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國不宣而戰，轟炸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12月8日，美國正式對日本宣戰，民間反日情緒空前高漲。

彼時，在美國西海岸，還有113000名日本人生活在各大城市，其中75000人是日裔美國人，已充分融入美國社會。珍珠港事件，如激流般將他們沖向了歷史的風口浪尖。

珍珠港事件當天，美國總統羅斯福就下令調查起因。有關人員經過調查后得出結論：日裔美國人疑似有通敵行為，他們應該為事件負責。

美方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日裔社區長期存在一個“橘”間諜網，為日本帝國提供情報。早在1941年7月《洛杉磯時報》就報道：“（日裔）有的肆無忌憚地搜集美國軍事經濟情報，有的公開或秘密為日本政府工作，吹噓日本的偉大成就和在東亞的崛起，煽動日裔僑民群體中的忠君愛國思想，有的以日語教師為掩護，以弘揚日本文化為名，利用種族信仰等文化差異，挑撥日裔僑民與美國的關系。”

至于這個間諜網到底與珍珠港事件有多大聯系，發揮了多大作用，美方其實也沒調查清楚。

不過，美國人既然咬定日裔“通敵”，就不是空穴來風。珍珠港事件中，還真有一個日裔“通敵叛國”的鐵證——“尼豪島事件”。尼豪島是距離珍珠港200公里外的一個小島，島上有136名居民，其中130人是夏威夷土著，6人是日裔。

12月7日，日本海軍“飛龍號”航空母艦一等飛行兵曹西開地重德完成轟炸任務后，油箱被擊穿，迫降到尼豪島。西開地迫降后孤立無援，僅用幾句話就說服島上的日裔原田義雄為自己修飛機，并撥槍脅迫島上的土著，13日晚，土著趁機反抗，在搏斗中打死了西開地，原田義雄畏罪自殺。

尼豪島事件在美國引起極大震動。美國人認為，原田義雄是一個生在美國，從沒去過日本的日裔，可幾句話就被策反叛國，日裔的忠誠度可見一斑，必須重拳出擊。14日美軍當局知曉原委后，立即動用戰時法令，臨時拘留了1.5萬名日裔美國人。

事發突然，12月15日，美國最大的日裔組織——日裔美國公民聯盟，緊急向美國政府提交備忘錄，解釋道：我們與殘忍和貪婪的敵人并無瓜葛，只是由于血統和身體特征的原故，才成為了焦點。為了證明我們的“忠誠”，聯盟愿意盡一切力量幫助美國消滅敵人。

日裔聯盟的反應相當迅速，言辭也相當懇切。但如此諂媚的“表忠心”卻沒有使美國人買賬，1942年2月13日，太平洋國會委員會給羅斯福提交一封信件，建議立即驅逐所有日本血統的人，包括美國公民。1942年2月19日，羅斯福頒布9066號行政命令，授權陸軍部長將日本人排除于軍事戰略區域之外。

羅斯福總統的命令如下：

“現在，作為美國總統，我將我的權利賦予給陸軍和海軍的總司令，本人授權陸軍部長和軍事指揮官，強制遷移居民中所有可疑分子。特此授權陸軍部長為此類被驅逐的居民提供必要的資金、運輸、食物、住所、和其他住宿。本人進一步授權，所有行政部門和其他聯邦機構，要協助陸軍部部長或軍事指揮官執行這一行政命令，包括提供醫療援助，住院治療，食物、衣服、交通、用地、住所、以及其他用品、設備、公用事業、設施和服務。”

所謂“可疑分子”，針對的就是日本人。1942年3月2日，海軍中將德威特發布一號公告，定義了“第一軍事區”（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加利福尼亞州和亞利桑那州），要求上述地區所有日本人必須撤離。

就這樣，11萬日本人在美軍的催促下遠走他鄉。限時48小時內收拾好行李搬走，且不準攜帶相機和收音機。搬到哪去呢？美軍用廢棄牧場改建了10個安置中心，花費7個月時間把日裔都趕了進去。

說是安置中心，其實更像是集中營。在營區內，日裔不能隨便走動，更不能隨便離開。四周建有瞭望塔和崗哨，全天對日裔進行監視。營內被分為數個區域，按照家庭的人口數來分配面積，一個六口之家只能分到30平米。數個家庭共用一個餐廳和廁所，擁擠異常。

