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文彬：詐騙犯罪、經濟犯罪大要案律師、廣強所副主任暨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主任（承辦過不少中央電視臺報道、公安部、最高檢、最高院督辦或指定管轄的案件）

陳嬋娟：廣強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研究員

前言

請托辦事在人情社會中較為常見，其中部分請托辦事的內容并不侵犯某些職業的廉潔性，也不會導致請托人財產損失，并不觸犯刑法。但仍存在以下兩類常見的行為人受托辦事觸犯刑法的情況，若行為人具有實現請托事項成立的能力，接受他人請托金，并通過職權幫助請托事項實現，則行為人可能會涉嫌賄賂犯罪；若是行為人不具有實現請托辦事的能力或意愿，最終導致請托事項未能成立，請托人遭受財產損失，則行為人可能涉嫌詐騙犯罪。本文將從行為人有無辦事能力、有無辦事意愿、辦事款用途和在辦事不能的情況下是否歸還請托款四個方面，結合我們的辦案經驗，分析在受托辦事涉詐騙犯罪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認定。

目錄

一、行為人虛構辦事能力可能會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行為人虛構自己的身份
（二）行為人虛構自己的能力
二、行為人沒有履行意愿可能會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行為人完全沒有履行行為
（二）行為人存在部分積極履行行為
三、行為人未將請托資金用于請托事項可能會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行為人將請托資金全部用于個人用途
（二）行為人將請托資金部分用于個人用途
四、行為人在辦事未果后拒絕退還請托資金可能會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行為人在辦事未果后逃避返還請托資金
（二）行為人在辦事未果后部分返還請托資金

正文

一、行為人虛構辦事能力可能會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行為人虛構辦事能力主要有兩種情形，其一，行為人主要通過虛構自己的身份或者冒充他人的身份，比如虛構自己的職位，讓被害人誤以為行為人具有受托辦事的能力，以虛假的身份與請托人就請托事項達成協議；其二，行為人本身不具有受托辦事的能力，通過虛構自己存在一定關系，可以通過幫忙找領導送禮或者疏通關系，以幫助請托人實現請托事項，騙取被害人的信任，致使被害人轉移財產，并最終產生財產損失。

需要補充一點，在司法實踐中，部分法院會以請托內容違反正常程序，不具有通常情況下的可行性，比如不經正式考核招錄等情況，進而認定行為人不具有辦事能力，是虛構自己的辦事能力，以幫助實現請托為幌子騙取請托人的請托款，達到實現其非法占有請托款的目的，但這顯然與現實相違背。實踐中，盡管請托內容違反正常程序，但是仍存在大量的辦事人為了獲得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鋌而走險，幫助請托人實現其請托事項，否則，國家也不會通過刑法對此類貪污賄賂犯罪進行規制。因此，筆者認為，不能以請托事項內容違反正常程序，直接認定行為人不具有履行能力，或者虛構其履行能力。

（一）行為人虛構自己的身份

案例一：事實一：行為人甲在他人的引薦下，冒充省委組織部部長，以能夠托關系幫助被害人辦好與他人違章建房糾紛一事為由，先后騙取人民幣約19.5萬元，其中行為人甲獲得約15萬元；事實二：行為人甲在明知自己到處欠債、無償還能力的情況下，經人介紹，虛構其具有幫忙疏通關系的能力，以替兩名被害人的兒子安排工作為由，騙取兩人各5萬元人民幣。期間，行為人又以拜訪領導需要花費為由，分三次向被害人以借款的名義騙取人民幣共計4.5萬元。后因工作一直未能安排退還被害人1.5萬元。法院認為，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參考案例：何建華詐騙、非法采礦、過失致人死亡案 案號：(2016)浙01刑終892號】

在事實一中，行為人虛構了自己的身份，冒充省委組織部部長，以能夠托關系幫助被害人辦好與他人的違章建房糾紛一事為由，要求請托人向其支付請托款。行為人虛構身份這一行為存在以下兩個問題，其一，行為人本身不具有辦事能力，其通過冒充他人身份這一欺騙行為使請托人對行為人的辦事能力產生錯誤認識，進而轉移支付財產，因行為人不具有辦事能力導致請托事項無法實現，造成請托人財產損失，行為人明知其欺騙行為會導致請托人財產損失，可以推定其行為本質是出于非法占有請托款的目的虛構身份；其二，在行為人未能實現請托事項之時，請托人轉移財產的目的無法實現，若行為人以真實身份與請托人就請托事項達成協議，請托人還可以通過協商、仲裁、訴訟等民事途徑彌補損失，但行為人是以虛假的身份與請托人達成協議，此時，行為人可以輕易通過改變聯系方式等途徑逃避返還資金，這將使請托人陷入民事救濟的高度風險，故可以經過雙向推定，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

