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王大力。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案子發生在加拿大萬錦市（Markham）的一個亞裔家庭中。

2010年11月8日夜里，三名持槍歹徒闖入了潘漢輝（Huei Hann Pan）與梁碧霞（Bich Ha Pan）夫婦的家中。

他們把潘漢輝夫婦的大女兒珍妮弗·潘（Jennifer Pan）綁在了二樓，還在地下室朝潘漢輝夫婦二人連開5槍。梁霞當場死亡，潘漢輝身負重傷。

案件發生后，這家人所在的社區陷入了巨大的恐慌，社區居民普遍以為這是一起由隨機搶劫案引發的命案。

但兩周后，案情突然反轉，警方逮捕了珍妮弗·潘。這個家庭到底發生了什么？

一、潘家慘案

萬錦市位于加拿大多倫多市附近，當地治安良好，是一個典型的中產社區，居住著大量亞裔家庭。

2010年11月8日晚上10：30左右，萬錦市的911接到了一通報警電話。

一名年輕女子在電話里聲嘶力竭地告訴接線員，她需要幫助，有劫匪闖入了她家。他們搶了錢，把她綁在了二樓樓梯扶手上，似乎還把她的父母帶去了地下室，她聽見砰砰幾聲。

就在該女子與接線員通話時，電話里傳來了一名男性的慘叫與呼救聲。

慘叫一開始清晰可聞，后來越來越模糊，與接線員通話的女子則不停地大叫“爸爸，爸爸，我在打911，我在打911，我沒事”。

報警女子告訴接線員自己的父親走到了門外，正在屋外哀號。

打電話報警的年輕女子名叫珍妮弗·潘，屋外的則是她的父親潘漢輝。

（珍妮弗·潘 圖片源自網站Bugged Space）

3分鐘后，警察趕到了現場。

這是一棟兩層獨棟房屋。房子的一樓是廚房、餐廳、客廳，二樓則是書房與臥室。

除此之外，房子還帶一個地下室與可容納兩臺車的車庫。

（案發地潘宅 圖片源自NY每日新聞）

警方在門口發現了潘漢輝，他臉部中了一槍，肩膀也中了一槍，一位嚇傻了的鄰居正陪在他身邊。

隨后趕到的救護車將潘漢輝緊急送往醫院，之后潘漢輝被人工昏迷，并被轉院至多倫多日溪醫院。

進入房屋后，警方在二樓樓梯拐角處看到了被綁在扶手欄桿上的珍妮弗·潘。

她跪坐在地板上，腳裸偏向身體的一側，上臂被綁在扶手欄桿上，雙手則被反綁在身后。

（綁住珍妮弗的鞋帶 圖片源自網站Talk Murder to Me）

綁住珍妮弗的是兩根鞋帶。后經證實，這兩根鞋帶是綁匪從她母親梁碧霞的針線盒中找到的。

因為珍妮弗被綁住的是上臂，她的手腕離欄桿有一定的活動距離。

警察剪斷了綁住珍妮弗的鞋帶，并將她交給了屋外的急救員，同時記下了珍妮弗的手腕沒有紅腫和勒傷。后經醫院證實，珍妮弗未受到任何物理傷害。

當警方發現珍妮弗時，她告訴警察，母親應該在地下室，可能中槍了。

在地下室的休息室中，警方發現了梁碧霞。

她頭上包著藍色的毯子，穿著睡衣，面朝下倒在沙發前，頭部、頸部和肩部各中了一槍，已經去世了。

(梁碧霞中槍身亡的地下室 圖片源自太陽報)

經過現場勘查，警方發現珍妮弗家的大門并沒有被暴力入侵的痕跡。

地下室休息室有血跡一路延伸至一樓門外，警方判斷這是中槍的潘漢輝走向屋外呼救時留下的痕跡。

除此之外，一樓干凈整潔，沒有任何被翻動過的痕跡，看起來完全不像是遭遇了入室搶劫。

潘家二樓，潘漢輝與梁碧霞的臥室被翻了個底朝天。他們的床墊被掀翻在地上，床頭柜的抽屜被砸開，里面的物品散落了一地，抽屜也被撇在一邊。

但值得一提的是，衣柜處的保險箱完好無損，并沒有被打開。

除了潘漢輝夫婦的主臥外，二樓其他房間也沒有被翻動過的痕跡。

案發前，潘漢輝夫婦擁有兩輛高級轎車，奔馳與雷克薩斯，但兩輛車都未被開走，雖然案發時車鑰匙就在一樓。

除此之外，潘家其他貴重財物，例如電腦、筆記本電腦、電視也沒有被帶走。

警方未在潘家發現可疑指紋或嫌犯DNA。

二、 一個普通的亞裔家庭

案發前，潘漢輝與太太梁碧霞以及女兒珍妮弗·潘生活在萬錦市家中，他們的兒子費利克斯·潘則在附近城市讀大學。

潘漢輝與梁碧霞都是越南華人，在越戰結束后，他們在青年時期分別以難民的身份隨家人移民加拿大。

當潘漢輝與梁碧霞在多倫多市士嘉堡區重逢后，兩人戀愛了，之后組成了自己的家庭。

(潘漢輝與梁碧霞的合影 圖片源自網站多倫多星)

