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未來的人還不存在,他們的存在取決于我們今天活著的人的行動。毫無疑問,日本已進入一個新文明的轉折點。這是機會也是挑戰。
文/姜建強
2022年,日本出生數為79萬9728人,若除去在日外國人的生育數,純日本人的生育數是77萬人。這是日本自1899年開始統計人口出生數以來,首次跌破80萬心理大關。日本生出數跌破80萬,為什么會使日本人發愁焦慮呢?
跌破80萬出生數,日本媒體的報道
不錯,人丁興旺曾被視為文明強盛的標志。如19世紀法國哲學家孔德就說過,人口就是一個國家的命運。不過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里說過,一個城市的人口最好是5040人左右。人口多就無法滿足人的貪欲,就會產生掠奪,而掠奪導致戰爭。這一說法與中國戰國時期韓非子的思想相一致。韓非子說,一對夫妻生5個子女,5個子女又生25個孫輩,25個孫輩又會生出125個重孫輩,這樣“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這個“故民爭”當然就是戰爭。人口多會爆發戰爭,那么人口少會帶來什么呢?于是,人們總是想起新加坡,這個只有545萬人的小國,人均GDP則是亞洲第一,并給人幸福滿滿的感覺。于是,在人們的觀念里多了個鏈接:人少與富裕/人少與幸福總量。所以,近年反出生主義也成了一個流行被年輕人接受。如日本在2017年就翻譯出版了南非哲學家貝納塔《寧可不曾存在過》的著作。2019年日本《現代思想》雜志刊發專輯《思考反出生主義》,又推助了一批人反出生的興趣。日本學者松元雅和、井上彰在2019年編撰出版《人口問題的正義論》(世界思想社),從什么是最適合的人口規模、人口抑制的道德是非、生殖正義、人的移動和國境管理、代際公正等方面著手,闡述了人口問題實質是“正義問題”這一核心觀點。這就帶給日本人一個思考:既然人口問題是正義問題,而正義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是功利問題,那么顯然100人的幸福生活,是用10000人的邊緣生活換來的。問題出來了:我還有出生的必要嗎?不出生豈不更幸福?據報道,1976年在日本出版的齊奧朗的著名《出生的麻煩》,最近幾年銷售額大幅增加,去年還出了新裝版。哲學家叔本華早就設問:如果人是單憑純理性的行使來決定要不要生娃,人類還會存續嗎?日本非婚生子太少,是否與這種過于刻板的生殖理性有關?風俗場所的性行為與生殖絕對無關,在色情開放的國家,將其作明確的區別與限定,只有日本。
日本的女孩是越來越少了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當救生艇從一艘沉沒的船上放下時,兒童、女人、男人和老人都是按其順序上船的。為此,著有暢銷書《大象的時間,老鼠的時間》而聞名的本川達雄,在其《生物學文明論》一書(新潮社 2011)中,從生物學的角度批評地討論了現代文明,他說生命體應該是能夠生育的。然而,正是老齡化使得我們沒有能力進行生殖活動。因此,即使我們不能直接生育,我們也要為下一代工作——這是最廣泛意義上的生育活動,也在從中找到了老年的意義。作為一種愿望,如果我們保持不拖累下一代的態度,我們就能少些遺憾地度過我們的晚年。在本川達雄看來,日本出生率的下降,是因為“我們沒有如愿以償地重視下一代的創造。我們都是為了養育下一代而活著。這是我們作為動物的責任。”
問題在于如何才能不拖累下一代而找到老年的意義呢?作者在書中沒有明說。不過,延伸至日本的棄老文化,其隱喻也就水落石出了。最近,耶魯大學日籍經濟學助理教授成田悠輔,說出了本川達雄想說的話:“應對少子老齡化,唯一的解決辦法不就是老年人集體自殺或者一起切腹自盡嗎?”此言一出,即引爆爭議,雖然本人事后作反省,表示不再使用這些負面含義詞語,但他的極端立場和火爆話語使其在社交媒體上收獲了50多萬粉絲。顯然這些粉絲多是沮喪的難尋出路的日本年輕人,他們認為自己的幸福被“老人社會”剝奪了。成田悠輔的老人“切腹論”,完好地顯現了功利主義中存有的悖論:功利主義是用功利主義得出了令人討厭的真結論。這就如伏爾泰所說:世界上本沒有神,但可別告訴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殺了。
日本到處是無人街道
現在看來,即便日本政府出臺更多更有力的生育政策,要抑制少子化,提升出生數,看來也是絕無可能。一切都已不可逆轉。因為反出身主義和一人主義已經深入年輕人的骨髓。那么是否就此認為日本已無路可走?不是的。日本要探討的另一次元的問題是:即便出生數一跌再跌,社會整體富裕還能達成嗎?少子化還能提升幸福總量嗎?這正如著有《未來年表》的河合雅司,在最近一期的《朝日周刊》上撰文提出一個觀點: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戰略收縮。他認為,為了使日本不至落于貧困國,社會的整體戰略縮小將不可避免。現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即使在人口減少的情況下,也要制定和實施維持 "富裕社會"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我們必須拋棄或已經拋棄的東西,完善我們必須保留或已經保留的東西,以充分發揮和利用日本的優勢。企業將被迫從“薄利多銷” 轉向"厚利少銷"的經營方針,而地方將被要求吸引盡可能多的人到他們的商業區,以維持其人口規模。總之,未來的人還不存在,他們的存在取決于我們這些今天活著的人的行動。毫無疑問,日本已進入一個新文明的轉折點。這是機會也是挑戰。成功與失敗,都是延續和創意世界文明的一個有益嘗試。非常值得期待。這正如日經網站上最近刊文,標題就是《老去的G7轉向“追求幸福”》,這固然可以看出發達的七大工業國有煩惱。有什么煩惱呢?就是GDP被新興市場國家逆轉。但在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其價值轉向,即不再特別重視GDP,而將重點放在貧富差距縮小等推動人的幸福總量的政策上。這就是說,回到GDP的原點上。因為1930年代創造GDP統計原型,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庫茲涅茨就曾表示,無法以GDP衡量人們的幸福。是的,無腦海參也能過上美好生活,何況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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