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下半年以來，出口增速放緩，今年5月更是同比下降了7.5%。同時外商直接投資明顯回落，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數據，2022年下半年嚴重收縮，降幅超過70%，今年1季度更是下跌了80%，即使按照商務部數據，2022年下半年外商直接投資下滑了7%，今年1-5月同比下跌5.6%。此外，中國貿易結構正悄然發生改變：美國、歐洲等常年占據主要出口目的地的份額正下降，而東盟、俄羅斯以及非洲的占比在快速上升。

結合近來社會各界對產業鏈外遷的擔憂加劇，筆者在FT中文網刊發文章《產業鏈轉移，如何影響中國出口？》，對后疫情時期的出口結構變化、產業鏈外遷成因進行了梳理，展望未來，應抓緊產業鏈升級的時間窗口，積極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同時加大區域一體化合作。請參閱全文。

文|沈建光

本文首發于FT中文網，轉載請注明出處

疫情爆發前兩年，中國完備的產業鏈有效彌補海外生產的不足，中國出口大增，對外貿易份額也快速提升。但2022年下半年以來，出口增速放緩，今年5月更是同比下降了7.5%。同時外商直接投資明顯回落，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數據，2022年下半年嚴重收縮，降幅超過70%，今年1季度更是下跌了80%，即使按照商務部數據，2022年下半年外商直接投資下滑了7%，今年1-5月同比下跌5.6%。此外，中國貿易結構正悄然發生改變：美國、歐洲等常年占據主要出口目的地的份額正下降，而東盟、俄羅斯以及非洲的占比在快速上升。

去年下半年以來的種種跡象表明，歐美國家貿易投資正在加速走向“去中國化”。例如，美國聯合盟友加大對華貿易、科技脫鉤力度；美國與印度在半導體、高技術等領域簽署了一系列協議，以強化供應鏈多元化，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荷蘭限制部分光刻機型號對中國出口等等。這些發展是否會加劇中國產業鏈外遷？在美國主導的產業回遷、“友岸外包”的長期趨勢下，中國政策該如何應對？

一、后疫情時期中國出口結構出現明顯變化

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產業鏈展現出強大的韌性和彈性，有效彌補海外生產能力的不足，中國出口一度表現超預期。這是由于疫情后中國“保市場主體”的政策取向和美歐實施現代貨幣理論（MMT）刺激需求的政策取向形成互補，彌補美歐經濟體由于生產受阻造成的供需不匹配，中國對外貿易份額得以快速提升。根據wto數據，2020年中國在全球出口份額大幅提升至14.7%，扭轉中美貿易戰以來的下滑趨勢，并超過2015年的高點（13.7%）。2021年中國出口不斷創歷史新高，全年實現29.6%的同比增長的同時，占全球出口的份額更是突破15%。2022年海外疫情結束后，盡管海外產業鏈的穩步恢復對中國形成替代，但2022年中國出口份額仍保持在14.4%的高位。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以來中國貿易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方面，2023年中國對美出口份額迅速下滑。據UN comtrade數據計算，美國自華商品進口的占比從2017年21.9%快速下降到2022年的17.1%，下降部分由東盟、加拿大和歐盟商品占比提升填補。盡管2022年中國仍是美國進口的第一來源地，但進入2023年后下降態勢加速：2023年一季度，中國商品在美國進口中的占比大幅下滑到13.6%，不僅大幅落后于歐盟的18.8%，也落后于墨西哥（15.1%）和加拿大（13.8%），成為美國進口的第四來源地。

另一方面，東盟、俄羅斯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支撐作用日益凸顯。2010年以來，中國對東盟出口份額快速上升，目前已經超越美國與歐盟成為中國出口第一大目的地，從2010年的8.8%到2015年的12.2%，再到2022年的15.8%。尤其在今年1-5月，中國對東盟出口份額進一步上升至16.2%，同期對歐盟、美國以及日本出口份額下降至15.4%、14.3%與4.8%。

東盟與中國雙方產業結構存在天然的協同性和互補性，東盟不僅承接著中國國內產業鏈轉移，美國貿易遏制促使大量中國貨物“繞道”越南出口美國，推動東盟轉口貿易快速上升。此外，中國對俄羅斯、非洲出口份額也分別從2022年的2.1%、4.6%，提升至今年1-5月的3.1%、5.3%。

二、產業鏈外遷是中國出口趨勢的關鍵變量

短期來看，歐美經濟陷入“滯漲”，是中國出口下行的主要原因。但隨著國際形勢和外部環境日益復雜，全球產業鏈呈現本土化、區域化、逆全球化特征，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正加快供應鏈“去中國化”，將影響著中國出口的長期走勢。

成本上升和中美貿易摩擦加速企業布局東南亞。2017年之前，中國人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以及環保監管趨嚴，促使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鏈外遷。2017年后，中美貿易摩擦發生，為避免美國高額關稅和分散產業鏈風險，外遷進一步加速。其中，越南、印尼、菲律賓、柬埔寨除擁有東盟成員享受的低關稅外，還具有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低廉、為外商投資提供稅收優惠等優勢，推動東盟轉口貿易快速上升。相應的是，中國在美國進口箱包（HS4202）中的份額從2017年的58.8%下降到2022年的25.5%，同期東盟份額從7.2%上升到27%。中國服裝業出口份額從2011年的36.7%下降至2021年的32.1%，同期孟加拉國從4.6%上升至6.4%，越南從3.1%上升至5.7%。