像許多亞裔移民一樣，潘漢輝與梁碧霞工作勤勞、生活節儉。他們為了擺脫貧困而努力工作，人生理想就是過上安全、舒適、體面的中產生活。

在越南時，潘漢輝曾在大學學習過模具制造和柴油機械，在來到加拿大幾年后，潘漢輝在麥格納汽配廠找到了工作，而梁碧霞也成了同一家公司車間流水線上的工人。

之后潘漢輝夫婦又攢錢在士嘉堡區買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

雖然街區破敗，周圍治安也不好，但兩人好歹算是在異國他鄉有了屬于自己的家。

1986年，潘漢輝和梁碧霞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他們給她取名珍妮弗。三年后，潘漢輝夫婦迎來了第二個孩子，費利克斯（Felix），而珍妮弗也有了可愛的弟弟。

(案發后珍妮弗與費利克斯參加母親葬禮 圖片源自網站Toronto)

和大部分亞裔移民家庭相似，潘漢輝和梁碧霞對珍妮弗和費利克斯的期望很高，管教嚴格。

他們要求子女勤奮、上進、有禮貌，希望孩子能出人頭地，在自己的基礎上取得更進一步的成就，考上好大學，讀一個有前途的專業，并在畢業后有一份高薪、體面的職業。

在家里，潘漢輝是位嚴格的爸爸，他會在子女成績不理想時嚴厲地訓斥他們，但也會每天5點起床工作，為給一家提供生活保障而忙碌。

和潘漢輝相比，梁碧霞更溫柔、更體貼，與子女的關系也更好。她會在潘漢輝與子女鬧僵后從中調節，但她對他們的成績同樣要求嚴格。

案發前數年，在遭遇了一起入室搶劫后，潘漢輝夫婦從治安混亂的士嘉堡區搬到了萬錦市。

在外人看來，潘漢輝一家的生活幸福成功。他們住在寬敞、舒適的大房子里，有兩臺高級轎車。

女兒珍妮弗從小聽話懂事，不僅門門功課拿A，鋼琴彈得好，花樣滑冰也很厲害。

而兒子費利克斯則繼承了父親的衣缽，考入了工程學院。

案發前，潘漢輝與梁碧霞終于還清了所有房貸，他們的子女也已成年。因為兩人十分節約，他們還攢下了不少積蓄。

可以說，辛苦操勞一生，潘漢輝夫婦終于有機會好好享受生活了。但2010年11月8日，厄運降臨了。

三、內鬼還是幸運兒？

2010年11月9日凌晨，案發四個多小時后，珍妮弗接受了警方問詢。

(珍妮弗接受警方問訊 圖片源自網站oxygen)

潘漢輝當時依然昏迷不醒，而根據珍妮弗的口供，整個案發過程并不復雜，但這起“簡單的”案子卻令警方格外費解。

以下是經過提煉后的珍妮弗的供述：

11月8日，三名黑人持槍闖入潘宅，目的是搶錢。

案發時，珍妮弗在二樓，在交出了自己的現金后，兩名劫匪搜刮了她父母的房間，接著推搡著她下到了一樓。

此時，潘漢輝與梁碧霞就在一樓，一名持槍歹徒控制了他們。

接著，因為潘漢輝說他二樓的錢包里有60加元，珍妮弗和一名劫匪又上了二樓

而后，劫匪把珍妮弗綁在了二樓扶手欄桿上，卻在地下室槍殺了她的父母。

然后他們留下了珍妮弗家所有值錢的東西和珍妮弗這個活口離開了。

如果珍妮弗說的是實話，那這群歹徒的行為也太奇怪了。

首先，這群劫匪會為了60加元上樓，卻在離開時留下了珍妮弗家方便轉移的財物。

其次，如果他們是為了劫財，為什么要殺害順從的潘漢輝夫婦？

如果他們殺害潘漢輝夫婦是為了消滅目擊證人，那為什么又要留下珍妮弗？

從歹徒特意把珍妮弗綁在二樓，只殺害了潘漢輝與梁碧霞來看，這起案件更像是仇殺。

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如何做到悄無聲息進入潘宅的？

從現場情況出發，警方懷疑潘漢輝夫婦可能是卷入了黑幫糾紛，但珍妮弗說她不認為父母涉及毒品交易或賭博。

當警方問到珍妮弗的家庭情況時，她說和普通家庭沒什么區別，沒什么特別的地方。

為了幫助珍妮弗回想起更多細節，警方叫珍妮弗復述了一遍案發現場。

珍妮弗的第二次描述與第一次有不少出入。

除此之外，珍妮弗在問詢中的某些表現也顯得非常可疑。

比如，她曾兩次用“先生（gentlemen）”稱呼殺害了她母親的劫匪。

珍妮弗居然用了一種開玩笑般的語氣模仿父親中槍后的呻吟！

話剛出口，可能是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不妥，她立刻停下了對父親呻吟聲的模仿，在短暫的沉默后，低頭做出了悲傷的樣子。

