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楊石，黑龍江省孫子兵法研究會軍旅藝術團團長、男高音，南開大學經濟學碩士，黑龍江省機關事務管理局原二級巡視員，黑龍江省政府立法專家，黑龍江省人民檢察院監督員，黑龍江大學機關事務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黑龍江大學機關事務管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70年代原哈爾濱市歌劇院交響樂隊（現哈爾濱交響樂團小提琴演奏員），現哈爾濱市愛樂室內樂團小提琴演奏員。

值班大話君：劉芯瑩

一晃我父親已經離我們而去14年了。在這14年里，雖然時間在推移，但我對父親的思念還時時涌上心頭。我父親雖然官做得不大，但他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都是讓人時時記起，時時講起。

作者與父親的合影（作者提供）

我父親為人彬彬有禮。他對上不諂媚，對下不官僚，對待下屬，尤其對待普通人總是和藹可親，當群眾遇到困難總是想跟他說，而且也總是能得到他的熱心幫助，他幫助過服務員、司機、裁縫、清掃員、工人，而且被幫助的人還把我的父親當成朋友，現在，這些人一提起他還在舉大拇指，說楊克堅是好人！

我父親長的帥氣，像演員王剛，有一年他出差去新疆，一下飛機，一幫人就圍上來說我們認識你，你不是演員王剛嗎？我父親不僅長的帥，還是領導，但他對只是營業員的我母親，不離不棄，相守一生，盡管他管理過很多部門，但他從未利用職權為母親調整工作，他手下的人曾主動提出要給母親調整工作，我父親沒有同意，這樣，我母親退休時，還是一名普通的營業員。

為了減輕家里負擔，我父親14歲時就被送到金店去學徒。那時的學徒非常苦，無論冬夏，早上四點多就得起來，打掃衛生，生爐子燒水，給老板倒屎倒尿，然后站柜臺一天。

1946年哈爾濱解放，我父親參加了店員工會，挎著槍站崗巡邏。我父親小時就讀了小學三年，為了提高文化水平，他利用業余時間上工人夜大補習文化和學習簿記。他還經常為報紙投稿，深入工廠采訪老工人，整理成文章，出版了《廠史家史匯編》。

由于我父親出色的工作，1952年被調到哈爾濱市市總工會給主席王軍（哈爾濱市長呂其恩的愛人，后任副省長）當秘書，不久就代理哈爾濱市總工會辦公室主任。1964年，王觀潮調到哈爾濱市任市委第二書記，王觀潮文化程度比較高，他要選一個文字好的人當秘書，這樣市委就把我父親調到哈爾濱市委給王觀潮當秘書。

1966年“文革”開始，市委不能正常工作，任仲夷、王觀潮就把市委常委會議放到我家開，我父親讓我二姐在外站崗，餓了就讓我二姐去小賣部買面包充饑。后來造反派聽到了風聲，沖到我家來找市委領導。市領導聽到報信已經離開，造反派朝我父親要市委印章，并批斗我父親，說他是“保皇派”。

1966年，造反派把市領導從市委書記樓趕走，然后把我們市委幼兒園搬進市委大院的市委書記家，白天我們幼兒園的小朋友在市委大院玩，造反派把市領導帶上用紙糊的大帽子、胸前掛著牌子游街，我父親掛著“保皇派”的牌子跟著游街，幼兒園的老師看見我父親跟在后面游街就喊我，說楊石看你父親也在游街，老師指揮著小朋友高喊打倒走資派，我手里也拿一個棍子，這時一個小朋友用腳一絆，我一下就摔倒了，棍子上有個釘子，釘子一下就扎到我的眼皮上，這時老師嚇壞了，急忙喊我父親，我父親也顧不得被批斗，抱著我就往市醫院跑，到了市醫院，大夫都被作為反動權威給打到了，沒有大夫，只有實習的，他們不會弄，只能把棍子取下來，縫不了，讓趕緊去哈醫大一院，到了醫大一院，同樣沒有大夫，也是實習大夫，而且沒有麻藥，我就像電影《閃閃的紅星》潘冬子的爸爸做手術不打麻藥一樣，四五個大人按住我，當時縫眼睛的細線沒有，只能用外科普通線縫，等過幾天一拆線一看沒縫好，留下了疤痕，只得第二次動手術，但最后還是留下了疤痕。

文革后，我父親就靠邊站了。 1 971年，一些老干部陸續被解放出來。 一天，父親的老領導王軍找到他，說中央準備讓呂其恩出來工作，但需要寫個檢查，想由我父親幫忙，但需要保密，于是我父親每天偷偷跑到道外區東內史胡同“黑幫大院”呂其恩家去幫助寫檢查。 檢查寫完不久后，呂其恩就被中央任命為哈爾濱市委副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 呂其恩一出來工作就把我父親調到市委給他當秘書。

由于文革的迫害，呂其恩的身體受到了嚴重傷害，出來工作后，百廢待興，很多工作都需要呂其恩去做，但是，他的身體又承受不了，由于呂其恩對我父親十分信任，把很多工作交由給他代他去做。當時迫切要做的是要把一些老干部解放出來，并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困難，尤其是被占的住房問題。當時，我父親白天陪呂其恩工作，晚上這些老干部到我家等著我父親，訴說自己的問題，父親態度和藹、認真接待每一個人，這些人最后都成為他的好朋友，包括文革前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沂少將，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云燕銘、張蓉華、歌唱家張權、郭頌、著名作家叢深、醫學專家張琪、徐敬書、鐘琪、勞模梁軍、蘇廣銘等；當時他的老領導王觀潮也經常往我家跑，爭取早點出來工作，后來在我父親和呂其恩市長的努力下，王觀潮又被任命為哈爾濱市委副書記。緊接著，中組部又來考核王觀潮，找我父親談話，我父親把王觀潮的能力和對工業工作的熟悉以及工作表現對中組部談了，后來王觀潮被中央任命為吉林省副省長，抓住工業。

