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網上看到過一種說法，“數據不會騙人，數據分析師會。”這是因為，數據本身并不自帶意義，意義是解讀出來的；對數據意義的解讀則依賴于參照系，如果把數據剝離于參照系，或者放在不合適的參照系中，解讀便是沒有意義的。

最近在網上流傳的很多關于中國外貿困境的文章 ，便是落入這種誤區。其中的數據多半是真實的，但是它們被剝離了參照系。比如，有些文章中說2022上半年東盟出口上漲多少，2022下半年中國出口下降多少，卻不去觀察同期其他國家的狀況分別如何，這樣給出的沒有參照系的數據就喪失了意義。

今天的中國經濟面臨非常嚴峻挑戰，但并不是自媒體上看到的那些，而是來自另一種冰火兩重天的現實。

01

兩級參照系

在用數據具體解釋冰火兩重天的問題之前，先得對參照系做個大致解釋。

對外貿數據的解讀至少要建立在兩級參照系基礎上。

一級參照系是全球經濟分工，全球各國在2010年代以來，日益分化為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三種類型，它們在全球經濟中處不同生態位。不同生態位間首先是互補關系，同生態位間首先是競爭關系。二級參照系是同生態位國家間的競爭關系。

消費國是西方國家，從商品貿易角度來看，消費國是全球逆差的主要提供國，尤其是美國，它在近些年提供了全球逆差的一半以上。生產國是東亞國家以及德國和部分東歐國家，生產國是全球順差的主要來源國，但細分起來，德、日、韓等是高端制造業，與其他主營中低端制造業的生產國也處不同生態位。資源國是俄、澳、加、中東、中亞等國，資源國的順逆差受制于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在全球經濟上行期，多數時間也是順差國。印度很特殊，它在很多年里都是全球第二大逆差國，但它并非通常意義上的消費國，看其具體經濟數據，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生產國，印度可能自成一個類型，需要單獨討論。此外還有一種特殊類型，就是轉口港，新加坡、香港、荷蘭都是規模巨大的貿易體，但主要是其他國家利用這里的稅收政策進行轉口貿易，把利潤發生在這里，所以它們是代表其他國家實現順差。

簡單總結就是，從商品貿易角度看，消費國提供需求，拉動生產國的出口，并拉動資源國的大宗商品價格，從而帶來全球經濟的活力；反向來說，消費國需求不振，全球經濟就萎靡，起碼最近這些年來大致是如此。

由于美國是最大的消費國，美元又具有世界貨幣地位，因此，美元寬松，美國消費力就上揚，生產國就被拉動出口上漲，資源國的大宗商品價格也上漲，全球經濟繁榮；美元收緊，美國消費力就下降，生產國就會出口萎靡，大宗商品價格也不振，全球經濟低迷。美國是世界經濟最大的發動機，如果再考慮到美國的創新能力，則其作為全球經濟發動機還有一種升維效應，可以開辟出全新的經濟空間。

而美元寬松還是收緊，對外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利率、匯率等一系列問題，對內則受制于美國的通脹、財政成本、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的共振等一系列考量。

02

誰是順差國？誰是逆差國？

基于前述參照系，來看下2014-2021以來的全球前十大順差國和前十大逆差國的數據走勢，排名依據的是2021年各國的貿易盈余，未必所有年份的排名都完全一樣，但相差不遠。

數據來源：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rankings/trade_balance_dollars/

▼ 單位（億美元）

從2021年的排名中可以看到，順差國分幾種，中、德、韓（2022轉為逆差），這三家是生產國，但三國并非同生態位競爭，中國是中低端，德、韓都是高端；俄（2022被剔除排名）、澳、沙，這三家是資源國；新加坡是轉口港，荷蘭、愛爾蘭和瑞士也都有大規模的轉口貿易，愛、瑞還是偏科生，僅從出口來說，愛爾蘭的前四大品類，藥品占34%，有機化學占19%，光學及醫療器械占8.7%，機器占5%，合計超三分之二，瑞士的前四大品類，珠寶占30%，藥品占24%，有機化學占7.7%，光學及醫療器械占4.8%，合計超三分之二（愛、瑞的分科數據來自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逆差國首先是美國，占了全球一大半的逆差，也就提供了全球一大半的進口需求。英、法都是老牌發達國家，也是大的逆差國。印、巴、孟本來就是一分為三的國家，情況類似，比較可能是因為人口規模巨大，雖然收入不高但消費總量仍很大，生產能力又嚴重不足，于是成為巨大的逆差國；墨西哥和菲律賓可能情況也類似。