與此同時，一位警察注意到，雖然珍妮弗提到母親時似乎很難過，低著頭啜泣，但她擦眼睛的紙是干的。

除了珍妮弗的表現外，警方還留意到了一點：當潘漢輝從地下室出來后，他并沒有試著上樓去看看珍妮弗怎么樣了，而是跑往屋外呼救。

家里闖入了行兇的劫匪，還把女兒綁在樓上。當父親行動自由后，第一反應卻是往屋外跑，而不是查看女兒的情況。對一些警察來說，這是個反常的現象。

這次深夜問詢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直到天快亮時，珍妮弗才離開了警察局。

她不知道，就在第一次問詢后，警方內部已經有不少人懷疑她以某種方式參與了這起案件。

四、重要轉折

11月9日，警方接到了匿名舉報，珍妮弗曾幫她的前男友黃志光（Daniel Wong）運大麻。

11月10日下午，警方把黃志光叫到了警察局問話。

黃志光的態度平和、友善，很配合問詢。

(黃志光接受審訊 圖片源自網絡)

他向警方坦白他曾因販賣大麻被捕，但他現在已經洗心革面，從波士頓比薩的洗碗工一路做到后廚經理，不再販毒。

除此之外，他還承認他與珍妮弗曾交往了7年，但他們已經在去年4月分手，只是偶爾會打個電話聊聊天，而且自己也有了新女友。

接下來，黃志光的證詞證實了，珍妮弗在第一次問詢中并沒有全說實話。

和珍妮弗自己的描述截然不同，據黃志光說，珍妮弗與家人關系非常緊張。

黃志光向警方透露，潘漢輝夫婦對珍妮弗管教嚴厲，而珍妮弗從高中時就開始偽造文件應付他們。

因為潘漢輝夫婦不喜歡黃志光，還曾命令珍妮弗與黃志光分手，因此，兩人的交往都是背著珍妮弗父母的。

案發前一年，當潘漢輝發現女兒居然依然在與黃志光交往后，他大發雷霆，要珍妮弗在家庭與黃志光間做出選擇，強迫他們分手，這令兩人非常痛苦。

黃志光透露，在案發前，珍妮弗的生活極為苦悶，她就像被軟禁在家。潘漢輝夫婦不許她隨意外出，還沒收了她的手機和電腦。

除此之外，黃志光的口供還提到了極為關鍵的一點——珍妮弗有兩部手機。

黃志光說在他和珍妮弗分手后，他、珍妮弗和他的新女友都曾持續收到騷擾電話與短信。

騷擾事件愈演愈烈，珍妮弗對他說，她在信箱里收到了子彈，還遭遇了輪奸（但警方沒有珍妮弗的報警記錄）。

黃志光說自己知道珍妮弗的父母不讓他們聯系，但他很擔心珍妮弗的情況，所以給她買了臺蘋果手機，希望她沒事可以向自己報個平安。

11月11日，在與黃志光談過后，警方對珍妮弗進行了第二次問詢。

珍妮弗承認她長期對家人說謊，并且案發前與家庭關系緊張。但當警察問她是否恨自己的家人時，珍妮弗沒有正面回答。她說，說到底，這是我的選擇，我選擇了家人。

在第二次問詢中，警方同時要求珍妮弗演示了一個他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她是如何在雙手被反綁的情況下報警的。

根據珍妮弗的演示，通話時她的手機離她的臉很遠，但在911錄音中，珍妮弗的喘氣聲清晰可聞。

(珍妮弗進行演示 圖片源自網站Mysteriousunsolved)

錄音分析證明，珍妮弗報警時大部分時候是貼著電話機說話的，也就是說，她當時并沒有被綁起來。

五、落網

11月12日，潘漢輝從昏迷中蘇醒。他告訴警方，他曾看到珍妮弗像朋友一樣與歹徒輕聲交談，而當他與妻子被歹徒挾持時，珍妮弗卻可以自由、隨意地在家里活動。

潘漢輝的證詞證實了警方之前的猜測：珍妮弗與謀殺案有關。

11月23日，警方第三次審訊了珍妮弗。

在審訊壓力下，珍妮弗承認是自己花錢買兇。她交代，這一切都是她與“宅男”共同策劃的，而在11月8號當晚，也是她悄悄解鎖了大門，好讓歹徒悄無聲息地進入潘宅。

但珍妮弗一口咬定，她想殺的其實是自己。

明眼人都能看出，這個解釋分明就是胡扯。

在案發當天，珍妮弗曾用蘋果手機接打過多個電話，發過不少短信。

順著這個線索，在梳理了100多萬條原始通話與短信記錄后，警方鎖定了兩位案發當晚闖入潘宅的歹徒的身份：戴維·米爾瓦加楠（Davie Mylvaganam）與埃里克·卡蒂（Eric Carty）。

遺憾的是警方最后并未找到3名歹徒中的最后一人。

與此同時，他們確定黃志光與倫弗徳·克勞福德（Lenford Crawford）是此案的中間人，兩人共同參與策劃了此案。

2014年3月，檢方以一級謀殺罪，以及謀殺未遂罪起訴了這5人。

(從左到右：珍妮弗、黃志光、倫弗徳、戴維、埃里克 圖片源自網站Mysteriousunsolved)

