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受埃及國家博物館歷史年表的啟發，我國抽調歷史、考古、天文、地理和測年技術學等領域的170多位專家組建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開展了為期五年的夏商周三朝斷代科技攻關。

要知道，在斷代工程實施以前，我國有確切紀年的時間是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而早于這個時間點的歷史只有框架而無紀年。所以，斷代工程的主要任務就是弄清楚夏朝、商朝和西周的始建年代，建立歷史年表。

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正式對外公布，根據斷代工程研究結論：夏朝始建年是公元前2070年，商朝始建年是公元前1600年，西周始建年是公元前1046年。

其中，商、周兩朝的年表均有出土的金文歷譜可以銜接，故而斷代較為順利，唯獨夏朝因為缺少自證文物出土，斷代工程專家組不得不采取了間接論證法。

即：首先以偃師商城建立的時間（公元前1600年）作為夏商分界點，然后再結合文獻記載夏朝471年、夏朝時曾出現五星匯聚（天文學推算公元前1973年4月、前1953年2月出現過）、仲康時出現日食（天文學推算公元前2019年12月、前1970年11月、前1961年10月出現過）以及碳14測定的王城崗大城（禹都）始建年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2030年，最終綜合分析認定：夏朝建立時間為公元前2070年左右。

這種間接論證法存在一個明顯的不足。

夏商分界，是完全以二里頭文化（夏文化）、二里崗文化（早商文化）兩種不同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的碳14測年作為依據的，可靠性較高。

但夏朝的始建年，卻是在商朝考古發現基礎上，加入了文獻記載夏朝471年積年的結論，然后再用天文學等演算去評估這個時間是否合理。歸根結底，是先有了結論，然后再根據結論挖掘相對應的證據。

何況，所找到的天象證據也依然屬于旁證，而夏朝存在的考古學證據只有中晚期都邑二里頭遺址，至于夏朝的早期遺存，斷代工程專家組也只能用并不肯定的語氣說“以王城崗遺址二、三期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應是考古學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對象。”

事實上，受限于二里頭遺址沒有自證性質的文字材料出土，這處中晚期都邑究竟是哪幾代夏朝君主所在地，我們也無法準確獲知，自然也就無法根據二里頭遺址的絕對年代去評估夏朝的始建時間。

但相比旁證的諸多不足，大禹治水無疑是確定夏朝建立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證據。

首先，大禹治水是夏朝建立的前提。在從新石器時代向國家文明過渡階段，正是大洪水的出現，改變了原有的氏族部落分據的政治格局，原本各自為政的以血緣為紐帶的華夏部落群，不得不團結起來共同應對的敵人—天災，這是夏朝能夠跨越地理單元和血緣界線，建立以夏后氏為核心，不同血緣氏族共同聯合的地緣政治實體的先決條件。

其次，大禹治水的遺跡更容易被找到。在古代史料中，有大量關于大禹治理洪水的記載，出土的西周遂公盨、春秋秦公簋、齊侯镈銘文上都留下了與史書近乎相同的“天命禹敷土，墮山濬川”內容，可以相互印證，說明大禹治水是有著真實的歷史背景的。

不僅如此，環境考古研究表明，公元前2500年以及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因熱鹽環流的突然減弱，導致了全球出現了兩次十分明顯的冷干氣候突變，其中中國北方地區誘發了大規模洪水，并導致原本經淮北、蘇北平原進入黃海的古黃河，改道經河北平原進入渤海。

既然大禹治水是真實存在的，那么只要找到大洪水存在的考古學證據，并做碳14測年，自然就能劃定夏朝建立的時間節點，這遠比天文學推算要直接得多。

奇怪的是，對于古人普遍篤信的大禹治水事件，《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并沒有做任何討論，20年后經過大量新材料補充而出版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中，依然對大禹治水避而不談。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就不得不從大洪水的時間Bug說起。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結論：夏朝始建年是公元前2070年，而二里頭遺址的絕對年代上限卻只能到公元前1750年，即便是加上同二里頭文化存在直接淵源的新砦期遺存，時間上限也只被拉長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距離所認定的夏朝積年，還有一百年以上的差距。

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也承認二里頭文化并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當作進一步探索。

然而，早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正式出版的6年前，也就是2016年，中美聯合科研團隊就在全球自然科學領域的頂級期刊《科學》上發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公元前1920年的潰壩洪水佐證中國的大洪水傳說與夏朝》，并得出結論：公元前1920年黃河上游青海積石峽潰壩是大禹時期大洪水的觸發點，并切此次大洪水與二里頭遺址在年代上存在明顯關聯。