佐藤回憶，他們一家遷移到杰羅姆中心后，發現該中心并沒有完工，風從木板夾縫中呼嘯而過，使來自夏威夷的他們感到非常寒冷。為了保暖，四個孩子只能蜷縮在一起。還有的日裔更倒霉，被分配進牲口圈里，四周都是牛馬的糞便，臭氣熏天，真是苦不堪言。

由于衛生條件極差，日裔大量染病。為了防止傳染病蔓延，中心規定所有日本人必須接種疫苗，如果拒絕將被視為逃犯。盡管如此，到1945年，11萬日本人還是因為各種原因死掉了1萬。

粗放的管理模式，使日裔對美國當局大失所望。1942年4月9日，日裔聯盟給艾森豪威爾寫信，信中說：日裔并沒有不忠誠的想法，此次撤離行動會給日裔帶來不好的影響。希望美國當局能權衡利弊。

1942年10月，由于對工資、食物和生活條件的不滿，日裔爆發了總罷工。此舉引起了美軍的高度關注，他們自然地認為，日裔骨子里還是“親日”的，行動很可能受到日本帝國的指使。

事實上，大多數日裔從小接受美國教育，信仰美國價值觀，并不“親日”。只是不適應集中營的生活方式，才奮起反抗。但在特殊時期，任何不滿的情緒都被上升到“親日”或“親美”的立場問題。日裔的反抗，反而加重了美國當局的不信任。

在嚴厲的打擊下，不少日裔的信念開始動搖。約藤·北佐說：“我經歷了撤離的痛苦，對民主的信念受到了攻擊，但還沒有被摧殘。”

東京山根更進一步，他在遭到管理人員毆打后，徹底放棄了對美國的信仰。緊接著策動了圖爾湖中心的騷動，隨后又遭到關押。事件傳到日本后，日方認為美國是在虐待日裔，將以虐待美國戰俘的方式予以報復。東京山根聽說后大受感動，認為日本才是自己的祖國，隨即在圖爾湖建立了一個青年組織，表示愿意放棄美國公民身份回到日本。山根的想法并沒有得逞，這個組織很快被美軍解散，成員全被隔離審查。

當然，除了鬧事的日本人，大多數日裔還是選擇面對挫折，苦中作樂。他們互幫互助，把營區打掃干凈，開荒種地，并建立學校和體育比賽，漸漸使冰冷的安置中心有了人情味，成了溫暖的日裔之家。

不僅如此，為了證明對美國的忠誠，11萬日裔中還有8000人請愿入伍，為美國而戰。盡管有議員認為“卑劣”的日本人沒資格參軍，但羅斯福還是力排眾議，授權日裔組成442兵團赴歐洲作戰。

這些矮半頭、黃皮膚的“美國人”來到戰場后，備受盟軍歧視，但他們卻奮不顧身，每次戰斗都沖在最前面。最終成為二戰中美軍傷亡率最高和獲得榮譽最多的步兵團。經此一役，民間對日裔大為改觀，也為戰后日裔回歸社會做出鋪墊。

到1945年，二戰結束，日裔重獲自由。442步兵團也獲批前往華盛頓接受檢閱，時任總統杜魯門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們不僅僅要和殘酷的敵人作戰，還要面對友軍的歧視，然而你們戰勝了這一切”。1988年，美國總統里根宣布，給予每個曾被“安置”的日裔美國人2萬美元補償，并就此事代表美國政府向日裔道歉。

二戰中，日裔美國人遭受了遠比德裔、意裔更不公正的待遇。同為軸心國，德意裔美國人受牽連者不過千人，日裔美國人卻不分老幼遭受囹圄之災。究其原因，是美國一直以來的種族主義和偏見作崇，亞洲人的勤勞習性引起了其他族裔的恐慌，和對日本戰后地位評估的安排。

正是各種因素合成的政治推力，導致了驅逐政策的形成。美國雖自詡“上帝的坩堝，偉大的熔爐”，但在關鍵時刻，還是執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有罪推定。可見人類是缺乏安全感的動物，永遠對不熟悉的族群保持敵意。另一個邏輯是，共同體的壯大，本質是先來者與后來者的聚合，熟悉者對陌生者的接納。投靠者立功心切，皈依者信仰狂熱，并非無知無畏，而是為子孫謀劃未來。共同體，從不是沒有門票的大眾廣場，而是交上投名狀的血盟。羅馬人箴言“公民死國，奴隸偷生”。意思是任何公民，只有付出鮮血和勇氣，才能贏得尊重。對于中國人來說，如果因為偷生背棄祖國，遠走海外，最終也同樣會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