維是三明治那兩片面包中間夾的火腿,身不由己,受了夾板氣,被蒙蔽。
則魯迅所謂“(王國維)老實到像火腿一般”,意思明了。
但魯迅高明即在此處,這不僅是譬喻王國維處境而恰當,于王國維性格、相貌亦甚妥帖。
甚少有人知道,在中國,火腿并非僅為吃的,而是一種中藥,藥名即“火腿”。
《藥性考》里說其藥性咸、溫。《綱目拾遺》中說其味咸甘,性平。
如此作用,當然用來開胃寬膈,最合適不過。
王國維對于這些事情的處理,之所以如此“性平”、“性溫”,雖跟思想有關,但與性格亦很有關系。
至于王國維的相貌,毋庸置疑,一字概之:丑!
而且其丑為睹容者共知。
臉龐黑黃,八字須,頭戴瓜皮帽,身后拖著一根豬尾巴狀的小辮子,一副頹喪萎靡之狀。
這未免過分,不客氣地說,這是現代文學與影視作品的“污蔑”,因為他們總把王國維當作“清朝遺老”對待。
但王國維之丑,卻是不假的。
魯迅所謂“火腿”是模糊之例。胡適則說得直接:“人很丑,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
這是胡適晚年所寫,王國維早已作古,如王國維在世,胡適必不敢如此說的。
因為王國維雖然體重不足百斤,是如今“好女”的標準體重,胡適卻對他尊敬佩服到害怕的地步。
我們認識生活中一個人,也必先認識他的相貌,再美貌的人,也多少有丑朋友。與人相處,最終必不是看相貌之俊丑的。長久地相處,那些“丑人”朋友,往往是最好的朋友。
這道理,現在甚多人不明白。但其時那些大人物們卻甚明白。
這恰也是我只談王國維相貌的原因。
因為這與王國維之地位,以及大人物們對王國維之態度的最好的對比,無時無刻不在闡述“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那句話。
王國維的小身板里,充斥著學問的血肉,可謂如江河湖海,浩瀚無涯,并世罕有其匹。
莊子說海之浩瀚,云:“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武俠小說中,張三豐的弟子張翠山對張三豐的佩服,也是這句話。
王國維確也如此。
這個所謂的“遺老”,卻開辟了以西方文學原理批評中國舊文學的先河。舊統學問,至王國維,到了一個無可匹敵的高度。
宋元戲曲史研究、經史、古文字學、考古學、殷周秦漢古史研究,無一不高。
單看他研究的那些課題——歷代古器物、甲骨鐘鼎、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漢晉簡牘、敦煌唐寫經——名稱便能唬住各種神人,拒人于千里之外。
這一個“博”字,便足以驚呆世人。以莊子之語夸之,毫不為過。陳寅恪便贊嘆其學問“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
“轍”,即車轍。意即跟著王國維之腳印走,也趕不上。
這等境界,孰能以貌丑而鄙之?反正當時的大人物無一敢做此想。
更何況,甲骨學將他奉為鼻祖,不,不祧之祖。
甲骨文很早便見世了,1899年之后,便流傳全世界。
骨片數以十萬計,然世人莫能識。于是王國維一埋首抬頭之間,甲骨文的秘密震驚天下。
此影響不僅是對于未來的,實則對于過去之影響也無比巨大。
在那時,中國風云巨變,時代之殤正酣,中國文化亦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中。首先“疑古之風”盛行——此風至今日仍在狂吹,學術界、文化界對于古籍普遍產生懷疑。
普遍或徹底疑古,便是否認自己之文化。這當然與當時時代動蕩的環境有莫大關系。但卻也幾陷文化于深淵薄冰。
而王國維對于甲骨文之研究成果一出,《世本》《史記》之真,昭然無可辯駁。至少《史記·殷本紀》的真實性幾無懷疑,且從殷墟中挖掘甲骨的那些考古先輩,也是根據《史記·殷本紀》按圖索驥而得成果的。
這在極大的意義上為中華文化的存續上給足了信心。那一代的大師,確實是有此能力和胸懷的。
更為有趣的是,考古學,這是那時的學人大師們從西方搬回來的學科,卻是舊文化傳統里的王國維給它燒上了一把最輝煌的火。這當然也震驚了那些當時的“海歸”們!
(按:中國當然早有考古學,比如北宋之金石學,但當時以考古學為名在中國做研究之學科,確實搬自西方,如今意義上的考古學是先在西方發展起來的,歷史也并不算很長。)
至少,我們所熟知的那些新文化運動的大人物,如認真了解他們,便發現他們實際上對于中國過去的文化并不排斥鄙視,而且抱著滿腔的崇敬與珍重。
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哪一個不受傳統文化之浸潤,有人總以為魯迅推白話文,便是完全反對古文。其實大謬不然。魯迅等人如此做,是以新方式普世、救心、救世,而非徹底否定過去之文化。否則,魯迅為何讀史,為何寫《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這可都是文言文。實則魯迅個人的第一篇小說,便是文言小說——《懷舊》(1911年)。毛主席自己,便酷愛史書、古詩詞。
所以,白話文只是一種“斗爭”的方式,絕不是要完全滅絕古文,至少本意上絕非如此。
王國維則是不選這種方式的,他有他的方式。因為他是舊式學者(胡適的稱謂)。胡適認為當時舊式學者只剩下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即章太炎),梁啟超與胡適自己等,是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而胡適認為其他三個人都不行了,羅與葉沒條理系統,章太炎半僵化了,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
胡適用的詞,是“過渡學者”、“希望”。
可見這個新式人物,絕不是要徹底打敗舊有的文化,反之,恰是對于過去的文化抱著極大的希望,而他自己,只不過是個“過渡學者”。意即過去的文化要繼承發展,新的文化也要去嘗試,去發展,二者并存,甚至融為一體。
晚年胡適
只不過,舊有文化,歷經幾千年的沉淀,頗有死水難泛的氣象,這需要極天才和擔當之人,撞開重重迷霧,給出光明。
王國維便是這個人。他一肩撞開迷蒙遁隱幾千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門,便是證明。他以西方文學原理批評中國舊文學,便是明證。
是時代的定性認知上,總把他認為是一個純粹的“遺老”,這是有失偏頗。
不過,如此認為,倒也事出有因。
或許,很少有人知道,王國維是一個帝師。
當皇帝的老師,從來都是榮耀的。周代即有,為太師。秦不設,但秦之太子也是有老師的。漢及以下,從來都有。元代皇帝的老師,雖然為僧侶,但總之是有老師的,且權力不小。明清雖為贈官、加銜之用,但也很受尊崇。
王國維便是清代最后一帝——溥儀——的老師。
這個身份讓他幾乎難以翻身,妥妥的標靶。即便魯迅說“獨有王國維已經在水里將遺老生活結束,是老實人”,也是無用。
而這個被“詬病”的“遺老”,卻又有個驚人的舉動,他將走進以西方模式辦起的學校——清華園——中去教書。這對于王國維,既是糾結,也是莫大的勇氣。而對于中國文化,也不失為一種幸運。
請看下期:《皇帝的老師下學堂》。
作者:李爺。本文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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