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法家以商鞅、韓非、李斯為代表，他們三人巧合般地全死在了秦國，秦國依靠他們的學說完成了統一的霸業，但是秦帝國也像這三人的命運成于法，敗于法。

首先來看商鞅。

商鞅一部《商君書》可謂是貽害千古，影響深遠。在此書中他為秦國謀劃了富強之路，利用他對人性本惡的洞悉，將秦人的出處鎖定在了兩條路上，要么耕地，要么打仗，形成所謂“一賞”。商鞅開了一個極壞的頭，“重農抑商”，他把從事工商業及懶惰而貧窮的，包括他們的妻子全都沒收為官奴。

先秦法家對待人性的觀點是一致的，都認為人性趨利避害，都主張用嚴酷的刑罰恐嚇人們，用高額的獎勵誘導人們，所有的關系都被簡化成“趨利避害”。他們不相信什么道德，人性的高貴，更不在乎老子口中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教戒。

商鞅變法極為嚴酷，其中有一條叫連坐法，下令把十家編成一什，五家編成一伍，互相監視檢舉，一家犯法，十家連帶治罪。不告發奸惡的處以攔腰斬斷的刑罰，告發奸惡的與斬敵首級的同樣受賞，隱藏奸惡的人與投降敵人同樣的懲罰。

此條惡法臭名昭著，竟然堂而皇之地鼓勵人們相互揭發，而且動不動就要腰斬，留給人們的選擇空間極少。嚴法自然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危害也是巨大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商鞅后來逃到客棧，老板不敢接收他，后來陳勝吳國，劉邦都是因為此法而起義。

妄想著靠嚴刑峻法統治百姓，不過是竭澤而漁，只能收到一時的效果和表面的太平。

商鞅推出自己的變法后，很多人議論紛紛，有說好的，有說不好的。商鞅一律把他們發配邊疆修長城。在他的眼里民眾出來說話，就已經是亂民了。這樣做效果當然很好，從此再也沒有人敢在明面上說變法的壞處。

商鞅本人也是極端陰險狡詐，在帶兵攻打魏國時，曾擺酒席宴請魏國將領，趁其不備，奪了別人城池。當然，兵不厭詐。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講究貴族道德，這種情形還是比較少見的。項羽不在鴻門宴殺劉邦，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想做小人，項羽畢竟是楚國貴族。

商鞅在秦孝公在世時，尚可以靠著孝公的支持而耀武揚威，他出門怕別人刺殺自己，帶的衛兵、隨從極多。有人勸說他讓他把封地都還給國君，自己低調點。可自詡為洞悉人性的商鞅也應了自己對人性的洞悉，名利他都不愿意放棄，最終被殺掉。

再來看韓非。

《史記》中關于韓非的記載不多，但是《韓非子》完整地保留了下來，韓非是韓國貴族，他對人性的洞悉和君主的統治藝術闡述的更是精彩至極。

在對人的本性的分析中，韓非舉出了大量的例子論證，無論人與人之間處于何種關系，背后都是赤裸裸的利害計算。在親情關系中，孩子會抱怨父母沒有好好地撫養自己，父母又會抱怨孩子沒有盡到贍養的責任，身為至親，卻“皆挾相為而不周于為己”，意思是都會抱怨對自己不好。

生男孩則慶祝，生女孩就殺掉，其原因不過是出于利益的計算考量罷了。因為女孩遲早要嫁到他家，而男孩則能更好地贍養父母，“慮其后便，計之長利也。”

韓非主張君主秉持“刑賞”二柄，控制天下的臣民，他把那些不聽話的商人、游俠、儒者等人稱為害蟲，這些人不從事耕戰，主張把他們消滅掉。

但吊詭的是，韓非本人卻沒有像他人性論中所描繪的極端地趨利避害。他一生都在韓國，縱然對韓國國君有許多抱怨，但是最后卻冒著生命危險為韓國說情，在秦國被自己的同門李斯所毒殺。當然是否是李斯所殺，有爭論，但是韓非作為高級人才，死于秦國確實千真萬確的。