2022年的情況非常特殊，因為俄烏戰爭，導致全球貿易結構出現極不正常的變化。

2022年中國的外貿順差達到了創紀錄的8769億美元（2021年4628億，2020年3586億）。全球第二大順差國德國則降到了794.5億歐元，由于2022年歐元對美元波動較大，姑且把它算作約合800億美元（2021年2289億，2020年2211億）。德國順差爆降，主要是由于俄烏戰爭導致的能源價格過山車，德國在戰前對俄國能源依賴度過大所致。

有關注宏觀的朋友統計過2022年的中、美、歐、俄、加、澳、印、日、韓再加上臺灣地區的貿易狀況，在其中的順差國家和地區里，中國大陸的順差占了70%以上，其他的順差國主要是資源國，那么僅僅從制造業而言，中國大陸的順差占比還要上升。這個比例大得驚人，顯然也是不可持續的——如果全世界的錢都被一家賺走了，這筆錢也就是賺不長的。順便說一句，外貿數據有各國海關數據可以交叉印證，因此還是比較可靠的；但是2022年中國如此大的順差，卻并沒有反應在中國的外儲增加上，這是什么原因我也沒搞清楚，但我寧愿把這個原因歸在別的地方，而仍然信任可被交叉印證的外貿數據。

2022年第一大逆差國美國的逆差額達到了9481億美元，第二大逆差國印度達到了2856.4億美元（往年逆差平均在700億美元左右）。號稱全球經濟金絲雀，能高度反映全球經濟榮枯度的韓國，在2022年居然也是貿易逆差，逆差達到472億美元，對比一下，它在2021年順差731億美元，2020年順差659億美元。

03

消費國貨幣松緊，生產國同進共退

網絡上有文章在說2022上半年東盟國家的出口同比增長了多大比例，2022下半年中國出口同比下降了多大比例。這些數據都是真實的，但是剝離了前面說的二級參照系（同生態位競爭的國家間關系），則意義便是扭曲的。納入二級參照系，我們便還需追問，2022上半年中國的出口同比情況如何？2022下半年東盟國家的出口同比情況如何？

下面是三年來的出口數據，采了越南、印尼、印度、韓國、中國進行對比，從中可以看出各國的同比變化趨勢。

▼ 越南出口數據（2020.1.1-2022.12.31）

▼ 印尼出口數據（2020.1.1-2022.12.31）

▼ 印度出口數據（2020.1.1-2022.12.31）

▼ 韓國出口數據（2020.1.1-2022.12.31）

▼ 中國出口數據（2020.1.1-2022.12.31）

從數據中可以看到，2022年上半年東盟出口同比大幅上漲，同期中國出口同比也在大幅上漲；2022下半年中國出口同比明顯下降，同期東盟國家、印度、韓國的出口也都在同比明顯下降。

更細致點說，各個生產國的出口數據，差不多都是在2021年11月份猛漲，2022上半年保持著慣性，相對于2021年上半年同比大幅增長；2022年下半年則相對于2021下半年同比都進入下跌。