埃里克的律師因為得了癌癥去世了，因此，埃里克的審判與其他四人是分開進行的。

他后來簽署了認罪協議，承認是倫弗徳主動聯系他，告訴他珍妮弗在找人謀殺雙親。

2014年12月，陪審團判決珍妮弗、黃志光、倫弗徳與戴維一級謀殺罪及謀殺未遂罪罪名成立。四人均被判處終身監禁，25年內不得假釋。

2015年12月，因為埃里克曾簽署認罪協議，他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

六、虎爸虎媽

11月8日案發當晚，見珍妮弗被歹徒單獨留在樓上，梁碧霞曾哭著祈求歹徒不要傷害珍妮弗。

梁碧霞恐怕臨死都沒想到，自己一心想要保護的女兒，正是謀殺她的真兇。

這個案子曾在亞裔家庭中掀起了劇烈討論，不少新聞報道的切入點，都認為這是一起在高壓式教育下導致的家庭悲劇：不堪父母控制的孩子采取了極端的手段報復父母。

事實是否如此呢？

潘漢輝夫婦教育方式確實非常嚴厲。他們要求珍妮弗事事爭第一，不僅校內成績要優秀拔尖，在課外活動中也是如此。

像許多亞洲家庭一樣，在潘漢輝夫婦眼里，功課拿A是最基本的，B就是不合格。

但是即便珍妮弗取得了出色的成績，他們也只是適度透露自己的欣喜，不會經常表揚，以免孩子產生自滿的情緒。

可一旦珍妮弗成績下滑，潘漢輝就會表現得很失望，變得更加嚴厲，認為珍妮弗不夠努力。

從四歲起，珍妮弗就開始學習鋼琴，六歲時，她又學起了花樣滑冰。

(珍妮弗參加滑冰比賽照片 圖片源自網站Talk Muder To Me)

這些活動都是潘漢輝夫婦為珍妮弗挑選的，他們同時為她制定了嚴格的作息，從小開始，上學、練琴與滑冰幾乎占據珍妮弗的全部生活。

珍妮弗會在上學前接受滑冰訓練，放學后，她要繼續練習滑冰，回家后還要練琴和寫作業。

有時，滑冰訓練會一直持續到晚上10點，而珍妮弗則需要熬夜寫完學校的作業。

不僅如此，潘漢輝夫婦還嚴格限制了珍妮弗的社交生活。

即使在周末，潘漢輝夫婦也極少同意讓珍妮弗去朋友家玩，或是參加他們的生日派對，更別說在朋友家留宿了。

在潘漢輝夫婦看來，快樂只是生活的調劑，珍妮弗應該把時間用在做“正事”上，因此，珍妮弗周末大部分的時間都被各種各樣的課外班占滿了。

這些繁重的課外活動不只給珍妮弗的生活帶來了壓力，也給潘漢輝夫婦帶來了經濟壓力。

除了正常工作，潘漢輝還找了份兼職，以支付珍妮弗課外班的費用。

案發前，妻子梁碧霞曾多次向潘漢輝提出，希望能回越南老家看看，也都被潘漢輝駁回了，因為這不僅會影響珍妮弗的學習進度，也會影響潘漢輝賺錢。

盡管珍妮弗小時候已經非常優秀了，潘漢輝夫婦依然還會拿她與其他親戚家的孩子比較。

可能在他們看來，這只是激勵珍妮弗的方法，但珍妮弗顯然認為這是在否定、貶低她的價值。據珍妮弗說，她最常被比較的對象就是她的表妹米歇爾，而她恨透了這種比較。

可以看出，珍妮弗的生活從小開始就毫無喘息的空間。她沒有玩耍的時間，沒有社交的機會，沒有自由。

生活在這種難以忍受的高壓下，一般人可能早就崩潰并反抗了。

珍妮弗的弟弟費利克斯就曾承認他根本沒法過姐姐那樣的生活：“我爸媽對姐姐要求總是很高，對我就得過且過。[...] 珍妮弗有點太完美了。要是她鋼琴比賽拿個第二名，我爸就會火冒三丈。”（《別人家的孩子》）

但珍妮弗從小就格外自律、聽話。她不頂嘴，不抱怨，“失敗了”也不找借口。

珍妮弗的多位老師提到，珍妮弗只會默默地在心里記下自己做得不夠好的地方，然后加倍努力。

盡管潘漢輝夫婦嘴上不說，但他們心底肯定是偷偷為這樣的珍妮弗驕傲的，在潘宅一進門最顯眼的地方，擺放的都是珍妮弗的獎杯、獎狀和獲獎照片。

但對珍妮弗來說，她是什么感受呢？

在珍妮弗聽話、努力形象的背面，我想，她也許時常也會感到憤怒與恐懼，認為父母只喜歡那個優秀的女兒，而不是她本身，認為如果自己達不到父母的期待，他們就會拋棄她。

與此同時，因為缺乏正常社交生活、缺少對社交能力的鍛煉，珍妮弗非常孤獨。

據珍妮弗八年級的老師說，在學校里，雖然同學們并沒有刻意疏遠珍妮弗，但珍妮弗也沒什么朋友。

珍妮弗自己也說，八年級時她就得了抑郁癥。她覺得沒人喜歡她，覺得自己毫無價值，曾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嫌惡中。

