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本也是過農(nóng)歷新年的。這是因為日本從7世紀末開始使用中國歷法。這顯然是中國化的一個結果。但在明治維新（1868年）后的五年，即1873年，明治政府采用公歷，廢除了農(nóng)歷。

文/姜建強

2023年1月1日。

日本今天開始過年。日本人叫“お正月”。

陰歷與陽歷，農(nóng)歷與公歷。過農(nóng)歷新年與過公歷新年，同樣是歲歲年年都不同，同樣是在時間的勻速中，期盼大地回春與生命復歸。從這一意義上說，都屬文明體的不同文明形態(tài)，雖然前者是古舊，如同一襲長袍在身；后者是新象，如同Armani西服在身。

日本人新年必去神社參拜

其實，日本原本也是過農(nóng)歷新年的。這是因為日本從7世紀末開始使用中國歷法。這顯然是中國化的一個結果。但在明治維新(1868年)后的五年，即1873年，明治政府采用公歷，廢除了農(nóng)歷。也就是說，日本從這一年開始，1月1日就是過年了。中國《尚書》說：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而日本人的聰明做法在于，將原本公歷的1月1日，導入了新舊不同的元素：元旦/正月/元日。而且，日本人將一月份還稱之為“睦月”，讀音為“むつびつき/mutubituki”，帶有家人親友團圓和睦過新年之意。

明治政府為什么要實施這樣的改變?當然說法頗多，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是：明治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才促使改歷的。因為當時的官吏領取的都是按月發(fā)放的“月俸”，但陰歷每隔幾年就有一次閏月，那就要發(fā)放13個月的薪酬。當然，本文不在這里討論這個說法是否可信。筆者的興趣點倒在于，從當時“文明開化”這個大背景看，日本不再過農(nóng)歷年(春節(jié))，是否有其邏輯的先聲?

1月1日是日本的新年

請注意我這里使用的“邏輯先聲”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強調不是說不過農(nóng)歷年(春節(jié))就一定是日本文明化和近代化的一個因。反過來，也不是說實現(xiàn)文明化與近代化的一個果，就一定要放棄過農(nóng)歷年(春節(jié))。這也就是說，不能簡單地認定日本廢除農(nóng)歷新年就為日本帶來了新生。但問題的趣點在于，如果你再往深處思考的話，這個所謂的“新生”，其內在化的一個要求則必定是棄舊圖新。這就像海浪欲來時的漣漪，梅果熟透前的嘀嗒落地聲一樣，屬于邏輯先聲，或春江水暖。

這里，我們不得不提及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我們熟知的福澤諭吉。這位仍然在日本最高幣值——一萬日幣上留有頭像的啟蒙思想家，不是說他有多么偉大，而確實是他智慧地看出了新文明的誕生與邏輯先聲(春江水暖)之間的關系。這位把《左傳》通讀了11遍的漢學家，不能說一開始就不喜歡中國的。然而他最終還是走上了反叛漢學的道路。這是因為，他感到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少年的頭腦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難進入。“我已下定決心愿盡一切努力，無論如何也要把這些后生拯救出來。”在西方文明與中國古文明之間，福澤選擇了前者。這一選擇與當年魯迅勸少年少讀或不讀中國古書，多讀洋書，真有異曲同工之妙。福澤諭吉在一些著作里這樣說過，雖然常用“唇齒相依”來比喻鄰國間的往來，但現(xiàn)在古舊的中國對我日本卻沒有絲毫的幫助。假如他們那里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也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他說這乃是我日本國的一大不幸。所以“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這就是我們后來定論的“脫亞入歐”。

日本人家家要準備的新年套餐

既然古舊的東方?jīng)]有圖新的助燃劑，那只能不戀舊情地“入歐”了。于是廢除古舊與迂腐就是文明。當時的日本人恐怕真是這樣想的。所以在當時日本人眼里，穿鞋進屋是文明，吃牛肉是文明，大街上撐傘走路是文明，而主管教育的森有禮說廢除漢字也是文明。更有甚者，在1887年，時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在官邸舉行了一場明治時代最為大型的化妝舞會，狂歡亂舞一個晚上，在日本人看來那就更文明了。雖然這些都遭遇到福澤諭吉的批評，說外在文明易，內在文明難。此話當也不假，但先外后內，恐怕也是邏輯程序的自然使然吧。

這就如同谷崎潤一郎在夕陽西下的池邊，一邊撫摸松子夫人的肌膚，一邊憧憬西洋女人肌質之白暫，以此生出淫心。這也像日本在公元414年引進韓醫(yī)方，在513年引進漢醫(yī)方。但在1685年發(fā)現(xiàn)”蘭學”(指荷蘭的學問)的醫(yī)學書對人體的描述更為精準，于是棄韓醫(yī)與漢醫(yī)，全面引進西方醫(yī)學。1774年終于翻譯出版了西方的《解體新書》。這樣來看，那個時候若不與古舊的中國為伍就屬文明的話，廢除農(nóng)歷年過洋歷新年，也就是“文明開化”的邏輯先聲了。日本相較其他漢字文化圈國家更早脫離了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社會，在實現(xiàn)近代化過程中，農(nóng)歷的概念也幾乎消失。