也就是說，大禹治水的時間至少是在公元前1920年潰壩發生以后，如果減去大禹父親鯀治水的9年和大禹治水的13年時間，夏朝建立時間不會早于公元前1900年，這個時間剛好與新砦遺存年代上限相銜接。

無獨有偶，2018年，鄭州大學歷史學院的張莉教授在綜合分析考古學體系中的龍山時代晚期和二里頭時代的考古材料后發現：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國出現了以人口銳 減為顯著特征的大災難，除了地勢較高的陜西石峁等少數遺址外，多數龍山時代的超大規模城址都被大洪水毀滅。

但就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崇山南北一帶卻崛起了二里頭遺址，并打破了龍山時代超大型中心聚落在多個區域廣泛分布的模式，構建了二里頭遺址作為整個黃河流域唯一 的一級聚落的全新聚落體系。

上文已述，二里頭遺址是夏朝中晚期都邑在考古學界已是公認的事實，那么上述考古發現，無疑佐證了大洪水與夏朝建立之間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這場洪水，讓原本地處政治洼地的二里頭遺址，一躍成為了當時的政治中心。

但由此也導致時間先后出現了Bug：

1.假設夏朝建立時間的確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那么大洪水發生的時間應該在公元前2092年之前（鯀禹父子前后共治水22年），但考古發現的大規模洪災痕跡卻發生在公元前1900年，也就是先有了夏朝，然后才有了洪水。

2.假設大洪水時間的確如考古發現所知，發生在公元前1920年-前1900年，那么大禹治水時間應當晚于公元前1900年這個時間點，這也就意味著新砦文化到二里頭文化就是全部的夏文化，夏朝的始建年要比預想的晚了至少170年。

針對第一條，可能的情況是：夏朝在建立前和建立以后分別經歷了兩次洪災，大禹所處的公元前2100年洪災規模較小，故而依靠原始的石制工具能夠成功疏通。河南輝縣孟莊夯土城發現了公元前2100年左右被洪水沖毀的考古證據，印證了龍山時代末期有小規模洪災發生。

針對第二條，可能的情況是：夏朝的實際建立時間比預想的要晚的多。事實上，二里頭遺址雖然被定義為夏朝中晚期都邑，但根據時任二里頭考古隊長許宏教授的研究結論：“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一二百年的時間里，也即在所謂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學上看不到與傳世文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

許宏教授的話說的很隱晦，直白點說就是：在二里頭出現之前，夏朝可能并沒有出現，亦或者夏早期政權性質同堯舜時代的部落聯盟體制并無什么兩樣，還算不上跨地域統治的王朝。

另一位考古學泰斗人物鄒衡也主張二里頭文化已經涵蓋了整個夏文化，換言之，二里頭一期的絕對年代（算上新砦期是公元前1900年）就是夏朝建立的時間。

也正因為存在時間上不可調和的Bug，所以，大禹治水就無法被拿來作為劃定夏朝建立時間的關鍵性依據。

那么大禹治水和夏朝建立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邏輯關系呢？

首先我們要清楚一點，上古時期的大洪水事件已經被證實是真實發生過的，大禹治水由于有著廣泛的信史傳播，也毋庸置疑。

其次，大禹的生存年代也不會晚到二里頭時代。這是因為王城崗（被證為禹都陽城）遺址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100年，同堯舜都邑陶寺遺址的絕對年代（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吻合，上博簡《子羔》《舉治王天下》以及清華簡《良臣》均已出現禹為堯舜之臣的記載。

據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合理的結論：大禹在河南龍山文化時代晚期（堯舜時期）受命治理洪水，使得夏后氏部落取代陶唐氏和有虞氏，成為新的部落聯盟共主。結合史書記載的“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可知，禹獲取的只是共主地位，而有虞氏的國君位置依然由舜的兒子商均繼承，大禹不得不在陽城另建政治中心。

很顯然，大禹所繼承的這種共主形式并沒有超脫堯舜所建立的政治架構，只是名義上的宗主罷了，可以算作廣義上的王朝。

在公元前1900年大洪水過后，原本散居各地的部落族群共同遷徙到更適宜農耕的伊洛平原，建立了以夏后氏為主導的全新的政權結構—夏朝，狹義上的王朝誕生了。

但就夏后氏族群自身而言，對于王朝奠基人的追祀，自然要上溯到將夏后氏族群地位上升到共主的大禹。這就如同清朝的太廟，在供奉王朝奠基者時，絕不會從入關以后的順治皇帝開始，而必然要從努爾哈赤建立后金時期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