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北方暴雨，給不少地方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網上流傳著北京門頭溝等地洪災肆虐的視頻，觸目驚心，有的橋梁被沖垮，街道和路邊房屋被水淹沒，汽車像玩具盒一樣被沖得東倒西歪，甚至還有同胞被洪水無情地奪去了生命。

我們既恐懼于超大暴雨的威力，也痛惜人們為此而遭受的重大損失。

而在關于暴雨的一眾新聞中，有一個很奇怪的熱搜，叫做“全網呼吁作家葉三出門游泳”，我看了一下，原來在新浪微博上，有一個認證為作家的@葉三 ，連發數條微博質疑北京暴雨紅色預警的合理性。

結果在她發完沒多久，暴雨就來了，隨著門頭溝災情的視頻傳播出來，網友就在這條熱搜下面諷刺葉三。

說起來，葉三這次被諷刺，的確不冤，誰讓她說完之后就被事實打臉了呢？

但是，我們也不妨提出一個疑問：天氣預報并不是百分百準確的，預報的都是概率。假如這一次北京確實沒有下太大的雨，沒有造成巨大災難，葉三還會受到那些諷刺嗎？

我想不會的，相反，她的帖子可能會以另一種方式被熱傳，成為諷刺“懶政”、批判政策制定者的有力材料。

反方向的例子其實是大量存在的。例如，去年5月10日，廣州發布暴雨橙色預警，學校停課、公司停工、重大活動全部停止、整個廣州嚴陣以待，但是在預報有暴雨的5月11日和5月12日，主城區根本就沒怎么下雨，弄得不少民眾發出了和葉三同樣的抱怨。

停課、停工、停產、停止重大活動，也是對民眾巨大的折騰、對經濟巨大的打擊，如果確實是發生了大暴雨，那還情有可原，但如果折騰一番，卻沒下什么雨，民眾的抱怨，就在所難免了。更有甚者，如果這么搞幾次的話，有可能下一次的暴雨預警，大家就不那么相信，不那么服從管理了。

所以，在面對此類的災難時，決策者往往需要在犯兩種錯誤中去作權衡：

第1種是沒有做出必要防范，但最終卻發生了重大災情，我們且稱之為“911型”錯誤。

第2種是做出了必要防范，但是最后卻沒有災情，我們且稱之為“狼來了型”錯誤。

“911型”錯誤肯定是重大失誤，一旦發生，后果都是災難性的。例如2021年鄭州7.20暴雨事件，當地決策部門就是犯了這個錯誤，導致了地鐵五號線和京廣快速路隧道等地發生重大慘劇。

這種情況下出了問題肯定是要有人擔責的。鄭州就處理了一大批官員。

而“狼來了型”錯誤，會造成社會面不必要的預防成本，但由于這種成本相對隱性，而且由于沒有重大災難事件發生，所以也不會有輿情和政治上的追責。

在每一次可能發生的災難性事件之前，官員們總要在犯“911型”錯誤的風險還是“狼來了型” 錯誤的風險之間選擇，他們常常傾向于犯“狼來了型”錯誤。因為“911型”錯誤最終的后果是要決策者承擔；而“狼來了型”錯誤后果是社會集體承擔。我們常常聽說因為“911型”錯誤而處分干部，從來不會聽說因為“狼來了型”錯誤而處分干部。

現在由于剛發生的門頭溝暴雨事件，大眾的普遍情緒肯定是傾向于認為，對于災難的發生概率和后果，還是估計得嚴重一點更好，畢竟，一旦災難真的發生，造成的后果太恐怖了。

但實際上，如果民眾總是這樣要求，決策者總是這樣做的話，又會走向過度防范，一有風吹草動，就趕緊停課、停工，公交停駛、地鐵停運，市場停業。

前幾年的防疫，不就是這樣做的嗎？很多地方的決策者害怕疫情爆發的風險，從而選擇了一刀切的應對，同樣給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所以，“911型”錯誤和“狼來了型”錯誤，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容易抉擇。

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是某千萬級人口城市的決策者，天氣預報部門說三小時后有60%的概率會有特大暴雨，可能會對地鐵、公交、私家車行駛帶來重大隱患。

