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英裔美國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動家、理論家、革命家、激進民主主義者。生于英國諾福克郡，曾繼承父業做過裁縫，后來做過教師、稅務官員，后來投身歐美革命運動。1792年他被選入法國國民公會。1802年在杰斐遜總統的邀請下，潘恩返回美國。1809年6月8日在紐約格林尼治村林苑路59號去世，享年72歲。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他撰寫了鏗鏘有力并廣為流傳的小冊子《常識》極大地鼓舞了北美民眾的獨立情緒，也被廣泛視為美國開國元勛之一。后來受到法國大革命影響，潘恩撰寫了《人的權利》，成為啟蒙運動的指導作品之一。

今日之美國是自由民主的代名詞，而最早提出"自由民主論"的，便是這位"美國體制之父"，他將半生心血，都傾注在《常識》這本不到50頁的政論小冊子里。美利堅合眾國的國家名稱也出自潘恩。

托馬斯 潘恩說

1、一個人如果極力宣揚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那他就是做好了干任何壞事的準備。

2、愛國者的責任是保護國家不受政府侵犯。

3、對祖國來說,沒有比一切都滿意的愛國者更可怕的敵人了

4、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5、常識告訴我們，竭力征服我們的力量是最不適合保護我們的力量。

6、政府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為了謀利就有權利去開設或經營的店鋪，而完全是一種信托，人們給它這種信托，也可以隨時收回。政府本身并不擁有權利，只負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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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潘恩就沒有美國的獨立

作者：曹長青

美國的獨立之路也異常艱難。在內部，由各種移民組成的最初十三州，英國移民占四分之三。他們在血緣、情感上自視“美洲英國人”，缺乏獨立意識；在外部，有大英帝國的軍事鎮壓。但最后美國人成功了。這其中因素很多，但從個人來說，有三個名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潘恩是美國建國三大功臣之一

一是《獨立宣言》作者、美國第三任總統杰佛遜。他提出，人生來有“三大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政府的建立是要保護這些權利，否則人民有權改變、或推翻政府。這個宣言奠定了美國獨立和自由的理論基礎。

另一位是首屆總統華盛頓。這位當時獨立軍統帥，身先士卒，率領美國人和英軍作戰。撰寫這段歷史的暢銷書《一七七六》作者、美國史學名家麥卡洛（DavidMcCullough）說，對美國獨立的貢獻，華盛頓超過杰佛遜，因他直接領導了獨立戰爭，并在最艱難之際，獨撐局面并獨自做出重大決定。

第三個最重要貢獻者，是強調人民有選擇獨立權利的《常識》一書作者潘恩（ThomasPaine）。縱觀美國獨立的歷史，如果說杰佛遜奠定了獨立的理論，華盛頓指揮了獨立之戰，潘恩則是用文字的號角，吹出了獨立戰爭的士氣和激情。三個人像“三角架”，為美國撐起了一個偉大、自由、獨立的天空！

但是和杰佛遜、華盛頓不同的是，潘恩不是美國人，而是一個英國人。這位思想家為美國的獨立，以至整個人類邁向自由的歷史，做出了極為特殊的貢獻。其獨特之處，起碼表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視理想是非大于族群

潘恩完全超越“大英帝國情結”，視美國人民獨立的“權利”高于他作為英國人和英國的共同“國族”利益。他在《獨立宣言》發表近兩年前就來到北美，然后迅速發表了鮮明而堅定支持美國獨立的《常識》一書。指出選擇獨立是天賦人權，美國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他說，“從廣義上來說，美國人為之奮斗的目標，是整個人類的奮斗目標。”這個宣稱至今仍激勵著美國人領導全球在通往自由、保護個體權利的道路上跋涉。

為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爭利益和權利當然難能可貴，但能超越本國、本族群的范疇而爭取更高的人權價值則更難能可貴。但當時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的知識份子，絕大多數對大英帝國的忠誠都超過對人權價值的追求；而且知識份子的“國族情結”、“民族主義”都遠比普通民眾更強烈。