在八年級中學畢業時，珍妮弗經歷了人生第一個巨大打擊。她沒有被選為畢業生代表在畢業典禮上講話，甚至連一個獎都沒拿到。從那之后她再沒認真學習過。

七、雙面人生

因為女兒一直很乖很努力，當珍妮弗升入高中后，潘漢輝夫婦稍稍放松了對她的監管，把注意力轉而集中到了成績不理想的兒子身上。

趁此機會，放棄學習的珍妮弗偽造起了成績單，把自己70多分的成績全都改成了A。靠著自己以前在父母面前積累起的信任，珍妮弗偽造成績單的事情一直順風順水。

偽造成績單這事，至少從兩方面幫助了珍妮弗。一方面，她不用再繼續過去那種高壓生活了，而另一方面，她也由此回避了任何可能的打擊。即使成績不好，她也可以安慰自己說，這只是因為她沒有努力。

進入十年級后，珍妮弗開始背著父母偷偷與同是樂團成員的黃志光談戀愛。

黃志光外向、幽默，同時溫柔體貼。案發后，認識黃志光的人都說，在他們眼里，黃志光是個搞笑又關心人的好人、好朋友，無法想象他居然會參與策劃謀殺。

黃志光給珍妮弗提供了很多支持與肯定，這種無條件的接納與關心是珍妮弗在家中不曾體驗過的，他開朗的性格也讓珍妮弗的生活快樂了不少。

據珍妮弗說，在朋友與男友的包圍下，她的抑郁癥在那段時間好轉了許多。

但黃志光也有自己的問題。他不僅對學習不上心，還抽大麻，后來更因販賣大麻被捕。

但黃志光也不是一個完全無可救藥的人。為了不讓珍妮弗擔心，他洗心革面，脫離了販毒的圈子，除了進入大學念音樂外，還在波士頓比薩餐廳找了份洗碗工的工作，只用了八個月就干到了后廚經理。

珍妮弗還在高中時，梁碧霞曾意外撞破她與黃志光的戀情。

在潘漢輝夫婦的要求下，珍妮弗安排黃志光與他們見了一面，但潘漢輝并不喜歡黃志光。

在珍妮弗看來，這是因為他瞧不上黃志光餐廳后廚經理的工作，他不喜歡黃志光一半的菲律賓血統，他認為談戀愛會影響珍妮弗學習。

而在費利克斯看來，潘漢輝不喜歡黃志光，主要是因為他認定，黃志光已經與珍妮弗發生了性關系。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解釋是，潘漢輝不喜歡黃志光，是因為費利克斯的同學告訴他黃志光販毒，而費利克斯又告訴了潘漢輝這則消息。

無論如何，潘漢輝態度強硬地命令珍妮弗與黃志光分手。梁碧霞更是親自現身說法，告訴珍妮弗自己年輕時也曾喜歡過一個不合適的人，但最后時間沖淡了一切，讓過去成為了美好的回憶。

但珍妮弗沒有照做，她又一次用謊言應付了父母。

雖然潘漢輝夫婦的出發點是為了珍妮弗好，但從這件事上，我們也能看出潘漢輝夫婦家庭教育中缺乏共情能力的一面。

如果他們愿意和珍妮弗談談，同時試著站在珍妮弗的角度上看待問題，我想，他們一定能發現，黃志光對珍妮弗來說，并不是一次“美好的回憶”，而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在珍妮弗過去壓抑的人生中，黃志光恐怕是第一個帶給她快樂與無條件支持的對象。他也許也是第一個回應了珍妮弗的情感訴求，給予、肯定了她自我價值的人。

就像黃志光的一個朋友說的：“我覺得她和黃志光在一起時就不那么恨自己了。”

八、謊話連篇

在高中最后一年，因為微積分掛科，之前預錄取珍妮弗的大學拒絕了珍妮弗，她也無法申請其他大學的理工類專業。除外之外，因為學分不夠，她亦無法獲得高中畢業證書。

珍妮弗不敢想象被家人發現偽造四年成績單的后果，她也不敢面對自己的失敗。除此之外，珍妮弗還害怕家人會拋棄她。畢竟，在她心里，父母愛的只是那個優秀的女兒。

為了圓之前的謊，珍妮弗選擇撒下更大的謊。她偽造了高中畢業證、大學錄取通知書、獎學金證明、助學貸款文件，還買了二手課本、文具，假裝自己去讀大學了。

如果說一開始，說謊只是珍妮弗為了給自己換得一些喘息空間的權宜之計，那之后，珍妮弗的謊言變成了她逃避承擔責任的方法，并且越來越夸張，已經到了離譜的程度。

學期開始后，她每天假裝通勤，然后找個圖書館或者咖啡廳坐著，從網站上找資料炮制聽課筆記。不僅如此，為了增加謊言的可信度，珍妮弗還編造了許多校園生活的細節，講給家里人聽。

因為弟弟費利克斯與珍妮弗在同一家餐廳打工，為了杜絕穿幫的可能，除了黃志光，珍妮弗的謊言覆蓋了她周圍所有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把謊話講圓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珍妮弗有時候會一整天都坐在圖書館里，思考接下來該怎么辦，思考這樣的生活什么時候才能到頭。

但其實如果珍妮弗想，她完全可以通過函授重修微積分，然后重新申請大學。等真的被大學錄取了，她也就不用再繼續說謊了，家里也不一定會發現她高中的所作所為。

但珍妮弗拖了四年也沒有重新申請大學，由此可見，珍妮弗的厭學情緒一定非常嚴重。

九、紙包不住火

為了和黃志光住在一起，珍妮弗后來對父母撒謊稱自己轉學進入了多倫多大學醫學院，與好朋友一起在多倫多市中心合租。

但實際上，她搬進了黃志光父母家，與黃志光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兩年，每周一到周三，珍妮弗生活在黃志光家，在周四到周天她則回家住。