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在《靖國問題》一書中說過，日本人自明治以來無論戰(zhàn)前戰(zhàn)后，唯一沒有變的就是“脫亞入歐”的思想。而另一位著名學者丸山真男則認為日本“雜居性”思想，有一種容易引進和結合的輕率，帶有碎片化。但現(xiàn)在看來，恰恰是這種“輕率”與“碎片”，使得日本能少有負擔地認真地做成一件事，只要這件事是朝著姍姍來遲的文明這一面的，就具有了意義并帶來了收獲。你看，廢除舊歷啟用新歷，怎么看都是“輕率”之舉，但引出的則是邁向世界文明的邏輯先聲。用丸山真男的話說就是“淳風美俗”不過是結核病菌的陰性反應而已。或者用福澤諭吉的比喻，面對西方文明，只能先染上麻疹來培養(yǎng)自己的免疫力。或者如同中國文化研究大家竹內好，他在魯迅身上看到了“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一切”的醒來的奴隸。

日本人還在把玩賀年卡

實際上，進入20世紀，中國至少有兩次要廢除農(nóng)歷新年改公歷新年。一次是在民國元年(1912年)，頒令廢除舊歷。當然是受革命運動影響的一個結果。棄舊圖新，走天下文明之路。但最終還是沒有成功。原因很多，但保守勢力太強是個主因。也就是說當時的百姓誠如魯迅所言，就是要在家門口放上乘涼的小木凳。誰不讓放，就與誰打破頭。再有一次就是“文革”中的1967年，當時以“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jié)”和“移風易俗”為口號，想要廢除農(nóng)歷新年。但這次絕不是要走天下文明之路的“邏輯先聲”，而是為了要消弭文明之舉的最后落錘。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的國力增強，春節(jié)這個中國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在世界上受到的認同度顯然有所增強。有的國家首腦還專門發(fā)賀電，祝賀所在國的華僑華人過春節(jié)。但若冷靜地不帶色彩的分析，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金錢效應“外壓”的一個結果，或者是看中我們有錢了，有錢人脾氣大且任性，為了順順你的脾氣，哄著你來爆買的一個產(chǎn)業(yè)對策而已。如在疫情前，日本的各大商家，都會在春節(jié)前早早做好爆買的準備工作，就等我們下飛機下船了。所以這個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對農(nóng)歷新年這個文明體自身的一個認同。雖然我們的文化尋根，傳統(tǒng)尋根，祖宗尋根，必須指向這個數(shù)千年的古舊，因為這個古舊是我們的血脈是我們的情愫是我們的記憶是我們的心魂。

但這就如同近代思想家鄭觀應在《盛世危言》(1893)中所說：“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以足恃歟？”是呀，先生的言下之意再明確不過了，制度不文明，不棄古舊主義，即便有了鐵艦鐵路又如何？如果我們還是在“爆竹聲中一歲除”的嬉笑中，抵制洋人的節(jié)日，文明的回歸總是出問題的。所以，魯迅在離開這個世界的前兩年，寫下《過年》小文，說自己不過舊歷年已經(jīng)23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其言外之意，還有不明的?

穿上和服，新年第一件事就是參拜

從文明的禪變來看，舊瓶裝新酒并不難，難的是新瓶裝舊酒。因為前者是“用”的改變，后者是“體”的改變。而“體”的改變則是傷筋動骨的改變。在這方面，日本堪稱修煉士了。你看，日本盡管棄農(nóng)歷用公歷(也就是說棄“體”了)，但農(nóng)歷年才有的一些民俗儀式，日本保存得又是最俱全的。筆者墻上掛著日本的掛歷，注意查看了一下。行事(儀式)最多的是一月份。共17個民俗儀式。包括1月5日的小寒節(jié)氣，1月7日的七草節(jié)，1月15日的小正月，1月20日的大寒節(jié)氣等。圖新，但又不全棄舊，那么一種恰到好處的連帶，日本人是做到家了。所以它也是全球還在使用年號的唯一一個國家。

今年我們的春節(jié)（正月初一）是1月22日。幸好還在1月份之內。叫一聲新—年—好還沒有太大的違和感。但有的年份的春節(jié)，是在2月中下旬。當天的初次見面，當然要說“新年好”。雖然距跨年已經(jīng)過去一個半月，那時的太陽與今晚的月亮，那時的敲鐘聲與今晚的爆竹聲，隆隆遠去而又慢慢逼近，我們卻還在說“新年好”。不感覺有些尷尬或怪異嗎?這一個半月，世間發(fā)生了多少事？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最后壓臺曲《拉德斯基進行曲》，再是激昂的繞繚，也漸行漸遠了。然而，我們還在說：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