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作為傳統媒體智能化轉型的重要手段，TikTok化能夠推動其品牌形象的升級和用戶關系的培育，但同時也應當注意規避這一潮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倫理挑戰。

近年來，以Facebook和Twitter為代表的初代社交媒體平臺接連遭遇用戶流失、團隊解散和市值下跌等生存危機，既有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滯困境。相比之下，新興的TikTok則憑借獨特的內容形式與算法機制，適應了網民尤其是Z世代群體的媒介使用偏好，在全球廣受歡迎。具體而言，TikTok的興起以“用戶深度參與音視頻生產”和“算法推送分發”為主要特征的內容生產與傳播模式引領了新聞傳媒業的智能化轉型，并引發了以《華盛頓郵報》為代表的傳統媒體機構、以Google與YouTube為代表的初代互聯網公司和以Facebook為代表的頭部社交媒體平臺競相模仿與跟風的“TikTok化”（TikTokification）潮流[1]。

早在2020年，Instagtram就增設了名為“畫卷”的（Reels）的短視頻編輯程序，并被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稱為“對標TikTok的產品”[2]。無獨有偶，YouTube在2021年推出“Shorts”超短片共享平臺，用戶能夠在其中制作并上傳一分鐘以內的音視頻內容。事實上，媒介技術的飛速進步帶來了數量豐富且種類繁多的平臺形態和媒體樣式，進而為全球網絡用戶營造了“復媒體”（polymedia）傳播生態[3]。“復媒體”不僅指向多樣的媒體內容形式，而且強調用戶所身處的整體性的媒介傳播生態。在此種環境下，個體用戶主動地對不同社交媒體平臺進行使用與管理，以在整體上滿足自身的社會關系需求。

在此基礎上，坦多克（Edson C. Tandoc Jr.）等學者提出了“平臺搖擺”（platform-swinging）的概念，用于指涉“使用一個以上的社交媒體平臺，并在這些平臺之間進行常規輪換”的用戶行為模式[4]。需要強調的是，平臺的搖擺并不意味著擇一性的取舍，而代表著對多種平臺的整合性使用，旨在滿足用戶“自我展演”與“關系管理”的媒介使用需求。

智能傳播時代的傳統媒體機構也在社交媒體平臺上開啟了“搖擺”進程，嘗試在不同平臺上進行數字新聞的生產與發布，以此構建具備一定影響力的積極媒體形象，并不斷擴大用戶規模。新興的TikTok化浪潮為媒體機構針對年輕用戶進行精準傳播并加強互動提供了契機，成為傳統媒體實現智能化轉型的主要路徑。

換言之，傳統媒體TikTok化的內容生產能夠與其他社交媒體平臺上的生產實踐相互補充，共同推動其形象品牌的升級與用戶關系的培育。據統計，2022年已有近半的主流機構媒體定期在TikTok上發布內容[5]，積極探索如何在打造自身風格品牌的同時建立和強化與Z世代用戶的密切聯系。

基于此，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問題：在“平臺搖擺”的視角下，傳統媒體機構的TikTok化進行了哪些概念建構和實踐探索？這為其自身的形象品牌升級和用戶關系培育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同時又生發出哪些新的挑戰？本文以美國《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西方傳統媒體和部分全球南方媒體機構為核心案例和現實依據，考察傳統媒體在TikTok平臺上的內容生產策略，并在此基礎上，分析和提煉此過程中產生的影響及其所生發的全新挑戰，為“平臺搖擺”視角下傳統媒體機構推進智能化轉型提供策略上的思考與啟示。

“平臺搖擺”和

TikTok化的概念建構

根據英語俚語在線詞典（Urban Dictionary）的定義，“TikTok化”最初代指“社交媒體平臺為獲取更多生存意義而變得更像TikTok的現象”[6]。事實上，隨著社交媒體平臺影響力的不斷增強，TikTok化已擴散至新聞、音樂和時尚等其他行業與領域，成為各行各業普遍學習和模仿該平臺產品與內容形態的總體性趨勢。例如，除了前文提到的Reels和Shorts等新的應用軟件，音樂流媒體平臺“聲田”（Spotify）為用戶提供了名為“帆布”（Canvas）的新功能，即以垂直格式顯示的八秒視覺循環效果剪輯他們最喜愛的歌曲視頻（MV）[7]。作為新一代社交媒體的主導性樣態，TikTok在其引發的模仿狂潮中推動了“短音視頻內容形式+偏好算法內容推送+UGC內容生產”模式的普及，其影響從娛樂游戲領域深入到了新聞報道中，從新興社交媒體平臺“回流”到傳統媒體機構。

具體而言，“短音視頻”的內容形式實現了聽覺和視覺元素的創造性結合，具備較短時間內博得用戶關注的“眼球優勢”。“偏好算法內容推送”則根據“協同過濾”和“個體既有偏好”等標準為用戶提供了定制化的內容分發，并以持續滑動的方式予以呈現。此外，人工智能加持的前沿科技讓用戶能夠低成本地參與甚至主導內容生產，推動形成了“全世界一起嗨”的媒介生態。尤其是對Z世代用戶而言，TikTok化在滿足智能傳播生態中用戶的內容獲取和分享需求的同時，也塑造了其利用共享平臺學習知識和分享生活經驗的媒介使用“慣習”[8]。