為什么會有這個變化呢？看看消費國的進口數據變化便可知端倪。

▼ 美國進口數據（2020.1.1-2022.12.31）

▼ 歐元區進口數據（2020.1.1-2022.12.31）

消費國的進口曲線跟生產國的出口曲線差不多同步變化（本來也應該是這樣）。為何消費國的需求會出現這樣的變化曲線呢？再看看美國的系列金融數據又可知端倪。

先看美國近25年來的貨幣供給曲線圖，在更大尺度上更容易看清楚趨勢。

▼ 美國貨幣供給M0曲線圖（1998.1-2022.12）
（單位：10億美元）

▼ 美國貨幣供給M2曲線圖（1998.1-2022.12）
（單位：10億美元）

從圖中可見，美國貨幣供給在2020年上半年開始了突然的猛增，增長的斜率和規模，都超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2022年中左右，貨幣供給開始下降，美聯儲加息起作用了。

再細一點，看看近三年的M0和M2數據。

▼ 美國貨幣供給M0曲線圖（2020.1-2022.12）
（單位：10億美元）

▼ 美國貨幣供給M2曲線圖（2020.1-2022.12）
（單位：10億美元）

美國貨幣供給的變化曲線，與其進口的變化曲線，再以及生產國出口的變化曲線，有著高度的相關性。如果把歐元的曲線再加進來，會發現相關性變得更強，篇幅所限，這里就不放歐元的曲線圖了。全球經濟的分工性與聯動性，在這些相關性里有著很直觀的體現。

04

美國的金融波動

2020 年上半年美國貨幣供給暴漲的原因，在于疫情的爆發，聯邦政府開始向居民發錢，以刺激經濟，其刺激力度在歷史上是罕見的。 看 M0 和 M 2 的曲線細部，會發現在 2020 年放水時， M2 比 M 0 上漲得慢， M2 是在 M 0 基礎上由貸款創造的，這表明疫情初起時民間對經濟的信心不足，貸款漲得相對慢； 2022 年加息時， M2 又比 M0 下降得慢，表明此時民間對經濟信心較強，貸款跌得相對慢。

貨幣放水當然刺激經濟，在消費國的場景下，就是刺激消費。相應地，需要生產國來提供可供消費的產品，但是當時由于疫情等原因，生產國的供應鏈受阻，國際海運物流也嚴重不暢；供給小于需求，就會引發通脹。

美國的通脹率在2021年4月份開始起飛，突破4%，10個月后，因俄烏戰爭導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美國通脹率一發不可收，歐元區的通脹率也是類似的狀況。之所以通脹起飛的時間晚于放水的時間，大概也與疫情早期民間對經濟信心不足有關；相應地，2023年1月份美國的通脹率6.4%仍高于預期的6.2%，應該也與民間的經濟信心較強有關，這就意味著加息的周期可能也會延長。

▼ 美國通脹率曲線圖（2020.1-2022.12）

通脹率上漲，一方面會影響美國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會導致美國的財政成本急劇上漲。因為國債收益率是與通脹率有關聯性的，如果通脹率持續很高，則國債收益率也必須很高才能賣得出去，這會導致財政成本的壓力過大。所以美聯儲勢必加息來控制通脹。

▼ 美國利率曲線圖（2020.1-2023.1）

美聯儲的加息預期，會吸引國際資本購買美元，以追求回報率，再加上俄烏戰爭導致的資金避險需求，進而導致美元相對于其他貨幣的強勢，美元指數因此也會一路上漲；待到加息控制住了通脹率，繼續加息的預期下降，國際資本有可能開始賣出美元，于是美元走勢開始轉弱，美元指數轉向下行。

▼ 美元指數曲線圖（2020.1-2023.1）

從美元指數走勢圖可知，2022年上半年，包括人民幣在內的一眾貨幣相對美元紛紛貶值，下半年又紛紛升值，是個金融現象。

但人民幣在貶值期間，并不是貶得最多的，升值期間也不是升得最多的。這是因為人民幣匯率除了與美元指數這一金融現象有關，還與中國作為最大順差國這個基本面有關。國際貿易的正常邏輯是，順差國的貨幣會升值，逆差國的貨幣會貶值，匯率變動會對順逆差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中國作為最大生產國&最大順差國，有商品貿易做錨，其匯率波動中的金融屬性會被對沖掉一部分，波動幅度相對于其他主要貨幣就會小一些。