在確認第二節事實時，關于行為人是否具有請托能力和是否具有請托不能時的還款能力存在爭議。針對行為人是否具有請托能力，行為人認為其為辦理請托之事為兩名請托人托過關系，包括帶兩名請托人親屬參加機場的內部招聘，多次幫請托人親屬到國航報名，與相關領導打招呼、贈送禮品，幫助請托人通過面試。但根據被告人供訴，行為人主觀上明知幫助請托人親屬成功入職存在難度。結合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行為人曾明確表示其不認識負責招聘人員，無法就面試為請托人提供幫助，其實施的行為僅為陪同請托人親屬填寫、遞交報名材料，并未請托相關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親屬安排工作超出其能力范圍。行為人不具有辦事能力，也沒有做幫忙找領導送禮或者疏通關系等實質性辦事行為，最終未能幫助請托成功入職該單位。

這里需要補充一下，行為人存在逐步翻供的行為，在偵查階段后期、一審庭審及二審期間不同階段關于是否送禮，如何送禮等是否積極履行請托行為的供訴多有反復，但最終認定事實時，還是要結合全案其他證據，比如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言詞證據和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綜合認定案件事實。行為人不能證明或不能提供足以證明其與其相關領導打招呼、贈送禮品等行為的線索，行為人后序翻供內容與其他證據存在矛盾，因此，結合全案證據，可以認定行為人不具有幫助請托人實現請托事項的能力。雖然行為人最終介紹其中一請托人親屬找到工作，但工作崗位并非事先約定的國企崗位，不能認為行為人幫助請托人實現了其請托目的，請托人仍然存在財產損失，不能認為行為人存在受托辦事的能力。

針對行為人是否具有請托不能時的還款能力，在言詞證據方面，根據被告人供訴，其欠有大量賭債，平時生活開銷很大，其多個銀行的信用卡也都透支欠款，后為了還款又借了高利貸，其均無力償還；在實物證據方面，根據銀行卡客戶交易查詢記錄證實，行為人長期信用卡大額透支消費，每個月均負有高額信用卡債務；根據相關民事判決書證實，行為人身負39萬余元錢款，后歸還部分，仍欠款31萬余元；根據情況說明、借款合同、房地產抵押合同等書證證實，行為人向多人借款70萬元。上述實物證據能夠與行為人關于其自身經濟情況的供述相互印證，足以證明在實施欺騙行為騙取請托人請托款時，行為人明知不具有請托不能時的還款能力，足以推定其對請托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行為人虛構自己的能力

案例二：各被害人因刑事立案事宜、駕照被降級事宜、刑拘事宜，找到行為人請托辦事，后行為人在向相關人員咨詢情況，明確得知事情不能辦理后，仍編造謊言欺騙被害人還在托關系找人活動，以需要找人活動、打點關系為由，多次騙取被害人財產，所騙錢財均被其用于個人還貸。其中案發前，行為人退還被害人部分金額。法院認為，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多次騙取被害人的財物，認定行為人構成詐騙罪。【參考案例：牛某才詐騙罪刑事一審刑事判決書 案號：(2021)皖0102刑初268號】

在這類案件中，行為人通過向相關人員咨詢情況等方式，明確得知事情不能辦理，即可以證明行為人在接受受害人請托辦事請求，獲得被害人財產時，明知自己不具備完成請托事項的履行能力，也無法通過積極行為在后續獲得完成請托事項的履行能力，行為人不具有獲得被害人財產的法律基礎。行為人通過向被害人虛構其辦事能力，以需要找人活動、打點關系為由致使被害人轉移財產，并將非法所得的財產用于個人還貸，實現其對非法所得財產的利用意思。案發前，行為人僅退還被害人部分錢款，即在案發后仍然有部分財產未歸還給受害人，致使受害人存在財產損失，排除原財產所有權人對這部分未歸還的財產的使用可能性。綜上，行為人在行為時，即明知自己完全不具有任何履行能力，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欺騙行為。

這里需要補充一點，在辦理請托辦事涉嫌詐騙犯罪案件時，需要注意，詐騙犯罪的刑事違法性和刑事當罰性要求行為人對原財產所有權人的妨害程度達到了刑事可罰的程度，即該欺騙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超越了民法、行政法的調整范圍，不采用刑事制裁手段不足以遏制此類犯罪。因此，在辦理此類行為人虛構辦事能力的涉嫌詐騙犯罪案件時，若行為人并沒有虛構其真實身份，被害人可以通過協商等民事途徑挽回其損失，不宜直接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認定行為人的詐騙金額時，針對行為人在案發前已經退還的那部分資金，足以反推行為人對那部分資金并無長期占有該筆資金的打算，具有返還的意思，不具有需要由刑法來調整的社會危害性，應當對案發前退還的部分資金予以扣除，不計入詐騙金額。