超越“民族、國家”的艱難還在于，他們不僅會被本族裔知識份子責難、攻擊，更會遭本國政府迫害，要為此付出很大代價。像潘恩的書就被英國政府禁止。他本人在美國獨立十年之后，回到倫敦，希望為英國做出自己的貢獻，但卻一度要被英政府逮捕；而且英國還曾通過議案，永遠拒絕他回國。但潘恩完全不考慮這些，他像被世界最多作家推崇的《唐．吉柯德》中的主角一樣，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堅信、并親身實踐“權利高于國界”的人權價值。這使他成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先行者之一。

第二，認知比美國人清晰堅定

當時美國內部也存在激烈的統、獨之爭，那些“大英帝國”的維護者，尊崇英國的君主體制，主張保持現狀；即使那些認為美國應獨立者，也恐懼大英帝國的軍事力量，而不敢支持“美獨”。

在這種背景下，潘恩寫出《常識》這本書，清晰、堅定地指出：美國從英國獨立出來，是基于一種簡單的“常識”——北美人民沒有必要繼續接受君主政權統治，人民有權利選擇，獨立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趨勢”。他呼吁人們拿起武器反抗，和英國決裂，把“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國家留給后代”。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來的，因而他被稱為“獨立戰爭的號手”。

當時北美的精英對美國到底該不該獨立、是否應建立一個和英國君主立憲制完全不同的政體而心存疑惑；只有潘恩一個人鮮明、堅定、強烈地指出，“如果殖民地人民在目前的斗爭中都抱著這種膽怯的思想，后代的子孫一定會以厭惡的心情來想起他們祖先的名字。”

第三，《常識》產生了巨大作用

潘恩把天賦人權思想，用一種口語化、淺顯易懂的文字表述出來，因而很容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當時美國才三百萬人口，《常識》在三個月內就賣出十萬冊，最后銷售了約五十萬冊（等于每六個美國人就有一本），是當時僅次于《圣經》、影響力最大的一本書，對美國人的獨立戰爭具有強烈激勵作用。

美國的獨立之路相當艱難，因當時美國沒有正規軍隊，面對的是幾乎征服了世界的大英帝國。華盛頓招募的獨立軍從沒打過仗，更無軍事訓練，用華盛頓的話說，“營地上全是武裝起來的老百姓，而不像是一支軍隊。”所以戰爭之初，華盛頓的獨立軍一敗再敗。

在此關鍵時刻，潘恩不僅參加了獨立軍，和美國人并肩作戰，而且在戰地上寫出了振奮北美人民精神的《北美危機》等十三種小冊子。這些充滿激情、膽識、洋溢著必勝精神的戰斗檄文，極大地鼓舞了爭取獨立和自由的美國人。

獨立軍統帥華盛頓曾親自向士氣低落的軍隊朗讀《北美危機》以振奮人心。英國有家報紙甚至說，“在一小時前還是一個堅決反對獨立思想的人，讀了潘恩的書之后，也瞬間改變了自己的態度。”連華盛頓本人也是被潘恩的《常識》說服和打動，而完全放棄對英國的幻想。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們必須和英國政權一刀兩斷”。

因而美國第二位總統亞當斯說，“如果沒有《常識》作者這只筆，華盛頓所舉起的劍，將是徒然無功。歷史將會把美國的革命歸功于潘恩。”當時率軍助美的法國將領拉法耶特（MarquisdeLafayette）甚至說：“如果沒有潘恩，自由的美國將難以想像。”

第四，哺育自由思想的經典

回顧人類的自由思想史，人們自然想到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等經典之作。但這些宣言，都從潘恩的《常識》那里獲得了思想營養。

《獨立宣言》甚至可視為《常識》的“姊妹篇”，因為在《常識》發表半年之后，杰佛遜起草了《獨立宣言》。這個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重要文件，就參考了《常識》（還有英國古典自由主義鼻祖洛克）所提出的基本人權價值。而且在形式上，《獨立宣言》也基本是《常識》的模式：先提出天賦人權的理論，然后歷數大英帝國對北美殖民地的欺辱。最后宣布，獨立是我們的必然選擇。杰佛遜曾表示，他對借鑒引用《常識》而感到驕傲。