與珍妮弗家高壓、嚴肅的生活氛圍相比，黃志光家的生活非常放松、溫馨，黃志光的父母也很喜歡珍妮弗。

后來，為了能與黃志光有更多時間相處，珍妮弗撒謊稱她在兒童醫院做志愿者。但因為從沒見過珍妮弗的工作服和她的工作卡，潘漢輝起了疑心。

有一天，當珍妮弗正要出門“上班”時，潘漢輝突然堅持親自開車送珍妮弗去醫院，還讓梁碧霞跟著珍妮弗一起下車。

珍妮弗嚇傻了，她從急診室進入了兒童醫院，一直在里面躲了好幾個小時。

第二天，梁碧霞打電話給珍妮弗的“室友”，卻發現珍妮弗并不在她家。梁碧霞立馬打電話給珍妮弗，勒令她立馬回家。

面對雙親的怒火，珍妮弗承認了兒童醫院的工作是假的，自己其實住在黃志光家，但依舊撒謊稱自己在多倫多大學的學位是函授課程。

潘漢輝哪敢相信，自己從小聽話懂事的女兒，竟然騙了自己，還跑去和人同居。在他看來，這一定是黃志光帶壞了女兒。

潘漢輝怒不可遏，咆哮著要求珍妮弗在家庭與黃志光之間做出選擇。潘漢輝說：“要么你留在這個家，繼續去上學；要么你就跟著黃志光過，再也別回這個家。”珍妮弗選擇了回家。

為了懲罰珍妮弗說謊，潘漢輝夫婦決定將珍妮弗禁足兩周。在這期間，除了上鋼琴課與教鋼琴，她不能隨意外出，不能隨意使用電話和手機。

事發前，珍妮弗原本有兩份在餐廳打工的工作，其中一份就在黃志光工作的餐廳。潘漢輝夫婦要求她辭掉在餐廳的工作，以杜絕見到黃志光的可能，珍妮弗照做了。

但沒多久，當潘漢輝夫婦放松了對珍妮弗的監管后，她再一次騙了他們，又開始與黃志光見面，還謊稱自己在沃爾瑪找到了藥劑師的工作。

當潘漢輝再次識破珍妮弗的謊話后（珍妮弗這次“坦白”了，她多倫多大學的函授課程并沒有畢業），珍妮弗徹底失去了父母的信任，原本兩周的禁足，變成了無限期的軟禁。

這一次，失望到了極點的潘漢輝拒絕與她說話，被女兒一而再，再而三用各種借口欺騙后（為了外出與黃志光見面），一向與珍妮弗關系親近的母親也不愿多搭理她，而從小與珍妮弗關系親近的弟弟也因為煩透了家里的氣氛，能躲就躲，很少回家。

據費利克斯說，他曾經火冒三丈地質問姐姐為什么繼續與黃志光見面。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能再一次看出，珍妮弗家人的共情能力并不是很強。

如果說，潘漢輝夫婦因為文化背景（他們在越南出生、長大）和代溝，不能理解珍妮弗的心情，作為姐姐的同齡人，又在同一種文化背景下長大，弟弟可以說是和珍妮弗關系最近的家人了。

可即便是費利克斯，似乎也不曾覺得自己有必要好好和姐姐談談，去理解她的感受，知道姐姐為什么這么做。

另一邊，知道珍妮弗在家生活得很痛苦，黃志光哀求珍妮弗與他一起搬去他家以前的房子，那里現在只有他的外婆和姨媽，但珍妮弗拒絕了。

之后，黃志光認清了現實：珍妮弗的家人永遠不可能接受他，而珍妮弗也不會在家庭與他之間選擇他。黃志光對珍妮弗提出了分手。

多年來，生活在靠謊言堆砌起的幻想世界中的珍妮弗終于不得不面對現實：她24歲了，當同齡人都從大學畢業、找到體面工作后，她卻連高中文憑都沒有。一直供她讀書、為她交“房租”，卻受她欺騙多年的雙親對她失望至極。連深愛她，為她提供了那么多無條件的肯定與支持的男友也放棄了她。

也許在珍妮弗看來，一直籠罩著她的噩夢——她毫無價值，不值得被愛——終于成真了。

在被軟禁在家的時期里，珍妮弗經歷了情緒崩潰，并兩次企圖自殺。據珍妮弗說：“我覺得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我說了那么多謊言，因為我的謊言發生了那么多事。我覺得我誰都對不住。”

“我覺得沒有人需要我，沒有人愛我，我的人生毫無價值 [...] 不管我做什么我爸爸都不會接受，不管我怎么努力他都不會認可，哪怕我做的是他覺得正確的事。[...] 就算做錯事結果也不過就是這樣，相比來說，做錯事還容易一點。” （《別人家的孩子》）

為了挽回與黃志光的關系，珍妮弗開始給黃志光發匿名騷擾短信（由此我們也能看出，珍妮弗口中的“軟禁”生活其實沒有那么嚴苛），同時謊稱自己也接到了這些短信，還謊稱自己遭遇了輪奸。