二、行為人沒有履行意愿可能會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受托辦事涉嫌詐騙犯罪案件中，行為人主觀上有無履行意愿往往可以通過行為人客觀上是否實施了促進請托事項成立的行為進行推定。行為人沒有履行意愿主要包含兩種情形，其一，行為人完全沒有履行意愿，即未積極實施任何旨在幫助請托人實現目的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只是以受托辦事為名騙取被害人的財產，被害人的請托事項自始沒有實現的可能性，行為人從一開始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二，行為人具備部分履行意愿，積極實施部分旨在幫助請托人實現其目的的實質性辦事行為，但最終未能完成請托人的請托事項。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不一定會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行為人完全沒有履行行為

案例三：行為人向被害人謊稱可以幫助被害人承攬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工程，并在交通局辦公室內，以給主管領導送好處費承攬工程為由，要求被害人以現金的方式向其轉移財產，后將該款項用于歸還個人債務。行為人雖在交通局工作，但在收受被害人財產之后，并未通過電話聯系等任何方式聯系其主管領導——工程的施工招投標工作負責人，沒有請托送禮，該工程最終由其他公司通過交通廳招標、競標承包。行為人在真相敗露之后，通過手機關機、不去單位工作等方式逃避還款。法院認為，行為人作為一名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承攬工程應通過正常程序解決，其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以給他人承攬工程為由，騙取被害人現金，其行為符合詐騙罪的構成特征。【參考案例：付某詐騙案 案號：(2017)內08刑終137號】

在這類案件里，行為人雖然不具備直接完成受托辦事的能力，但是因在相關單位工作，具有一定的請托途徑，此時，可以認為行為人是具備一定的完成請托事項的能力。請托人支付轉移財產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權錢交易謀求請托內容的實現，根本原因在于其相信行為人具有實現請托事項的能力，即請托人與受托人二者之間就請托辦事形成的協議，盡管可能因內容違法，不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但請托人以支付轉移財產的義務，而受托人以積極幫助請托人完成其請托事項的義務。若行為人完全沒有積極履行協議義務，即積極實施請托行為，則可以推定行為人沒有履行協議的目的，此時，幫助請托人辦事與其達成協議只是幌子，為了獲得請托人的信任，從而使得請托人誤以為能夠實現其請托目的并因此轉移財產，行為人實施上述欺騙行為是為了實現其非法占有目的。

而在案例三中，行為人作為交通局的工作人員在交通局辦公室內，以幫助被害人實現承攬工程這一請托事項為由，要求請托人向其轉移財產用于給主管領導送好處費，此時請托人轉移財產的目的是承攬工程，行為人需要履行的義務是積極實施各項能夠使請托人順利承攬工程的行為。而在這個案例里，行為人在收到請托人轉移的財產之后，將該款項用于歸還個人債務，并未通過電話等任何方式聯系該工程的施工招投標工作負責人，沒有實施任何請托送禮的行為，這一點需要結合被告人供訴、相關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能否證明行為人實施積極行為以促進請托人順利承攬項目，以及是否電子數據、書證等實物證據與上述言詞證據形成完整證據鏈。該工程最終由其他公司通過交通廳招標、競標承包，受托人的目的并未實現，致使請托人遭受財產損失。行為人從始至終沒有實施任何積極促進請托事項成立的行為，足以證明行為人在實施欺騙行為時并不具有受托幫忙的意愿，而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的欺騙行為，目的是非法占有請托人支付的財產。

（二）行為人存在部分積極履行行為

案例四：行為人作為一名有過警察從業經驗的律師，稱有能力幫助被害人免于刑事處罰，要求被害人向其支付請托費用。過程中，行為人以咨詢為名兩次聯系負責該案的警察一同吃飯，但未向其支付任何財物，第一次吃飯后，以收取辦事費為由通過現金支付和銀行轉賬的方式騙取被害人人民幣300萬元，該案警察在第二次見面時明確表示了無法幫助被害人免于刑事處罰。行為人將其中120萬元代被害人向法院退繳，剩余180萬未還款。【參考案例：張某洋詐騙一審刑事判決書 案號：(2021)京0105刑初1298號】

諸如案例三中行為人完全沒有實施促使請托事項成立行為的這類情況，往往會被法院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在實踐中，更為常見的是諸如案例四中行為人存在部分促使請托事項成立行為的這類情況，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則存在一定爭議。除了要看行為人是否具有履行能力之外，還要看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是否為促使請托事項成立的核心行為，即是否存在幫忙找領導送禮或者疏通關系等實質性工作。在案例四中，行為人作為一名有過警察從業經驗的律師，且能夠兩次聯系負責該案的警察一同吃飯，說明行為人向請托人收取請托款時可能認為其具備一定的履行能力，并且存在與負責案件的警察溝通——這類促使請托事項成立的積極行為，但是這個案件中行為人主要存在以下兩個問題。