現在是下午兩點半，外面看起來還風和日麗的，你需要決定要不要在晚高峰到來之前，把地鐵、公交停運，主要道路實施交通管制，讓數百萬人都沒辦法回家——其中有些可能要去接小孩，有些可能有與公司生死攸關的商務洽談，有的可能要給在醫院搶救的人送一個十萬火急的物件，有些可能要去給已經斷糧的父母送米和油……

你會怎么決定呢？要知道，如果你下這個決定，一定會被無數因地鐵停運、交通管制而耽誤的人抱怨，尤其是如果到時又沒有下特大暴雨，你會被群眾的唾沫淹死。

了解了上面的道理，我們就知道，如果一個干部總是犯“狼來了型”錯誤，而永遠都不犯“911型”錯誤，其實也是有問題的。說明他從來都是逃避責任，沒有擔當。

很多時候，判斷一個干部有沒有魄力，也要看他敢不敢承擔“911型”錯誤的風險。當然，前提是專業人士已經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決策者只是從政治的層面對一個概率事件做一個抉擇，他愿意為一個小概率但大賠率的事件去承擔風險，而盡可能地避免社會面因“無謂防范”或“防范過當”而造成的損失，以及政府公信力的喪失。

這是一個極其艱難的平衡，一旦“911型”錯誤真正發生，這個決策者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就完蛋了，甚至有可能承擔牢獄之災。因此，敢于冒“911型”錯誤風險的干部是很少的。也有很多時候，一些人犯了“911型”錯誤，僅僅是因為能力差，看不到風險，而不是因為有魄力。

社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形成容忍不同類型錯誤的大環境。

早些年，中國的社會環境更能容忍官員犯“911型”錯誤，因為當時的主要矛盾要求快速發展生產力，GDP增長成為對地方主官考核的最主要指標，為了保經濟，地方上會更愿意承擔一些風險。例如，在暴雨來臨之前要不要停工停產，在疫情爆發時要不要封城，有環保風險的項目要不要上等，決策者會更愿意冒著風險搶干。

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野蠻生長，某種程度上正是中國過往幾十年迅速發展的活力來源之一，但也的確在環保、水利、消防、安全生產等方面，造成了諸多重大的悲劇事件。

近些年，中國的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911型”錯誤的容忍度急劇降低，官員們變得越來越不敢冒風險，情愿在遇到問題時，一刀切了事，“狼來了型”錯誤的發生率卻急劇升高。而由于“狼來了型”錯誤，即便犯了也不會受懲罰，所以成了官員們明哲保身的慣用方法。

我們可以非常明確地判斷，這個趨勢只會繼續增強，而不會減弱。也就是說，以后我們會碰到越來越多的因災害預警而停工、停產、交通管制、活動取消、景點關門、經濟停擺……，這是一種結構性的變化，是不由人力掌控的。

“911型”錯誤和“狼來了型”錯誤這兩種風險，不僅僅存在于災害應對領域，還存在于社會管理以及我們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例如，在防疫政策上，一個地方有可能因為沒有防好，導致陽性案例大爆發，那就是犯了“911型”錯誤；另一個地方有可能防得太過，本來沒多大事，卻大動干戈、勞民傷財，搞得居民怨聲載道，這就是犯了“狼來了型”錯誤。

在司法上，法官常常面臨著“從輕判決但是有可能縱容壞人，從重判決但是有可能冤枉好人”的兩種風險。

在醫學上，醫生常常面臨著“患者有病卻沒檢查出來，或者沒病卻查出有病”的兩種風險。

在家庭中，家長常常面臨著“子女沒犯錯卻懲罰了，或者犯了錯誤卻沒有懲罰”兩種風險。

在男女關系中，常常會存在“懷疑對方不忠而冤枉了對方，或者相信對方卻遭遇了背叛”兩種風險。

在公司運作中，管理者常常會面臨“沒有注意某個問題結果給公司帶來了重大損失，或者花了很多資源應付某個問題但最終這個問題根本沒發生”兩種風險。

所以“911型”風險和“狼來了型”風險是極其普遍的社會現象。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分析一下，你是更容易犯“911型錯誤”，還是更容易犯“狼來了型”錯誤呢？

如果你一旦犯這樣的錯誤的話，可能承擔的后果是什么呢？

你的家庭或公司現在的發展階段，要求你更多地承擔“911型”風險還是“狼來了型”風險呢？

假設你改變一下犯錯誤的類型，有沒有可能會導致你的決策變得對你和他人更有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