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進步記者及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萊是我們中國人比較熟知的三S之一（因三人名字的首字母都是S，故稱）。其他兩位分別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埃德加.斯諾。他們三人都是對中國抱有深厚感情的國際主義戰士，都先后訪問過延安并為中國革命作出巨大貢獻。最后的歸宿也都在中國:埃德加.斯諾于1972年逝世，部分骨灰葬于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58年在中國定居，1970年逝世，后葬于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艾格尼斯.史沫特萊于1950年逝世，骨灰葬于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史沫特萊女士是在西安事變之后進入延安的，她是西安事變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她在西安事變期間，擔任了英文廣播員，并如實發表了她訪問對西北政界人物、紅軍代表、救亡領袖的一系列文章，惹怒了國民黨政府及美國駐中國領事館，揚言要將她驅逐出境。西安事變后，她的安全受到了威脅，她因此離開西安，在中國共產黨有關人員的安排下輾轉去了延安，開始了她的八路軍生涯。

史沫特萊女士在延安見到的第一位中共領袖是朱德總司令。同夜，她也見到了毛主席。在她的描述中，我們的腦海里會出現這樣一個場景:一個陰沉黑暗的窯洞，中央的木桌上燃燒著一支巨大的蠟燭。桌上書報成堆，窯洞低矮，燭光晃動著在窯洞的每一個角落灑下了斑駁的光影。在窯洞的斑駁的光影里，一個高大的人影扶桌面向門口而立，面目模糊，穿著一件寬大打著補丁的大衣:“獨一無二的燭光打破了洞中的幽暗，景物顯得陰森精美，如同歲月雕飾的古代壁畫景象”。

在史沫特萊的描述中，毛主席是一個高大的令人生畏的人物，是一個聲音洪亮、風流倜儻的審美大師。以至于讓她一時不知所措，竟忘記了當時究竟說了些什么:“他沒有朱德的謙遜風度，即使他風流瀟灑，但他總是流露出個性剛強、睥睨一切、當機立斷的性格”。一個偉大的、性格鮮明的、雄才大略的偉人形象躍然紙上，令人神往。

在史沫特萊女士的心目中，她認為除了毛主席之外的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袖人物，都可以和古今中外的歷史人物相提并論而毫不遜色，都可以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找到與他們相似的人物。但毛主席不同，他無人能比、不可復制、獨一無二。他的行為舉止、談吐言論也別具一格自成一家。紅軍中很多領袖人物都是熟讀馬列恩斯著作的人，引用馬列恩斯的理論文章滔滔不絕頗為自負，長篇大論動輒幾個小時夸夸其談自以為很了不起。但毛主席不是這樣，毛主席雖然有時也會引經據典但很少，他總是用最普通、最簡單、最通俗的語言告訴你最準確的道理。當時在延安的一些文人和現在的一些酸文人一樣犯有同樣的毛病，總喜歡引用外國一些作家名人的文章作品或者名人名言。毛主席不，他喜歡用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及古詩詞來告訴你一個個他想告訴你的道理，他從不隨大流，他總是與眾不同:“他懂舊詩，而且就詩品言也是一個詩人。他的詩具有古代詩家的風格，但詩中流露出他個人探索社會改革的一股清流氣味”。

對于毛主席的著作，史沫特萊女士認為這些著作已經成為中國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這些光輝的著作使毛主席進入了偉大革命作家的行列。頗有意思的是，史沫特萊女士提到了這樣一個有趣的細節，就是她在幾年之后發現毛主席的著作即使在中國的一些偏僻的窮鄉僻壤也是廣為流傳。甚至一些極端反共的大人物，竟然會剽竊毛主席的軍事著作，冒充為自己的文章發表。可見，文人剽竊的行為從來就是屢見不鮮的，都一個德行。

作為一個黨的領袖，毛主席從沒有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去對待別人。他經常主動的到史沫特萊女士的住所去拜訪而且一起吃飯。暢談闊論之中他們的位置往往會發生微妙的變化，那就是在不經意間毛主席成為了采訪者，史沫特萊則成為被采訪者。毛主席會提出成堆成堆關于世界各地的問題，大千世界無不涉及。這個細節在斯諾等人的記錄中也同樣被提及。由此我們看到了一個求知若渴、不恥下問的毛主席形象，令人肅然起敬。

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沖破了國民黨的層層封鎖線到達延安，毛主席的形象在史沫特萊的筆下已經不再是她自己的感悟了，而是很多人共同的感悟。他的大氣、隨和、睿智深入人心。史沫特萊隨手一紙便條:請即來一談。毛主席便會如約而至，手提一袋花生米加入他們。人們或者引吭高歌，或者高談闊論。一時間，在偏僻貧瘠的中國西北的窯洞里，各方高朋滿座、談笑風生，思之念之，令人神往。

凡是到過延安的西方記者無一不對毛主席印象深刻，他們很多人對于毛主席和他領導的共產黨人及紅軍的評價是:他們是新中國的人。“他們都喜歡毛澤東，都大談大講毛澤東的稀奇古怪的傳說。他們中間有一個又瘦又長的英國爵士朋友。毛澤東狠狠地開這個英國瘦長個子的玩笑，甚至說他只要留在延安，就可以跟他找一個中國姑娘結婚。幾個月后，這個英國爵士回到了漢口，他說他永世不忘毛澤東”

我們也永世不忘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