其一，行為人是以咨詢為名聯系負責該案的警察一同吃飯，但咨詢案件的負責警察無法實際促成被害人想要免于刑事處罰這一目的的實現，并不屬于促使請托事項成立的核心行為，無法認定行為人具有積極的履約意愿；其二，行為人是在第一次與負責警察吃飯后以收取辦事費為由要求被害人支付轉移財產300萬元，行為人是在第二次與負責警察吃飯后明確知道了無法幫助被害人免于刑事處罰，即在第二次吃飯后，行為人明知自己不具有完成被害人請托事項的履行能力，此后，沒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存在任何聯系相關負責人員送禮或者疏通關系等行為，行為人不再通過積極行為提升其完成被害人請托事項的履行能力，即行為人已不具有具有幫助實現請托事項的履行意愿。

針對案例四中行為人詐騙金額的確定，行為人在第一次吃飯后以收取辦事費為由要求被害人支付轉移財產300萬元，此時行為人并不明知請托事項不具有履行的可能性，而在第二次吃飯相關警察明確表示不能無法幫助被害人免受刑罰時，行為人已然明知請托事項不具有履行的可能性，即被害人交付財產的請托目的無法實現時，行為人沒有將用于請托的300萬元退還給行為人，而是繼續隱瞞事實、占有該筆資金，可以認定行為人此時對該筆資金存在非法占有目的。針對其中120萬元代被害人向法院退繳，可以認為行為人已將該120萬元退還給被害人，故僅能認定行為對剩余未還款180萬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三、行為人未將請托資金用于請托事項可能會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受托辦事涉詐騙犯罪案件中，行為人通常以辦理請托事項需要資金為由要求請托人向其支付轉移財產，這是行為人涉嫌詐騙犯罪的前提。但是，在大部分此類案件中，行為人往往未將請托資金用于請托事項，或者僅將部分請托資金用于請托事項，最終請托人請托事項未能實現，行為人因此涉嫌詐騙犯罪。這里需要說明，受托辦事中將請托資金用于請托事項，要求行為人聯系有能力完成請托事項的辦事人，將請托款用于送禮或者疏通關系這類請托辦事的核心行為。

行為人未將請托資金用于請托事項存在兩種情形，其一，行為人只是以請托辦事為名向請托人索要錢款，實際上完全沒有將請托款用于送禮或者疏通關系，而是將請托款全部用于生活開銷、償還債務等個人用途，最終導致請托人轉移財產的目的無法實現、遭受財產損失，這種情況一般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二，行為人存在一定的促進請托事項成立的能力和意愿，將部分請托款用于送禮或者疏通關系，將剩余的請托款用于個人用途，最終因辦事人辦事不力等客觀原因導致請托人轉移財產的目的無法實現，不宜直接根據結果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結合請托人給付的款項是否包含行為人的好處費，以及行為人是否存在將請托款歸還的意思去判斷。

（一）行為人將請托資金全部用于個人用途

案例五：行為人謊稱可以幫助被害人處理刑事拘留的事宜，以此騙取了被害人人民幣220萬元，并將騙取的錢財全部用于其公司經營周轉等。法院認為，行為人以能幫助他人處理好刑事案件為由詐騙被害人的事實，其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的詐騙故意，客觀上實施了詐騙行為，構成詐騙罪。【參考案例：岳某詐騙刑事二審刑事裁定書 案號：(2021)粵03刑終1202號】

在請托辦事涉嫌詐騙犯罪案件中，行為人作為受托人具有妥善使用辦事款項達成被害人的目的的義務，這是請托人向行為人支付轉移財產的基礎，此時行為人在此過程中是否虛構事實、隱瞞真相，是否將涉案款項用于承諾之事系判斷其是否構成詐騙罪的關鍵。在案例五中，行為人的辯護要點為行為人沒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公司經營出現暫時困難，恰逢被害人請托辦事，主觀目的是將該資金用于公司周轉救急，其一直表示愿意還款，本案的本質是民間借貸糾紛。但是這個辯護理由存在以下問題，對被害人而言，其支付巨額款項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權錢交易謀求其親屬案件的從輕處理，根本原因在于其相信行為人具有助其達成上述目的的能力和人脈。行為人是以收取請托費用為名而不是以借貸為名要求請托人向其轉移支付財產，因此，行為人將請托款全數用于公司經營這一個人用途，而非用于約定的請托事項上，致使請托人轉移財產的目的無法實現，且在沒有占有使用該筆款項的法律基礎的前提下，直到案發前，行為人仍然并未償還請托人任何款項，而是持續占用該筆款項，致使請托人無法利用自己的合法財產，產生了財產損失，可以認定行為人對該筆款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針對行為人是否將請托資金用于請托事項的認定是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關鍵點，即在認定行為人是否將所得款項大部分用于疏通關系、請客送禮支出這部分事實時，一般是根據被告人供訴、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和銀行交易記錄實物證據相互印證錢款的具體去向，若行為人無法說明錢款的具體去向或者無相應相關銀行交易記錄，抑或是雖交代個別相關人員，但根據相關證人證言均未能證實，則無法證明行為人所收財物用于請托辦事。在案例五中，行為人自稱去過一次幫被害人協調請托事項，又拒不交代任何細節，對于被害人請托之事，從偵查階段至審判階段，被告人始終未能提交任何證據及線索用以查實其確為此事支付相關費用，在案證據互相印證形成完整證據鏈，足以證明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致使被害人陷入行為人可以幫其處理刑事拘留的事宜錯誤認識而處分巨額財產，而實際上沒有相關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幫助請托人處理刑事拘留的積極行為，不能證明行為人將款項大部分用于疏通關系、請客送禮支出，最終請托人處理刑事拘留的目的落空，造成了請托人的財產損失。