當年，呂其恩市長由于身體的原因，很長時間在北京治病，當時在北京看病非常難，我父親就找呂其恩市長的老戰友、老朋友、老領導，他跟當時北京幾家醫院的專家處的都非常好，由于我父親非常專研，無師自通，對醫學知識掌握很多，所以，大夫、專家、領導對他都十分信任，后來王化成市長、張屏市長、范鵬緒市長去北京看病都由我父親陪同。

由于我父親的出色表現，1976年12月，經市委常委會討論，并報省委常委會討論，我父親被任命為哈爾濱市革委會辦公室副主任，當時干部老化嚴重，我父親是當時哈爾濱市最年輕的副局級干部。

1979年，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文敏生被任命為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文敏生到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民生，我父親當時是哈爾濱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文敏生對我父親十分欣賞，他派我父親去基層搞調研發現問題，我父親因文革期間在南崗區當過政治部副主任，跟南崗區的干部比較熟悉，我父親就選擇了南崗區的郵政街道辦事處和榮市街道辦事處搞調研，在調研中我父親發現，當時群眾住的大都是老舊的平房，需要去外面的旱廁，而且廁所較少，上廁所需要排很長時間的隊，老百姓意見很大，我父親發現這個問題后就給文敏生寫了調研報告和增加室外公共廁所的建議，文敏生十分重視這個問題，親自跟我父親去考察，并把這個事情拿到市委常委會上討論解決，后來這件事情被師盛杰寫到了相聲《郝市長》里，這個相聲還拿了全國金獎。文敏生也因為“抓廁所”問題而全國聞名，不久后就被中央調到國家郵電部當部長。文敏生調任郵電部當部長后，當時哈爾濱市電話設備老舊，全市只有幾萬門的電話容量，當時要想擴容，哈爾濱財政狀況還不允許，當時的市領導看到老領導文敏生是郵電部的部長，想讓文敏生部長幫助解決點資金和容量問題，但是又不好意思去找文部長，他們知道文部長對我父親十分欣賞，就派我父親去北京到文敏生部長家去找文部長，文部長見到我父親非常高興，當他聽我父親是來找他解決哈爾濱電話難的問題時，他說：克堅，你就在我家寫報告，把哈爾濱電話難的問題、現狀和解決問題的辦法寫出來，我當場就給你批！我父親發揮當秘書的優勢，現場寫報告，寫完后文部長十分滿意，當場就批示有關部門予以解決，為哈爾濱解決安裝電話難的問題立下了汗馬功勞，也受到了當時市領導的肯定。

1980年，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全國勞動模范王崇論到哈爾濱市掛職任市委副書記。因五十年代我父親在市總工會工作，經常跟全國的勞模打交道，所以跟王崇倫非常熟悉，而且王崇倫知道我父親陪文敏生“抓廁所”的事情，也讓我父親陪他去基層調研，在調研中發現哈爾濱老百姓吃豆腐難，然后下決心解決了百姓吃豆腐難問題。這件事也被寫進了相聲《郝市長》里了。

打倒“四人幫”后，全國一些大城市開始跟一些外國的城市建立友好城市，我父親當時是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他的老領導王軍當時是省外事辦主任，因此，市領導就讓我父親負責建立友好城市的事情，我父親因以前接待過日本新潟市市長川上喜八郎和新潟市政府辦公室主任栗原并處的特別好，很快與日本潟潟市達成了建立友好城市的意向，哈爾濱與新潟建立友好城市，是哈爾濱與國外建立的第一個友好城市，市領導非常重視，組成15人的代表團，市委第一書記文敏生任團長，副市長張屏和省外事辦公室主任王軍任副團長，哈爾濱市外事辦公室主任萬國勤任秘書長，我父親任副秘書長，當時的化工局局長李乃（后任副市長）一行15人赴日本新潟市簽訂了友好城市協議，他們回國后，我父親還經常請新潟來哈爾濱的留學生到家吃飯，為中日友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我父親于1983年經市委常委會和省委常委會討論被任命為市政府辦公廳主任，當時的市長是尉健行，尉市長春節到我家拜年，看到我家十分簡陋，非常滿意，而且對我父親的工作非常滿意。2008年我父親去世，尉健行從北京發來唁電，讓哈爾濱市委轉達對家屬的慰問，并囑托市委安排好后事，我想這也是對我父親的最高評價了吧。

我父親為官一生，廉潔一生。記得70年代，他幫助友誼宮一位服務員解決了困難，服務員為了感謝我父親，趁父親不在家，送了半扇豬到我家，當時食品是短缺的年代，每月一人才供給半斤肉，所以，半扇豬能解決不少問題。我父親當晚回家發現這個問題，十分生氣，說：我幫助人家解決困難是我應盡的職責，怎么能收人家的東西呢，人家也不富裕；并馬上讓我用自行車給人家送回去了，這事弄得人家非常過意不去，很多年過去后，我見到那個人，那人還感激不盡呢。

斯人已去，無盡的懷念，只能用寫點東西來紀念，我的老父親是我人生的榜樣，您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里！

注：本文原載于作者今日頭條號：楊石9r3H，由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