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陰文化彩陶

距今5300年前后，西陰文化（亦稱廟底溝文化）解體，西陰文化核心區和控制區有相當一部分居民留在當地接受大汶口、屈家嶺等外來文化沖擊而形成了秦王寨文化、大 司空文化，以及西王村、泉護二期和大地灣第四期等仰韶晚期類型， 雖然不能排除這個文化系統中有外來文化人口殖民性的遷入，不過西陰文化遺民應該還是其主體所在。但還有相當一部分西陰文化遺民由于受戰爭或其他因素的影響而遷徙到了其他地方。

最直觀的例子就是仰韶時代在進入晚期后，西陰文化原來的核心區域晉南、豫西和關中都出現了聚落數量和聚落總面積驟減的情況。 而與此同時，在長城以南至長江以北的廣大區域，只有位居西北一帶驟然崛起的馬家窯文化區域出現了聚落數量和聚落總面積大規模增長的現象。

據前些年的調查，隴東涇河上游原有西陰文化遺址 697 處，到仰韶晚期時銳減至 34 處，不足西陰文化時期的 5%；但西漢水流域和渭河上游在仰韶晚期時不但沒有減少，反倒比原來增長了 50% ～ 70%，譬如渭河上游仰韶晚期遺址和馬家窯文化遺址合計 242 處，就比西陰文化時期增加了 70%。

其他地區如白龍江流域馬家窯文化遺址有 45 處，是西陰文化時期的 9 倍；洮河流域及甘肅黃河沿岸馬家窯文化遺址 133 處，是西陰文化時期的 26. 6 倍；青海河湟地區，這一時期馬家窯文化遺址及受馬家窯文化影響的遺址多達 265 處，是仰韶時代遺址總和的 44 倍還多；甘青地區馬家窯文化遺址數量總計 549 處，是同時期仰韶晚期遺址數量的 5 倍，而洮、湟、黃河流域遺址數量就占到了其中的 72. 5%。

馬家窯文化四大圈紋彩陶罐

顯然，洮河中下游和河湟地區已經取代晉南、豫西和關中一躍而成為新的經濟文化重心所在。 雖然在原來西陰文化控制區的某些區域，聚落數量和聚落總面積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長，譬如鄭洛一帶的秦王寨文化，但相對于馬家窯文化而言，總還是令人有天懸地隔之感。

在馬家窯文化所屬的廣大區 域，之前僅有寥寥可數的幾處新舊石器時代遺址，它無論如何也不可 能在短期內就變戲法似的變出這么多聚落。顯然，馬家窯文化的異軍 突起和西陰文化居民向西北方向遷徙有著密切的關系。

首先，從馬家窯文化早期社會經濟形態看，馬家窯文化和西陰文化大體相似。在馬家窯文化早期社會，居民多是以氏族或部落為單位組成聚落進行社會活動，代表性的遺址有甘肅東鄉林家、武山傅家 門、天水師趙村和西山坪等。

這些史前聚落分散在黃河上游及其支流地區。生產工具多以石刀等為主，并伴有大量研磨器、磨棒、敲砸 器等。在房址周圍發現的窖穴中，出土有稷、粟、大麻等農作物品種； 在林家遺址的房層、窖穴和陶罐內部普遍發現有糧食遺留，說明該地 區當時的農業生產已經相對發達，基本上能滿足一個族群的生產生活需要。

在墓葬中發現有家養牲畜的骨骸，諸如狗、豬、牛、羊、雞等， 說明當時的家庭蓄養業也相對比較發達。在這些遺址中，還發掘出了鹿、野豬、羚羊、田鼠和河貍等野生動物，說明當時狩獵現象依然存在。顯然，馬家窯文化居民主體部分過著以定居為主的農業生活，同時輔以狩獵經濟。