（二）行為人將請托資金部分用于個人用途

案例六：行為人以認識省辦公廳的人，可以通過該人找到省高級人民檢察院的人為被害人的丈夫辦理減刑為由騙取被害人信任，行為人與被害人三人一同到達省黨群研究會法制維權委員會找該委員會主任并向其介紹了案件的相關情況，希望幫忙改判無罪或從輕處罰。該委員會主任遂介紹副主任介紹給三人，并讓其幫忙辦理此事。副主任向三人詢問了案件的相關情況后，告知行為人準備案件的相關材料，三人在與副主任見面后將案件材料交予，后副主任找到省檢察院的一名工作人員給三人分析案件。后行為人以副主任需要先期辦事款10萬元向被害人索要錢款，獲得錢款后，行為人在被害人的要求下以他人的名義給被害人寫了一張收條。其中5萬元匯到副主任銀行賬戶，其余5萬元辦事款謊稱匯到主任賬戶，實際匯入自己控制的銀行卡中，并將該款項從銀行卡內取出據為己有。副主任后編輯的一篇涵蓋案件相關情況評論該案為冤案的文章在多家媒體發表。后因事情沒有進展，被害人遂要求行為人將錢款退還，行為人以多種借口推脫，拒不退還錢款。【參考案例：趙某麗職務侵占、信用卡詐騙、詐騙案 案號：(2014)鞍刑二終字第352號】

不同于案例五，在行為人將請托款部分用于請托事項，部分用于個人用途的這類案例中，行為人往往存在一定的履行能力，同時也積極地實施諸如聯系相關負責人員送禮或者疏通關系這類請托辦事的核心行為，并支付了一定的請托費用。行為人以支付請托費用為名，要求行為人轉移支付財產，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兩種情形，其一，行為人籠統地以需要請托費為名要求請托人轉移支付一定費用，其中既包含給支付給他人的請托費，也包含行為人自己收取的好處費；其二，行為人作為中間人，以需要支付給能夠辦理請托事項的相關人員的確定數額的請托費用為名，要求行為人向其支付轉移一定數額的費用，其中行為人不收取好處費或者該筆款項不包含好處費。

針對上述第一種情形，因行為人在收取請托費用時，即已明確其所得款項不會全部用于辦理請托事項，而是會將部分作為好處費，請托人對此是知情的，此時，行為人具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同時也積極地實施諸如聯系相關負責人員送禮或者疏通關系這類請托辦事的核心行為，并將其他人轉移支付的財產部分用于支付請托費用，即使最終請托目的無法完全實現，也不宜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最終請托目的無法完全實現的情況下，行為人須將好處費退還給請托人；針對上述第二種情形，行為人作為中間人明確其不收取好處費，或者明確其收取的請托費不包含好處費，而將全部用于請托事項，但實際上行為人隱瞞真相，將約定給付給他人的請托費部分用于個人，使請托人對請托款的用途產生錯誤認識，從而交付轉移財產，若最終請托人請托事項最終未能成立，即請托人轉移財產的目的不能實現，則可認定行為人對于請托款中未用于請托辦事而是用于個人使用的部分資金，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此時，認定行為人詐騙金額，應扣除行為人用于辦理請托事項所交付資金，僅以其非法占有部分資金多少認定詐騙數額。