出于擔憂，黃志光給珍妮弗買了一臺手機，希望她沒事給他報個平安。借著這個機會，珍妮弗慢慢重新拉近了自己與黃志光之間的距離。

另一邊，與珍妮弗分手后，黃志光又重操舊業，開始販毒。當珍妮弗2010年春天雇人弒親的計劃被她希望雇傭的人拒絕后，她纏上了黃志光，并通過黃志光認識了倫弗徳。

之后發生的事我們都知道了。

十、動機一

在我看來，珍妮弗高壓式的家庭關系雖然令人同情，但像我最開始提到的，我并不認為這是一起子女不堪重負在壓力下向父母發泄怨恨的悲劇。

珍妮弗并不是沒有能力脫離父母的控制。

當潘漢輝夫婦第一次發現珍妮弗說謊時，珍妮弗已經成年，她不僅有住的地方，還有三份工作（教鋼琴、兩份餐廳工作），男友也有穩定收入。她的生活并不是沒有經濟來源，只能依賴父母提供支持。

而且，在經過了7年時間后，我想，對珍妮弗來說，給予了她許多肯定與支持的黃志光，早已代替家人成為了她的精神支柱。

如果她想離開，她完全能做到。

珍妮弗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在第二次審訊中，她自己就親口承認：“這是我的選擇。”

但珍妮弗為什么選擇家庭？我認為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錢。

雖然珍妮弗有三份工作，但這三份工作中的兩份都是餐廳服務生，不僅工作辛苦，同時并沒有太好的職業發展，而另一方面，潘漢輝與梁碧霞卻為她提供了豐厚的經濟支持。

在得知珍妮弗被大學“錄取”后，潘漢輝夫婦馬上為珍妮弗買了價值2700加元（約14000元人民幣）的筆記本電腦。

與此同時，在珍妮弗“上學”期間，家里不僅會給她現金花，梁碧霞還特意為她辦了一張信用卡副卡。

后來，因為珍妮弗謊稱與朋友在多倫多合租，家里每個月都會向她卡里匯“房租”。

甚至，在潘漢輝從槍擊中清醒過來后，珍妮弗依然厚顏無恥地問他要了1200加元（約6000元人民幣）。

除此之外，潘漢輝夫婦曾和珍妮弗與弟弟交代過家產，談過當他們去世后，他們希望如何分配遺產（姐弟平分）。

因此，珍妮弗知道家里的房產值大約50萬加元（約260萬人民幣），以及潘漢輝夫婦每人都有價值17萬加元（約90萬人民幣）的人身保險，會在去世后生效。

但如果珍妮弗選擇了黃志光，而不是回家，她肯定會失去繼承權。

珍妮弗因為錢而選擇回家，但當家不再對她有吸引力后，錢也成為了她謀殺的動機之一。

十一、動機二

除了父母的經濟支持外，我推測，珍妮弗也許有討好型人格，而這可能是她選擇家庭的另一原因。

因為珍妮弗沒有認罪，也未接受過心理分析，因此并沒有專業材料能向我們解釋珍妮弗的想法，以下只是我對她心理狀況的推測。

從珍妮弗的生活經歷里，我們能看出，潘漢輝夫婦為珍妮弗制定的生活計劃，對大部分成年人來說都是沉重與勞累的。

憑一個孩子對生活的認知，我認為珍妮弗不可能是自愿接受這些繁重的任務的。

她難道不渴望玩耍、渴望休息嗎？

在這些需求得不到滿足后，她難道不會憤怒、生氣、怨恨并反抗嗎？

奇怪的是，珍妮弗從小就很聽話。在我看來，這種聽話很可能是因為她從小就有討好型人格。

當兒童的正常需求與情緒長時間被忽視、否定或得不到恰當回應時，他們就有可能發展出這種人格。

比如孩子很傷心卻沒有人安慰他（忽視），很高興卻找不到人分享自己的喜悅（忽視），又或者，比如到了飯點，孩子很餓，催促父母吃飯，父母卻因為工作尚未結束，就否定了他需求的合理性，批評他不知道體諒自己工作辛苦（否定、不恰當）。