而以定居為主的農業生活正是西陰文化社會的主要特征。至于狩獵經濟相比西陰時代要發達一些，是因為甘青一帶地廣人稀，森林草原資源豐富，適合野生動物生長，有較好的發展狩獵經濟自然和社會條件。此為地域變異性因素。

其次，從石嶺下類型陶器形制和紋飾看，馬家窯文化和西陰文化也屬于一個文化系統。石嶺下類型是指黃河上游地區馬家窯文化早中期的一種地方類型，因甘肅省武山縣石嶺下遺址而得名。該遺存屬于馬 家窯文化地層之下與西陰文化地層之上的一個過渡性文化層。石嶺下類 型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及其支流葫蘆河、甘肅西漢水上游以及湟水下游地區。

石嶺下類型的特點是制陶業較為發達。其各個遺址大都保存有 完好的陶窯。陶器主要是日常生活生產用具。制陶技術達到了很高的水 平，器表多進行抹、壓、磨、刮等修整工序，還繪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紋 飾。 其陶器的典型代表是造型渾圓的泥質橙黃彩陶罐、 壺和瓶。彩繪圖案系由變體鳥紋演變而來，如以圓點為中心配以旋形分散線條而出現的圓形、圓圈和線條構圖， 以及弧邊三角形構圖等。

這些因素多和西陰文化彩陶形制、紋飾相同，尤其是其中反復出現的蛙紋和鳥紋， 清晰地表現出與半坡文化和西陰文化的淵源關系。

再次，從馬家窯文化的墓葬看，也和西陰文化一樣擁有共同的社會習俗和精神信仰。馬家窯文化的墓葬主要是以土葬為主，形制上主要有土坑葬、石棺葬、土洞葬、甕棺葬等。葬式有俯身葬、仰身葬、 側身葬、屈肢葬、二次葬等，以仰身葬和俯身葬為主——這些形制和葬式大都和西陰文化類似。特別是嬰兒甕棺葬習俗，馬家窯文化與仰 韶時代系統幾乎完全相同。

馬家窯文化與西陰文化的淵源關系，表明馬家窯文化主人在主體上應該就是西陰文化西遷遺民，雖然我們并不排除這其中有土著居民的存在。

馬家窯文化變體蛙紋雙耳彩陶罐

回溯馬家窯文化的濫觴，我們會發現，是西陰文化解體后，秦王寨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相繼侵入，對渭河盆地的泉護一期文化居民造成了巨大威懾，迫使他們同從晉南、豫西逃亡過來的西陰居民共同組成一支遷徙大軍，西進至隴東、隴西以及民和盆地等，在此棲身所致。

渭河上游的隴東地區進入仰韶晚期后的土著文化是大地灣類型。 大地灣類型因位于甘肅秦安縣東北五營鄉邵店村的大地灣遺址而得名。該遺址為新石器早期及仰韶時代文化，總面積約 275 萬平方米， 分為山地和河邊階地兩部分。其中前者的面積遠大于后者。文化層厚 1 ～ 4 米，年代從距今 7800 年一直延續到距今 4900 年左右，可分為五 期。其中二、三、四期分別為仰韶早期——半坡文化，仰韶中期—— 西陰文化，仰韶晚期——大地灣類型。第五期距今約 4900 多年，屬仰 韶時代向齊家文化演變的過渡性遺存。

仰韶晚期大地灣類型彩陶器保持了西陰文化彩陶紋飾的基本樣式， 如弧邊三角、弧線、圓點等紋樣。換言之，一直保持了西陰文化精神傳統彩陶紋飾基本樣式的大地灣類型主人就是原來西陰文化的居民。

大地灣類型四期彩陶

大地灣類型從誕生的時間上來說，稍早于馬家窯文化而又遲于西陰文化。 馬家窯文化因 1923 年首先發現于甘肅省臨洮縣的馬家窯村而得名。 馬家窯文化形成后，又反過來對大地灣類型施加影響，使其在后 期的陶器制作中被迫選擇使用了一些新的紋樣，如由大片網格紋為主 體而構成的蛙紋、鯢魚紋等。