在案例六中，行為人以辦事人需要先期辦事款10萬元向被害人索要錢款，將其中5萬元交給辦事人，而將剩余的5萬元辦事款非法占有。辦事人在收到辦事款后，找到省檢察院的工作人員為請托人分析案件，試圖通過發表文章引起輿論關注，但最終請托人想要促使其丈夫減刑的目的仍然未能實現，造成了請托人的財產損失。行為人存在以下三個問題，其一，行為人以能夠聯系辦事人為請托人的丈夫辦理減刑為由獲取被害人信任，因此請托人基于這一信任轉移財產，其轉移財產的目的為其丈夫辦理減刑，但是行為人顯然通過虛構事實，夸大了自己和辦事人的辦事能力，請托人的目的未能實現，其因此產生了財產損失；其二，行為人以辦事人需要先期辦事款10萬元向請托人索要錢款，將其中5萬元交給辦事人，剩余的5萬元辦事款行為人以虛構辦事款數額的方式欺騙請托人轉移占有，沒有合法的轉移財產根據，行為人將剩余的5萬元辦事款用于個人用途，說明行為人要求請托人轉移支付錢款時即對剩余的5萬元辦事款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其三，行為人以他人名義簽署欠條，且在事情沒有進展，請托人要求行為人將錢款退還的情況下，行為人以多種借口推脫，拒不退還錢款，足以說明行為人沒有返還財產的意思，行為人的種種行為致使請托人無法通過民事途徑挽回其財產損失。

在認定行為人詐騙數額時，應當注意，行為人將向請托人索取的10萬元辦事款中的5萬元轉移支付給辦事人，用于幫助請托人丈夫實現減刑這一目的，雖然這一目的最終并未實現，但行為人對此部分資金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不應認定這部分資金為行為人的詐騙金額，故行為人詐騙金額僅為其非法占有用于個人用途且拒絕退款的那5萬元。

四、行為人在辦事未果后拒絕退還請托資金可能會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受托辦事涉嫌詐騙犯罪案件的案發，往往是行為人收取了請托資金，但是請托事項最終無法實現，或長期無法獲得請托事項實現的結果。在這類案件中，行為人可能事先與請托人約定，若請托事項無法實現，則行為人將退還款項；行為人也可能并未事先與請托人就請托事項不能成立時請托款的償還問題進行溝通。而在請托事項無法實現時，行為人是否及時歸還請托款，或通過出具真實有效的欠條等方式向請托人明確其具有還款意愿與還款能力，是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一個重要因素。

針對行為人在辦事未果后是否歸還請托資金，存在以下兩種情況，其一，行為人存在諸如改變聯系方式逃匿、轉移資產等行為逃避返還請托款，或者行為人從一開始以虛假身份與請托人溝通、以虛假身份制作欠條，致使請托人無法通過協商、仲裁、訴訟等民事途徑彌補損失，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可能會被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二，行為人在辦事未果后至案發前存在積極償還請托款的行為，或者通過制作真實有效的欠條約定一定時間內向請托人償還請托款，或者在案證據無法證明行為人拒絕退還請托款，請托人知道行為人的真實身份，可以通過協商、仲裁、訴訟等民事途徑彌補損失，則不宜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行為人在辦事未果后逃避返還請托資金

案例七：行為人謊稱自己可以辦理正式工作，以辦理工作需要為由多名被害人財產，上述錢款均被行為人用于日常花銷。法院認為，行為人無視國家法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多次騙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關于行為人沒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的上訴理由，由于行為人明知沒有還款能力卻將他人請托辦事的錢挪用，以償還其他債務，且改變聯系方式逃避還款，在長達3年的時間內不歸還款項，主觀占有財務的故意非常明顯。【參考案例：任某詐騙案 案號：(2017)吉03刑終225號】

在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時，若行為人最終無法完成請托事項，往往需要結合行為人實施的欺騙行為是否使被害人陷入民事救濟的高度風險，只有當被害人處于無法通過協商、仲裁、訴訟等民事途徑彌補損失的狀態，這類欺騙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具有刑事違法性和刑事可罰性，這是國家公權力突破民事或行政活動中的自治介入的法律基礎，此時刑法發揮其作為民法、行政法的后盾法的功能，對行為人嚴重侵犯他人財產權與經濟秩序的行為予以調整。若行為人并未對決定行為對象的民事救濟可能的重要事實予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且欺騙內容不足以使行為對象難以發現真相從而放棄民事救濟，行為對象可以通過民事途徑對其財產損失予以救濟，則不宜認定行為人構成詐騙犯罪。

而在案例七中，行為人在不能履約時的態度，既不具有還款能力，也不具有還款的積極性。筆者在案例一中，討論了還款能力的認定方式，這里主要討論行為人還款意愿，具體包括行為人有無通過改變聯系方式逃匿、轉移財產等方式逃避返還請托款。針對行為人在不能履約時的態度積極性，案例七中行為人將請托人轉移支付的約定用于請托辦事的錢挪用，以償還其他債務，足以說明行為人存在非法使用請托款的行為。同時，行為人明知沒有自己沒有還款能力，又通過改變聯系方式逃避還款，在長達3年的時間內不歸還款項，足以說明行為人具有長期排除請托人對請托款的使用可能性，行為人既有利用意思又有排除意思，足以說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行為人在辦事未果后部分返還請托資金