05

作為案例的印度和越南

前文提及印度是個特殊類型，不僅是在它作為逆差國上，還在于它的貿易結構上。下圖是它在2021年的進出口品類（2022的相關數據還沒出來）。（數據來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 出口品類

▼ 進口品類

印度進出口的第一大品類都是石化相關產品，進出口第二大品類都是珠寶類，乘用車和電子產品分列出口品類的第七、第八位，電子產品則占其進口的第三大品類。從這些貿易數據看，印度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生產國類型，很難說它會與中國進行同態競爭。

再看越南2021年的進出口品類和進出口伙伴的排名，2022年相關數據未出來。（數據來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 出口品類

▼ 進口品類

▼ 出口伙伴

▼ 進口伙伴

越南的出口伙伴，美國占比從2020的28%上升到2021年的29%；越南的進口伙伴，中國占比則從2020年的35%上升到2021年的36%。

再看越南按月統計的貿易順差曲線圖，從中可以看到，盡管其貿易規模很大，2022年進出口合計達到7300億美元，但是順差額卻只有102.7億美元。

▼ 2022年越南貿易順差
（單位：10億美元）

▼ 2012-2022年越南貿易順差
（單位：10億美元）

把所有這些數據綜合來看，可以判斷，越南的制造業發展仍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貿易戰這幾年來，人們注意到越南對美出口的上漲與中國對美出口的下降，但如果不看到同期中國對越出口的上漲，則理解便是不完整的。

06

世界貨幣與世界工廠

2022年各國的貿易數據如此之不正常，這個事情是不可持續的。

從中國角度看，如果錢持續地都被你賺了，那么這筆錢你是賺不長的。真正良性的貿易關系必須是“雙贏”，而不能是一家“贏兩次”，這么搞下去就沒人想跟你玩了，也沒人有能力繼續跟你玩了。

前面的各種數據表明，與中國同態競爭的國家，目前還看不出有能力替代中國，否則無法解釋2022年各國的順差數據變化。所以，在同態競爭的意義上，未來若干年內，我對中國經濟毫不悲觀。

但是，在異態互補的意義上，未來若干年內，我對中國經濟一點不敢樂觀。所謂異態互補，主要是來自消費國的需求與生產國的供給之間的關系。

不悲觀與不樂觀并存，這就是我說的中國經濟的冰火兩重天。

2022年的數據愈發能看出，全球的消費能力主要就是要靠美國，提供全球一大半的逆差，其次靠歐洲。未來兩三年內，美國的需求會在持續的高利率狀態中保持低迷狀態，歐洲也好不到哪去。美國最新的通脹率仍高于預期，那么加息力度可能還是不會弱。從歷史經驗看，通脹如果不是一把打下來，而是下來一點就放松貨幣政策，那么通脹就會迅速反彈，未來更難打下來，因此從財政成本的角度考慮，美國也一定要通過持續的高利率把通脹打下來。再加上美國現在的國債已到債務上限，雖然上限可以調，但這勢必涉及到復雜的內政博弈過程，而且上調的空間也不是無限的；美國的需求因此無論如何也不會像前兩年那樣一路高漲。

美國的需求萎縮，歐洲也不振，就意味著全球需求的萎縮。作為生產國的中國勢必承壓，近期看到的各地生產商都在發愁訂單沒了，這里的主要原因，不是訂單轉移到其他同態競爭的國家去了，而是全球需求本身萎縮了。

而西方國家所謂的“不惜代價”把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實際上仍然是要考慮代價的。那就是，不能因為供應鏈轉移導致制成品的成本上升過多，否則對于消費國內部的通脹又是一輪新的壓力，要把通脹控制住所花費的時間就會更長，對于它們的財政成本來說，壓力就會過大。因此，在通脹周期內，供應鏈的轉移也只能是在一定限度內。更何況，供應鏈的轉移不像資本的轉移，可以迅速完成，它需要相當長的周期，若干年內，轉移仍然不是個實際的問題。

