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博伊斯

Joseph Beuys

1921.5.12-1986.1.23

約瑟夫 · 博伊斯是二戰后德國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博伊斯承繼了自達達主義以來，一系列“反藝術”潮流的特質，通過推翻傳統藝術觀念， 打破固有的界限，以此建立一種新的藝術。他提出的“社會雕塑”，以及“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概念深刻影響了之后的藝術家。在被無數人追捧，奉為西方藝術先鋒的典范的同時，對博伊斯的批判也一直不絕于耳。

1921年，博伊斯出生在德國萊茵河下游的克列弗爾德。盡管出生在一個普通平凡的家庭，但卻似乎注定有著一個傳奇的人生。叛逆的性格讓博伊斯在很早的時候就成為一個十足的“行動主義者”。他跟過馬戲團，也參加過德國空軍，在二戰的戰火紛飛中死里逃生，在落難地被當地的韃靼部落從飛機的殘骸中解救出來，并通過動物油脂和毛氈僥幸活了下來。

早年的這些不同尋常的經歷與體驗造就了博伊斯世界觀的轉變，也成了后來博伊斯藝術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

《如何向死兔子解說圖畫》

行為藝術

《如何向死兔子解說圖畫》是博伊斯最具有代表性的的作品。這件行為藝術作品在很多人看來，如同一幕荒誕劇一樣荒誕不經，沒有人知道博伊斯在對一只死兔子說些什么，也沒有人確切知曉一只死兔子、藝術家臉上附著的金箔面具，和周圍的鋼絲、木料等物品的象征意義。面對這場行為表演，人們更多的是想發問，“它為什么如此？”

置身于作品之外，從觀者的角度，我們或許將博伊斯的行為藝術理解成為荒誕和瘋狂的行為，我們可能會認為他和他的作品晦澀難明、不可理喻，甚至于是另類的、神經質的。但也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中寫到的那樣，“人們不能用禁閉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神志健全”。

從博伊斯的視角看來，這件作品其實也是對于觀者的一種反問，對于一種想要通過理性、傳統意義上的美學，和現代化的語言系統去理解藝術的質疑。就如藝術家本人所表達的那樣：“藝術不應該只是以理性思維去理解，而應該是以一種完全滲透進感覺的方式去體會。這意味著藝術能夠進入你的身體，你的身體也能夠與藝術融為一體”。博伊斯在這里特別強調感官體驗和參與其中的重要性，并以這樣一種表現方式，去對抗在理性工具操控下約定俗成的審美標準。

《我愛美國，美國愛我》

行為藝術

在他的另一件代表作品《我愛美國，美國愛我》中，也一樣能夠看到博伊斯對于這種“感官體驗”和“主體介入”的不斷探索。在這件行為藝術作品中，博伊斯裹著毛氈，在完全封閉的空間內，與野狼共同生存了三天。在這期間，博伊斯會對野狼低聲細語，也重復著做一些無意義的無聊舉動，而野狼從最初對博伊斯的陌生、好奇，轉而失去耐心，攻擊，瘋狂撕咬，再到最后相互之間趨于平靜，似乎產生了一種奇妙而晦澀的親密和信任。

《油脂椅》

裝置藝術

1964

《滲透鋼琴》

裝置藝術

1966

《野兔之墓》

裝置藝術

1964

對人和動物、植物、大地，以及和整個大自然之間深層關系的關注是博伊斯作品中重要的主題。他曾經將其他所有生命存在、以及整個大自然都比作是人類身體之外的器官，當我們把所有這些對象都當作自己身體之外的器官去親身感受，并與它們發生對話的時候，就能夠在一種與世界本已破碎分離的關系里重新找到一種聯結，并融為一體。

約瑟夫·博伊斯與安迪·沃霍爾

在博伊斯看來，一切都可以成為藝術，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人類是由具有創造力的個體組成的。這里并不是指每個人都有像藝術大師一樣的創作天分，而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利用一切形式和媒介去參與到藝術中，可以是我們的創造力，也可以是我們的思想、觀點、身體和行為，一切體驗和感受都可以成為一種藝術品。

像我們在對待《如何向死兔子解說圖畫》和《我愛美國，美國愛我》這樣的藝術事件時一樣，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感受力，那么我們也就是藝術創作的一份子， 我們在共同創造藝術，同時我們也是它的一個組成部分。

《7000棵橡樹》

公共藝術

1982

博伊斯同時也認為，所謂的藝術應該具有它的社會性，藝術所能帶來的社會意義理應大于單純的藝術審美作用。整個社會的改造和進步事業正如同一件宏壯的“社會雕塑品”，每個人都應盡其所能地參與其中去創造，正是在這樣的理念基礎之上，博伊斯深化了他的“社會雕塑“和”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構想。

約瑟夫 · 博伊斯的藝術是充滿創造性和顛覆性的，他的作品和傳統意義上的藝術之美距離很遠，然而他倡導的理念卻鼓勵著我們通過積極的參與和感受，讓藝術處處體現在我們自身的身體力行之間，從而在事實上，讓我們每個人和藝術的距離越來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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