案例八：行為人丙經人介紹認識行為人甲，甲聲稱在某高速公路建設集團公司有關系，能將符合條件的人安排進去。甲丙二人協議，每成功安排一個人的工作，甲向丙收取11-18萬元不等的費用（包含甲個人好處費）。甲經人認識乙，乙聲稱能夠不經過正規招錄為他人安排高速公路建設集團工作人員等正式工作，甲遂將丙轉交辦理工作的人員信息都交給乙轉托乙辦理工作。二人協議每成功安排一個人的工作，乙向甲收取10-15萬元不等的費用（包含乙個人好處費）。丙在其朋友圈發布招聘工作人員的信息，向多名被害人謊稱有領導內部的名額，兩三個月就能辦成高速公路建設集團公司的正式工作。其中，丙共計收取77.5萬元，并將其中55萬元（另有1萬元手續加速費）轉賬給甲指定的賬戶，甲將52萬元轉給乙。被害人完成財產交付四月后，工作仍未辦成，為安撫五名被害人，乙從高速公路建設集團公司里取出蓋有公司調配專用章的“報到證"，交給在外等候的行為人甲丙等人分發給各被害人。到了報到時間，三行為人以崗位調整等借口阻止被害人去報到，后又以領導調整等理由一直推脫，直至被害人發覺被騙，要求退款。乙將收到的52萬元全部退還給甲，甲將55萬元全部退還給丙，丙分別向各被害人退還部分款項，合計41.2萬元，剩余36.3萬元未退還。【參考案例：寧某,史某威,汪某詐騙罪二審刑事裁定書 案號：(2020)陜06刑終35號】

案例八是一個較為復雜的案件，里面包含兩類行為人，行為人甲、丙屬于沒有實際促成請托事項成立能力的中間人，起到聯系請托人和辦事人的作用，行為人丙實施的主要行為是直接向請托人宣傳其具有能夠不經過正規招錄即為請托人親屬安排正式工作的能力，同時丙夸大了其辦事能力，謊稱有領導內部的名額，兩三個月就能辦成單位正式工作；行為人乙屬于存在一定促成請托事項成立能力的辦事人，通過積極行為促使請托事項實現。甲、乙、丙三人對于請托人轉移支付的請托款的分配方式為，丙直接聯系請托人獲得請托金，其中包含丙的好處費；丙在扣除自己的好處費后，將剩余的請托款交給甲，其中包含甲的好處費；甲在扣除自己的好處費后，將剩余的請托款交給乙，其中包含乙的好處費；乙將所得的扣除甲、丙二人好處費的請托款，用于送禮或者疏通關系這類請托辦事的核心行為，剩余部分作為自己的好處費。

法院認為，行為人甲、乙、丙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隱瞞無能力幫助他人安排工作的真相，虛構其有內部名額、有領導關系、能不經過正規招錄程序安排正式工作等事實，其中丙在沒有相關單位授權或委托的情況下，向他人承諾能安排正式工作，并從中獲取利益，甲、丙二人在明知丙沒有能力為他人安排正式工作，仍向他人宣傳虛假信息、承諾安排工作，并從中獲取利益，致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故三行為人的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法院根據三行為人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理應知曉國家機關事業單位招聘錄用相關人員的程序，卻承諾各被害人能夠通過非正規渠道安排相關正式工作，屬于明知沒有能力為實現請托事項仍然虛構事實，三人之間已經形成以安排工作為名去騙取財物的共同犯罪目的。三行為人為了達到同一犯罪目的，通過甲相互聯系，各自的犯罪行為都是整個犯罪活動的組成部分，與犯罪結果的發生之間有因果關系。三行為人雖然所處地位、具體分工、參加程度、參與次數有所不同，但仍構成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過程中，丙虛假宣傳、欺瞞安撫被害人、收取費用、轉交材料費用、從中獲利，系主犯；甲居間溝通、轉交材料費用、從中獲利，乙隱瞞真相、承諾安撫被害人、從中獲利，均系從犯，三行為人共同犯罪，需共同擔責，乙將收取的款項全部退還不影響本案犯罪既遂的事實。