但中國仍會面對巨大的經濟壓力。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投資，近年來因為各種不確定性而持續低迷；消費，普通百姓的錢包在疫情中憋了下去，也會低迷；出口，是前兩年中國經濟還不至于太差的原因之一，但是美國的需求萎縮，則也會低迷。如此一來，中國經濟的前景，雖然在同態競爭的相對值意義上，我并不悲觀，但在異態互補的絕對值意義上，則很難讓人樂觀起來。

夸張一點可以說，美國通過世界貨幣來調節全球需求，中國則通過世界工廠實現全球供給。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對于今天的全球經濟運轉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但非常糟糕的是，如此重要的經濟關系，卻是建立在如此之薄弱、甚至還在繼續惡化的政治基礎上的，這是今天全球秩序最大的風險所在。它有可能因為中美之間的政治對抗而引發經濟層面的進一步衰退，全球經濟都陷在困境里難以自拔。

對于中國來說，要保持經濟的成長，從出口的角度而言，非常依賴美國提供的全球逆差。中國需要購買美國國債，讓它有能力持續地提供逆差。站在月球上來看，這是太平洋兩岸共同在玩的一種龐氏邏輯，其中一環斷掉了就會引發連鎖危機，無人能夠置身其外；但是如果不再這么玩龐氏了，則全球需求萎縮，消費國的生活水準大幅下降，生產國都會陷入超級內卷，各國間可能會進入更大的矛盾當中。

在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對世界有著高度的依賴性，需要世界提供市場，處在一種易受傷害的狀態；但實際上大部分主要國家都處在這樣一種狀態，中美是相互依賴關系。

這種依賴狀態不是通過解決“卡脖子”難題就能解決的。一方面，解決了它，就等于建立自己的絕對安全，那就相當于把別人置于絕對不安全境地，別人是不可能忍受的，從而自己的絕對安全也會在事實上落空。另一方面，精力都投放在解決“卡脖子”問題上，就會導致資源的低效率使用，并且還可能帶來更大的動蕩。因為沒有哪個國家能在任何方面都有比較優勢，占據了某個比較優勢，一定會在其他方面形成自己的比較劣勢；所謂“比較劣勢”不是跟別人比，而是跟自己比，在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優勢越大，則在其他領域的投資就越不劃算，越是低效率的，那些領域就是陷入“比較劣勢”的領域。有比較劣勢沒關系，通過貿易來解決就行了，這種情況下大家都形成資源的高效率配置，也大家都有飯吃；如果哪個國家沒有任何卡脖子，那就意味著它不需要貿易了，一方面自己資源配置低效率，另一方面還會導致大家都沒飯吃，沒人能在這種情況下還保障安全。

所以，有“卡脖子”問題并不可怕，實際上今天全球生產高度分工的情況下，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被卡脖子的地方，只要是能夠相互卡，有相互威懾力，也就不會有人真拿它用來威懾對方了，否則自己也是同等受損。在相互威懾的基礎上，反倒是能夠建立起一種和平的秩序，也會是一種更加有效率的秩序。

但相互威懾本身并不自動帶來和平秩序，而只是為和平秩序的活力提供了必要的基礎。秩序本身還是需要通過更有想象力的超國家政治安排來建立。我經常舉的例子，就是二戰后的法德兩國，通過超國家的“歐洲煤鋼聯營”，來解決以單個國家為單位無從解決的安全困境，從而為經濟秩序提供政治基礎，這才帶來了戰后的歐洲復興。

當下的中美兩國還看不出能夠共同建立那種超國家機制的路徑，矛盾只能繼續積存著。在歷史上，這種矛盾是通過戰爭來一把出清的，但是在擁有核武器的今天，核大國之間的熱戰已經成為不可能。矛盾就無從以那種方式出清，只能繼續熬著。解決之途很可能是要等到新的“從0到1”的技術躍遷，創造出全新的經濟空間，從而以升維的辦法來解決既有結構下解決不了的問題。能夠率先實現這種“從0到1”技術躍遷的一方，將突破那種相互威懾的結構，在未來的秩序構建中占據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