疾呼美國必須獨立的潘恩，并不是把獨立看作終極價值；他更看重的是美國獨立之后，要建立一個和英國的君主制、法國的貴族統治等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追求的是一個能為全人類樹立樣板的偉大政治體制。他說，“如果美國的獨立不能伴隨一場對政府的原則和實踐的革命，而只是從英國獨立出來，那就太渺小了。”他強調美國要通過“新憲章”，成為一個既無任何國王和世襲，也沒有貴族和權貴，真正法治的平等社會。他響亮地喊出“讓我們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從而把“建國”和“共和”聯到一起，把美國獨立提升到建立人類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這是潘恩支持美國獨立的初衷和理想。后來二百多年來美國走的道路，正是在潘恩等鋪設的基石上，或者說是他的夢想成真！

因此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胡克（SidneyHook）為《常識》再版所寫的序中指出，“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這場美國革命，并不是作為一個美國人，局限在為美國的利益，而是作為一個自由人，一個世界公民，他堅信，他為美國所做的努力，就在為英國、法國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爭自由的努力。”

后來潘恩所以支持法國大革命，因為他相信這是“美國原則移植到歐洲的第一批豐碩成果”。因此當他到巴黎參與起草法國《人權宣言》時，就毫不遲疑地把美國的原則，包括天賦人權、經濟自由、財產權不受限制等思想，寫入法國的人權文件，強調法蘭西應該走“共和主義”道路；同時反對處決路易十六國王。因此激進的羅伯斯庇爾把他投入監獄，差點上了斷頭臺。他后來對法國大革命走向極端而深感失望，更不滿拿破侖的帝國，因而返回美國。

潘恩的小政府，邦（州）權至上等自治思想也影響深遠。他當時就指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擁有權利，只負有義務。”甚至在《常識》中開篇就斷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必要的惡，而在其最壞時，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惡。”這些原則，都體現古典自由主義，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義的精神，并至今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指南。

第五，終身堅持理念獨立不群

潘恩總是秉持良知，敢于說出“與眾不同”。晚年時，他寫出《理性時代》一書，強調人的理性的重要性，批評基督教義對獨立思考的壓制，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會，認為信仰只是個人和上帝的關系。當時美國三百萬人口，百分之九十九點八是基督徒。華盛頓領導的獨立軍，除一名上校外（當時還沒有什么將軍，較高的官就是上校），其他上校都是教會的牧師。在這樣的基督教社會背景下，潘恩敢強調“理性”，結果遭到教會強烈反彈，指責他是“無神論者”。潘恩還曾發表公開信批評指責華盛頓。敢挑戰被視為立國之本的基督教，以及被尊為建國之父的華盛頓，等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因此遭致美國人的反感、厭惡甚至痛恨。當時潘恩在美國的地位從“號手”變成“眾矢之的”。

在聲望一落千丈、處境十分艱難時，潘恩也從未動搖對獨立而自由的美國之愛，更沒有對自己支持“美獨”而有絲毫后悔，他對美國的未來充滿信心：“我來美國是因為對我來說，美國代表著未來，象征著，至少我認為，可能象征著有良知的人心底的追求。”

他熱愛這個充滿朝氣的年輕國家，晚年在第三任美國總統杰佛遜的幫助下回到美國。即使上流社會有人譏笑他，“升起像一只火箭，墜落如同一根拐杖”，他也不為所動。當他身體衰弱，經濟拮局，孤獨一人，甚至周圍充滿敵意的情況下，仍棲居在紐約的農莊，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

潘恩始終沒有妥協，堅持發出獨立思考的聲音，展示了一個知識份子追求真理的勇氣，以及不靠群體壯膽的堅強心靈。哲學家胡克曾說，“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人像潘恩那樣，在他第二次來到美國的時候，遭到他的前戰友們那么嚴重的、不可原諒的、不存感激之心的不公平對待。”

今天，《常識》已成為人類思想史的經典著作，它對美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二○○三年美國最大連鎖書商“邦諾書店”統計的影響美國歷史的二十本書中，《常識》位居榜首。

（此處有刪節）

二○○七年九月于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