對于法院的認定，筆者認為存在問題，詐騙犯罪的認定，除了要求行為人客觀上具有欺騙行為，還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詐騙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從犯罪的主觀方面來看，構成共同犯罪必須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行為人甲、乙二人客觀上確實未能幫助請托人獲得工作，且存在為安撫請托人偽造蓋有公司調配專用章的“報到證"等欺騙行為，但不具備主觀故意成立的“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之認識因素和“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之意志因素。在案例八中，行為人乙存在積極促進請托事項成立的行為，在明確請托不能的情況下，行為人甲、乙二人積極歸還了其收取的全部請托款，足以說明甲、乙二人對請托款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時，行為人甲、乙無法預見請托事項必然不能成立，也無法預見行為人丙拒絕償還部分請托款，即甲、乙二人無法認識到自己夸大請托能力的行為會引起的請托人的財產損失，行為人甲、乙并不具有詐騙犯罪共同犯罪故意的認識因素。此外，行為人甲、乙二人在請托事項不能實現的情況下，將請托款轉交給行為人丙，足以說明二人并不希望請托人遭受財產損失這一危害結果發生，即行為人甲、乙并不具有詐騙犯罪共同犯罪的意志因素，不符合共同犯罪人希望或者放任自己的行為引起的結果和共同犯罪行為會發生的危害結果這一要求。綜上，行為人甲、乙二人主觀上不具有詐騙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不應與行為人丙構成詐騙犯罪的共同犯罪。

甲、乙、丙三名行為人主要存在以下三點區別，其一，行為人甲、乙、丙在獲取請托金時，針對辦理請托事項的能力所虛構事實的程度存在差別；其二，因甲、丙二人均在請托人支付的請托費用的基礎上扣除了自己的好處費，再將剩余的請托款轉交給下游聯系人，三人對請托款的數額認識也存在差別；其三，因甲、乙、丙三人在請托事項不能實現時，就是否償還請托款實施的行為也存在差異，因此，筆者認為，甲、乙、丙三人在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詐騙數額的認定上存在差異。

行為人甲、乙二人針對所得請托款，在扣除好處費之后，剩余部分用于完成請托事項，具有履約意圖，此時上述行為人具有占有請托款的基礎。在確認請托事項無法實現，請托人要求退款的情況下，行為人甲、乙將所收到的請托款包含好處費全數退還給上級聯絡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行為人存在逃避返還請托款的行為，甲、乙二人沒有長期非法占用請托款的行為，其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不宜認定甲、乙二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為人丙與請托人直接聯系，相較于甲、乙二人所說的存在關系，能為符合條件的人不經正式招錄安排正式工作，丙直接向多名請托人謊稱有領導內部的名額，兩三個月就能辦成單位正式工作，行為人丙向請托人保證能夠實現請托事項，致使請托人對丙的辦事能力產生錯誤認識，進而向其轉移財產，最終請托事項未能辦成，行為人丙并未將甲、乙共同退還的55萬元請托款連同自己所收的好處費共77.5萬元全部退還給被害人，而是僅退還部分款項合計41.2萬元，剩余36.3萬元未退還，致使各被害人合計存在36.3萬的財產損失。詐騙罪保護的法益為公民的財產權利，而犯罪數額是指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經濟利益，可以人民幣形式表現，在犯罪中代表物質性的危害結果。因此在認定詐騙數額時，應根據被害人的實際損失計算，可以認定行為人對案發前未退還的36.3萬元存在非法占有。

這里做一個假設，假設案例八里，行為人甲、乙、丙在請托事項無法成立時，均通過更換聯系方式等途徑逃避歸還請托款，那么可以推定行為人均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此時，如何認定行為人的詐騙金額呢？筆者認為，雖然此時上述三人存在共同犯罪的主觀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但是三人詐騙數額可能存在差異，可以分為以下兩種情況，其一，行為人甲、乙二人明知行為人丙要求請托人轉移支付財產的具體數額，行為人明知其共同實施的欺騙行為會導致請托人具體的財產損失，仍然放任損失的發生，應按照其所知道的收取請托款的費用計算詐騙數額，即甲、乙、丙共同詐騙數額為77.5萬元；其二，行為人甲、乙二人對行為人丙要求請托人轉移支付財產的具體數額并不知情，只知道自己收到的請托款的具體數額，三名行為人對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存在的認識均不相同，應當以其對危害結果的認識為限，分別按照其所知道的收取請托款的費用計算詐騙數額，即甲詐騙數額為55萬元，乙詐騙數額為52萬元，丙詐騙數額為77.5萬元。

結語

在辦理受托辦事涉嫌詐騙犯罪案件時，可以從行為人完全不具有辦事能力還是部分具有辦事能力、是否存在積極的實質辦事行為進而推定行為人完全不具有辦事意愿還是部分具有辦事意愿、行為人將辦事款全部用于個人用途還是部分用于辦事，以及在辦事不能的情況下是否具有歸還請托款的行為和意愿這四個方面綜合分析，從正面和反面雙向推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進而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詐騙犯罪，以及詐騙金額的多少。但需要注意，不能直接根據請托內容不符合正常程序，甚至可能違法，直接推定行為人不具有辦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