但不管是大地灣類型文化居民還是馬家窯類型文化居民，從淵源上來說主要都是西陰文化遺民，這使得二者的聯系、交融呈現出一種溫和的姿態。

上述前些年考古調查，隴東涇河上游原有西陰文化遺址 697 處，到仰韶晚期時遺址數量則銳減至 34 處。考古學家們的一致看法是，這里原來是西陰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因為人口的遷離而出現了衰敗的場景，但南佐遺址考古的新發現，多多少少對這種看法提出了挑戰。

南佐遺址位于甘肅慶陽西峰郊區的黃土高原第一大原董志塬，發現于1958年。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有兩個階段的6次發掘，發現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一座占地面積8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宮殿式建筑。從2021年開始至今，由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韓建業教授帶隊進行了了第三階段的考古工作。目前大致可以確定，南佐遺址面積大約有600萬平方米。遺址內分布有30萬平方米的核心區、9個上千平方米的土臺、數千平方米的宮城和800多平方米的主殿。

發掘者將南佐宮殿區分成兩個時期，第一期的主殿、側室等，距今約5100年，第二期夯填成臺并營建新建筑的年代距今約4800年。從出土陶器來看，兩個階段都屬于仰韶文化晚期。南佐遺址是同時期中國大陸上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中心聚落之一。

韓建業認為，大體量的宮城宮殿建筑、宮城外和“九臺”外的巨大夯土護壁環壕，體現出南佐統治者強大的組織管理能力和很高的建筑技術水平。“九臺”圍成的區域在遺址中心，宮城在九臺中心，主殿在宮城中心，主殿中門到宮城南門為宮城中軸線，東西側室大致對稱，構成中心對稱、中軸對稱、主次分明的復雜的封閉式宮殿格局。這表明該遺址是一個具有中心性質的大型都邑性遺址。

此外，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白陶、黑陶等，不僅僅體現了南佐人高超的陶器制作水準，還表明是手工業專門化的結果，凸顯著南佐中心聚落的特殊性。

南佐遺址俯瞰圖

由于南佐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還在進行之中，最新的考古發掘報告也沒有出爐，發掘者對其文化性質給出的只是一個仰韶晚期的籠統結論，我們暫時也無法對其文化人群構成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但是根據彼時中原和西北大地西陰遺民遷徙的形勢，以及隴東涇河上游文化遺址數量從西陰時期到仰韶晚期急劇減少這一情況分析，南佐遺址的崛起應該同西陰遺民后裔的聚集性遷徙有一定關系。

遺民現象泛起是仰韶晚期各地一種普遍現象。西陰文化興盛年代， 中原地區原來分屬不同文化的氏族、部落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制和打擊，等這種壓制和打擊消除，這些氏族、部落亦即舊文化遺民長期積 壓的不平情緒就立刻找到了宣泄口。

以半坡文化為例。用于切割谷穗 的圓形陶刀和內凹口雙耳尖底瓶，是半坡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西陰 文化統治 700 余年的時間里，這兩種器物均已銷聲匿跡，而當西陰文 化分崩離析后，這兩件器物竟又離奇地泛出水面，在關中一帶大行其是。

這表明半坡文化的遺民，亦即炎帝部族后裔雖歷經 700 年左右的 壓制和打擊，但仍然頑強地堅持著祖先的信條，并在仰韶晚期凝聚成 了一股新的力量。

——摘編自李琳之：《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有增刪，因閱讀流暢需要，刪去了注釋部分。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周初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前中國時代》入選商務印書館官方發布的“2021 歷史好書 60 種”榜單。

《元中國時代》入選“2020 百道原創好書榜年榜·人文類 ”，同時在 2020 年 “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好書讀者投票評選”活動中獲得第二名，在“歷史的回響”類別中高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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