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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的一紙通報，讓轟動全國的“微信怒懟領導”事件塵埃落定。

前兩天輿論開始轉向的時候，我還感嘆說，這要是一部小說，還真是一部形式上有創新，內容上切中時代要害的好小說。

整個故事以微信群對話為載體，這種表達方式就像這兩年流行的桌面電影，是屬于網絡時代的表達。

而這個故事之所以引發了如此廣泛的共鳴，恰恰是因為它說出了很多人內心深處壓抑已久卻不敢宣泄的情緒。

然而這個故事一開始以“真相”的面目出現，因此到最后，它不是小說，而是謊言。

即便這個故事引發廣泛共鳴，但假的就是假的，我們沒法把情緒建立在虛假之上，我們也沒法拋開事實談意義。

有人說你這屬于事后諸葛亮，我承認，我之前沒發聲并不是因為我“一眼就看穿了這個謊言”，我只是因為懶，結果讓子彈多飛了一會。

說實話，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也感到亢奮，把自己代入其中，爽的不能自已。

而當輿論漸漸轉向，我也感到失落，白激動了。

想起張鶴倫那個段子：哥們要是成了，福布斯排行榜見，張總；哥們要是沒成，法治進行時見，張某。

最終，人們心目中的英雄變成了警情通報里的“陳某龍”。

如果說這個故事最大的bug，或許就是塑造了一群現實中可能不存在的同事。

六神磊磊在文章里說：“回頭來看，那些聊天記錄最不真實的就是他懟領導的時候大家集體幫腔，真實中哪有啊，當你頭腦發熱懟完領導之后，會發現別人全部只是沉默。”

這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在職場中，員工真正的競爭對手不是老板，而是同事。

甚至可以說，讓職場加班文化真正興盛起來的，不是老板，而是員工。

這種反直覺的判斷，基于一個最樸素的經濟學原理：同行是冤家。

我們總是把勞資雙方看做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但真相是，馬云的對手是劉強東，而打工人的對手是其他打工人。

前些年有一部紀錄片名叫《美國工廠》，講述的是福耀玻璃的創始人曹德旺去美國建廠的故事。

曹德旺建廠的一個條件，就是不允許工會進駐工廠。而最終，美國工人們妥協了。

工人們妥協的原因并不是曹老板“剝削壓迫”的能力強，而是這群生活在美國“鐵銹地帶”的工人們，不想失去來之不易的工作。

影片里展示了中國工人高強度的工作狀態，正是中國工人這種高強度、低薪酬的工作狀態搶走了美國工人的飯碗。

美國工人想要保住飯碗，就只能降低自己的薪酬，并且更加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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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美國工人來說，要么接受這個工資水平，要么失去工作。

在失業率高企的年代，人們為了保住工作，就必須激烈競爭。而競爭的方式不僅僅是接受更低水平的工資，還可以是主動延長工作時間。

很多職場加班潛規則的形成，并非老板硬性規定，而是部分員工主動選擇的結果。老板們自然樂見其成。

尤其對于一些能力一般的員工來說，主動加班恰恰是其維護其職場地位的辦法。最起碼要給老板一個勤能補拙、沒功勞也有苦勞的印象。

在日劇《我，到點下班》里，就有這么一個角色，她能力平庸，唯一的優點就是任勞任怨，就算工作量是別人的幾倍，她也不會提出異議，只會加倍努力。

公司會留下這樣的員工嗎？當然會，不僅留下，還要升職。

在她升職之后，她又把這套價值觀灌輸給了下屬。于是在她的努力下，加班的潛規則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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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主動加班的人，正是潛規則形成的主要驅動力。而當別人都加班的時候，就你準點下班，你就很可能會被集體所排斥。這時候，你還好意思不加班嗎？

氛圍的力量很可怕，它甚至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想法，把錯的看作是對的。把那些維護個人權益拒絕加班的人，看作是害群之馬。

而人們在這個氛圍里待的時間越久，越難以自拔，反倒會習以為常。

所以，有人接受了更低的工資標準，其他人就沒法維持高工資標準。有人主動放棄了準點下班，其他人也就被迫失去了這個權利。

說到底，加班文化，也是一個內卷的結果。

這或許也是陳某龍引發廣泛共情的原因，當人們為了保住飯碗而苦苦忍耐高強度工作的時候，他們多希望有人能夠挺身而出，替自己把桌子掀了。

那時候，同事們會贊賞他的勇氣，感激他的犧牲，但也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