疫情后，安全和韌性開始逐步取代效率和成本，加快了全球產業鏈多元化分工進程。新冠疫情期間，受益于中國制造業門類齊全優勢、基礎設施良好，中國產業鏈優勢凸顯，在海外產業鏈受阻的背景下高效銜接海外過剩需求，推升中國出口份額。但海外疫情結束后，各國愈發意識到產業鏈多元化的重要性，跨國企業重點考慮以全球化多點布局來應對產業鏈過于集中的風險，外資企業的策略加速由“All in中國”轉為“中國+N”。

以三星和蘋果公司為代表的企業加速將其手機業務轉移到越南、印度等地,帶動帶動富士康、和碩、立訊精密等供應商和配套工廠遷移。6月印度總理莫迪訪美，與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美印聯合聲明》，在半導體、人工智能、太空等高科技領域達成系列合作協議，旨在強化全球產業鏈多元化的進程，以擺脫對中國的依賴。這不僅加劇了外遷產業與中國的“脫鉤”風險，也直接影響中國產業體系的完備性和穩定性。

美國制造業回流趨勢正在加速，并聯合盟友對中國實施貿易、科技“去風險化”。2021年1月，拜登政府發布《關于確保未來由美國工人在美國制造》的行政令，強調政府在聯邦合同簽約中優先選擇國內供應商。2022年8月，拜登政府連續發布《芯片與科學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以加快關鍵芯片、人工智能等產業鏈的本土化進程。今年5月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發表“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講話，承認美國工業和持續創新能力受到了真正的打擊，旨在以國家力量介入產業政策振興制造業。此外，美國拉攏中國臺灣地區、荷蘭等，試圖遏制中國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據彭博社報道，2023年5月中國臺灣地區向美國的芯片出口額同比增長9%，已連續26個月增長，相比較而言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同比下降14%，已連續7個月負增長。6月30日荷蘭宣布將部分光刻機等半導體相關產品納入出口管制范疇。

美國加速推進“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打造“去中國產業鏈同盟”。2022 年 4 月，美國眾議院推出《西半球近岸外包法案》，為鼓勵產業回遷，向從中國遷往拉美的企業提供低息貸款和免稅待遇；2022年7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韓國訪問時提出，集中力量復蘇經濟并恢復產業鏈，在盟友和伙伴國之間實行“友岸外包”戰略。

其中，墨西哥是近岸外包的最大受益者，從美國從墨西哥進口的產品類型來看，今年一季度運輸設備（汽車）占比仍居榜首，其次是計算機和電子產品，兩者在美國進口份額中進一步增加。與此同時，醫療機械（15.6%）、航空航天（15%）、家具（6.3%）等行業都呈現高速增長。近期特斯拉也在動員中國供應商出海，去墨西哥復制“上海工廠”。

三、警惕出口下滑與產業鏈外遷雙向循環

大國博弈下，全球貿易“脫鉤”與“去中國化”趨勢不可避免。短期之內，中資企業投資布局東南亞以及“轉口貿易”影響，中國與東盟貿易的快速增長對中國出口仍構成支撐，但背后的產業鏈外遷風險不可小覷。如筆者在《東盟貿易增長背后的產業鏈風險不容忽視》中提到，產業鏈外遷通常意味著企業搬離、就業流失、稅收下降，由此引發的居民收入下降和農民工失業風險需要積極應對。

此外，中國產業鏈仍存在關鍵技術設備、部分基礎材料嚴重依賴進口等問題，有可能隨時被中斷。若中國不加深對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掌控力，長期有可能陷入產業空心化，進而導致經濟活力下滑，收入增長停滯，失去國際競爭力。

為應對逆全球化、中美貿易摩擦等問題，一方面盡量延緩中美脫鉤進程，抓緊產業鏈升級的時間窗口，繼續加大區域一體化合作。具體措施上可以：一是大力加強基礎研究和研發支出，發展高技術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鼓勵產業數字化轉型，促進產業向高附加值升級；二是發揮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和一帶一路作用，加快形成中亞南亞西亞開放通道，打造內陸改革開放高地；三是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推進自貿試驗區高質量發展。

近期國務院印發《關于在有條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試點對接國際高標準推進制度型開放的若干措施》，強調在具備條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對接相關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下一步應增加政策透明度、著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減少對外資和民營企業的準入限制，提高招商引資的質量和水平。

另一方面，利用中國超大規模市場體量和完整的產業鏈優勢，積極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財政政策特別是中央財政將是重要抓手。例如，針對吸納就業能力強的行業降低社保和公積金費率，增加居民當期可支配收入同時帶動其消費性支出；建議發行3萬億左右的特別國債，主要用于新基建投資和統籌發放消費券，盡快將需求拉回正常軌道；當前地方債務風險高企，中央財政加杠桿，緩解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帶動地方政府全力穩增長。貨幣政策方面，進一步大幅降息（如50BP）仍有必要。考慮到中國實際利率偏高且宏觀杠桿率高企，降息有助于降低全社會利息支出成本、改善各部門資產負債表。房地產方面，加大松綁力度，取消不合理的限購、限售、限價等措施，滿足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盡快推動市場回暖。

往期文章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