最后來看李斯。

如果說韓非是法家理論集大成者，那么李斯就是最終的實踐者。

韓非和李斯本來都是在荀子門下做學生，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荀子的學說中有較多法家的影子，尤其是荀子也持有性惡論。在荀子身上尚可以看到“從道不從君”的堅守，但是在他的兩個學生身上卻完全走向了另一極端。

李斯輔佐秦始皇最終完成了統一的霸業，司馬遷說他本可以比肩周公，可惜的是秦帝國的建立他有多大的功勞，毀滅他就有多大的罪孽。

李斯在年輕時曾看到廁所的老鼠和倉庫的老鼠的不同狀況，而領悟到自己發家致富需要合適的環境。老鼠待在廁所見人就跑，還不能吃飽飯，倉庫里就可以大搖大擺地飽餐。

后來他向自己的老師荀子辭行，說自己應該去干一番事業，追求功名利祿。這也為他后來的悲慘命運埋下了伏筆。

李斯有追求，也有才能。他也像自己的前輩一樣通曉人趨利避害的道理，他勸說嬴政派人拿著財富離間六國君臣，收買他們。最終輔佐始皇帝滅掉了六國。

這時，李斯在整個的帝國范圍內，開始了自己的政策變動。

他建議始皇帝，燒掉天下的除了醫藥、占卜、種植類的所有書籍，禁掉各種學派的爭辯、議論，不再允許人們私自講學，如果誰不聽話，就發配到邊疆去。有些人還因此被坑殺。

想學知識的好辦，就“以吏為師”，把當官的當做老師，把那些法律條例當做知識。

除此之外，他力排眾議設立郡縣，統一度量衡都對后世影響深遠。李斯本人的才能自然是誰都無法否認，一封《諫逐客書》流傳千古。

但是李斯和商鞅、韓非一樣都太過于相信所謂的刑罰，相信所謂的人性論，太過于依靠一個開明的君主。一旦失去了這個保障，他們自身也將煙消云散。

始皇帝死后，趙高、胡亥拉攏李斯一同篡改始皇帝的遺書。趙高與李斯的對白極為精彩，司馬遷以文學的手法再現了李斯的心理過程。他當然掙扎了，但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他終于不可放棄，他不愿意做一個廁所里的老鼠。

可是他卻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小人共患難容易，同享福難。大家都擅長搞陰謀，今天一起合謀，明天我就會干掉你。趙高逐漸發現，李斯原來并不像自己一樣無恥。李斯畢竟還是一個政治家，看著群雄起義，他心里著急，可是趙高卻一心想著禍害秦二世，禍害秦帝國。

按理說，李斯絕對有機會搞出點政變，殺掉趙高。可是他太天真，也太無恥。他竟然還想著勸諫秦二世，在勸說無果的情況下，又因為害怕，說當君主的就應該嚴酷刑罰，滿足秦二世的心理需求。結果使得更多的忠臣被殺。

李斯的結局自然可想而知，在被腰斬之前，他對兒子說，“我想和你再牽著黃狗一同出上蔡東門去打獵追逐狡兔，又怎能辦得到呢！”或許他最終意識到了對名利的渴望終歸是一條不歸之路，而最有價值的還是自己的親情。

商鞅、韓非、李斯作為先秦法家中的代表人物，皆死于非命，絕不是巧合。他們所秉持的法家學說將人性還原成利害計算，有其真理性的一面。但完全依靠此學說建立起帝國，統治天下的人，卻過于嚴厲，過于緊張，縱然是傳統社會，人們也需要一定的回旋的余地和選擇的空間。他們忽視了人們對于非利害關系的追求，人類自有其高貴的一面，可以超脫利害計算，生死計較。

他們不給治下的百姓機會，自己自然也得不到機會，就像跑去客棧被拒，又跑去魏國被拒的商鞅。終歸是自作孽、不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