因為情緒與內在需求長時間得不到恰當回應，孩子會認為自己并不重要，自己的需求也不值得被回應。

當發現滿足他人的需求能為他們帶來肯定與關愛后，他們很容易壓抑自己的真實情緒與需求，甚至是關閉自己對自身情緒的覺察，同時把他人的需求視為自己的需求。

與此同時，他們很容易陷入這樣的思維方式：只有滿足他人需要的我才會被愛，我本身不值得被愛，我的需求也不重要。

從珍妮弗壓抑的童年生活出發，我認為潘漢輝夫婦顯然很少留意過或恰當地回應過，珍妮弗作為兒童的天性與需求。

他們的文化與成長背景（潘漢輝與梁碧霞都在越戰時期長大）可能讓他們覺得自己的做法并沒有什么不恰當的地方。

而作為需要為了生計奔波的第一代移民，也許他們也很難有精力恰當地回應珍妮弗的需求。

除此之外，還有什么證據支持我的推測嗎？

有討好型人格的人經常會主動犧牲自己的需求，來照顧其他人，而珍妮弗小時候就對費利克斯很照顧。

在上學期間，珍妮弗還會經常犧牲課間時間，主動幫老師照看低年級學生，檢查他們的作業，或輔導他們的課外閱讀。

除此之外，她八年級時的老師也提到過，珍妮弗有許多聽話、討老師開心的行為，比如老師布置作業的時候，她會在老師開口前就打開作業登記本。

這位老師還提到過，珍妮弗是個極端的完美主義者，到了讓她有些擔憂的地步。而恐懼犯錯、對小失誤都充滿自責，正是討好型人格另一個心理特征。

討好型人格的人還會盡力避免沖突，而即便是在痛苦萬分的軟禁時期，珍妮弗也很少反抗父母。

有討好型人格的人就像是戴著一張假面具生活，面具戴得越久，他們越看不清自己的感受與需求。慢慢地，面具取代了他們原本的自我，成為了他們生活的主導，而在面具背后，是他們幾乎死亡的自我和空洞的精神世界。

因為厭學情緒，珍妮弗在高中時就放棄了學習，雖然多了許多空閑時間，但珍妮弗顯然從未認真規劃過自己的未來，思考自己除了做父母眼里的“乖孩子”外，到底想成為什么樣的人，想要什么樣的生活。

雖然珍妮弗一直在說謊，但她說謊并不是因為她有其他人生目標，無心繼續學習，更多的是因為她無力繼續學習，于是只能“假裝”在父母給她鋪好的鐵軌上滑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說謊成為了珍妮弗的人生目標。

珍妮弗自己也承認，當時她完全是過一天算一天。

在這種情況下，脫離家庭，擺脫父母控制的自由生活，對珍妮弗來說，同樣意味著她將完全失去人生的方向，失去行動的理由。這就像火車開到了半路，卻突然發現面前的鐵軌消失了。

在我們旁觀者眼里會給她帶來快樂的決定，在珍妮弗心里，引發的也許更多的是失控感與恐懼。

除此之外，就像前面提到的，珍妮弗的自我價值感非常低，可以說，她的自我價值感寄生在父母的滿意上。

在這種情況下，脫離父母對珍妮弗來說，除了帶來愧疚感，一定也會帶來強烈的空虛感，就像是自己也要不存在了一樣。

如果父母對珍妮弗如此重要，她為什么還會弒親呢？讓我們回顧一下案發前珍妮弗的生活。

案發前，當珍妮弗自認為已經非常“努力”，卻依然未得到家人的接受時，她經歷了精神崩潰，弒親的計劃也是在之后形成的。

不知道這個過程，有沒有讓大家想起珍妮弗八年級時的打擊和她隨之而來的厭學情緒。

在我眼里，珍妮弗雖然一直在壓抑自己的需求與情緒，但這些情緒從未消失過，而珍妮弗需要持續從外界得到肯定與回報，來“封印”自己的真實感受。

而一旦外界并沒有為她提供她期待中的回報，這些被壓抑的情緒就會吞噬珍妮弗。

在珍妮弗成長的過程中，除了渴望得到潘漢輝夫婦的關心與肯定，她一定也對潘漢輝夫婦的教育方式積攢了很多憤怒、不滿與怨恨。

而當有討好型人格的人壓抑的情緒爆發時，暴力正是可能出現的情況之一。

在這些情緒爆發中，珍妮弗并沒有與自己達成和解，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為什么會戴著“假面具”，沒有意識到“假面具”滿足了自己什么樣的需求，而自己又有哪些其他需求。

她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一個努力上進的學生，到一個逃課的高中肄業生，從一個孝順聽話的乖小孩，到冷血弒親的罪犯。

當珍妮弗企圖自殺并最終放棄后，我想，她也一并放棄了對父母的情感。她憎恨他們，不再渴望從他們那里得到愛，徹底將他們視為了僅供自己利用的道具。

也許，在她心中，這也正是潘漢輝夫婦對待她的態度：一個可供他們實現階層越級的工具。

十二、尾聲

在寫作珍妮弗·潘案的過程中，除了英文報道外，我還參考了《別人家的孩子》這本書。

這是一本關于珍妮弗·潘案的非虛構書籍，作者杰里米·格里馬爾迪（Jeremy Grimaldi）是一名資深記者，當珍妮弗·潘案發生后，他曾跟蹤此案長達十余月，并以法庭記者身份坐在法庭前排聽審。

這本書詳細地記錄了此案從案發到庭審定罪的全過程。更可貴的是，作者還采訪了不少認識珍妮弗的人，并通過他們的講述和其他大量詳實的細節，還原了珍妮弗的人生經歷。書中同時還收錄了兩位心理學家對此案的分析。

礙于篇幅，在給大家介紹此案的過程中，我省略了很多很多書中提到的細節，比如珍妮弗經歷的情感變化，她在案發前后的行為，她與其他人的互動等等，我的結論與兩位心理學家的分析也并不完全重合。

當我們把所有細節盡收眼底時，我的分析依然成立嗎？這一點，恐怕只能交給看過書的讀者們判斷了。

親子關系和教育一直是受到許多人關心的話題，也是非常復雜的問題，畢竟，對于每個孩子和家長來說，他們都只有一次機會陪伴彼此成長。

希望看完這本書后，每個人可以反思自己作為父母或子女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