對傳統媒體機構而言，TikTok化的趨勢則意味著面向新平臺模式與年輕用戶信息偏好的主動調適過程。媒體一方面根據TikTok的技術與內容特性進行新聞的生產與發布，另一方面也在滿足用戶需求的同時加強雙向互動，培育和維護與用戶的親密關系。

在以“復媒體”為特征的智能傳播生態中，TikTok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視作傳統媒體機構順應“平臺搖擺”趨勢的首選對策。以《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和《經濟學人》為代表的西方傳統主流新聞媒體和眾多全球南方媒體機構已在Facebook、Twitter和TikTok等多個社交媒體平臺開設賬戶，并根據不同的平臺特性，以文字、圖片和音視頻等不同形式呈現新聞資訊。“平臺搖擺”是坦多克等學者在“復媒體”和“利基理論”（niche theory）基礎上提出的理解智媒傳播屬性的重要概念。其中，前者為“平臺搖擺”構建了傳播者能夠主動“編排調整”的綜合性媒體環境，后者則描繪了“開辟各自利基，為用戶提供獨特滿足感以維持生存與發展”[9]的媒體傳播生態。因此，“平臺搖擺”可被理解為用戶以在不同社交媒體平臺之間來回切換的方式實現整體性滿足的社交行為。具體而言，用戶從“自我展演”與“關系管理”兩大社交需求出發，根據不同社交媒體的“社區性（communalit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等進行平臺的選擇與輪換[10]。

作為特殊的“機構用戶”，傳統媒體在不同社交媒體平臺上的新聞生產與推送實踐亦可被視作其進行“平臺搖擺”的過程。不同平臺上的生產與推送實踐相互補充，共同作用于傳統媒體品牌形象的重塑與用戶關系的培育。相比于以Facebook和Twitter為代表的傳統社交媒體平臺，TikTok憑借大規模年輕用戶的聚集和短音視頻的創意組合在“社區性”與“可接受性”兩個層面發掘了傳統媒體的傳播潛能，因而成為“平臺搖擺”的首選。這一方面為傳統媒體機構與潛在年輕用戶進行接觸并發展關系提供了便利途徑，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在Z世代用戶中提升辨識度和美譽度，培育新一代的黏性用戶。

傳統媒體TikTok化的實踐探索

傳統媒體機構納入了“短音視頻內容形式+偏好算法內容推送+UGC（用戶生產內容）內容生產”的TikTok模式，形成了面向Z世代群體的“戲仿”和多元議題表達。用戶深度參與的平臺特性也帶來了其所特有的PUGC（專業用戶生產內容）模式，將初代頭部視頻網站當中以YouTube為代表的UGC模式和以“奈飛”（Netflix）為代表的PGC（專業生產內容）模式與新興的人工智能技術進行了巧妙結合。值得注意的是，在TikTok化的進程中，全球南方媒體在拓展報道方式的同時也獲得了更大的話語表達空間，為推動國際傳播真正實現“國際化”鋪就了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一）Z世代用戶的“戲仿”和多元表達

在移動化和智能化的數字傳播生態中，TikTok率先推出創造性結合聽視覺元素的短音視頻形式，順應了當代年輕用戶“視聽轉向”和“情感轉向”等社交媒體使用傾向，獲得了大量“數字原住民”的青睞。Z世代用戶逐漸形成了“戲謔模仿”（parody）的傳播表征，即通過“戲仿”或“惡搞”的方式進行數字信息的生產與傳播。2017年，Z世代群體在社交網絡中發起“鳥不是真的”（Birds Aren’t Real）運動，以“戲仿”的策略來表示其對Facebook、Twitter等老牌社交媒體平臺上“陰謀論”信息盛行的不滿，在TikTok上一度吸引了60萬粉絲。為進一步迎合年輕用戶的信息偏好與話語習慣，媒體機構也嘗試在TikTok音視頻新聞中融入“戲仿”元素。其中，“幽默”與“自黑”是兩種被頻繁采用的傳播策略。

“幽默”策略是指一貫以“灰衣貴婦”形象示人、走“高大上”“方正拙樸”路線的傳統主流媒體改以輕松和詼諧的話語方式進行短視頻新聞的報道。例如，美國《洛杉磯時報》于2022年6月建立了名為“404”的新聞生產團隊以開展實驗性的搞笑視覺敘事。在實踐過程中，該團隊推出了形象滑稽的套手玩偶羊“Judeh”，并以其為主角來報道氣候變化和環境議題，迅速成為“網紅”。其中有關南加州大都會水務局在遭遇干旱期間限定居民日均用水量的報道獲得了百萬播放量。

表情包（emoji）、彩色標題和摳圖特效等視覺元素也被“404”團隊頻繁應用至新聞中，以營造輕松幽默的報道氛圍。“自黑”策略則是指傳統媒體將自我嘲諷的言辭與視覺語態融入新聞報道之中。美國《華盛頓郵報》在TikTok平臺上發布新聞之初便采用了“降格”的報道語態，且延續至今。例如，其曾發布“內部員工不知道如何使用TikTok”的調侃視頻，贏得了年輕用戶的好感。

隨著信息網絡技術和傳播技術的不斷發展，多元的生活情境在單一的媒體平臺匯聚，來自多文化、多語境的用戶實現了同一空間的集合。再加以算法的隨機推送，這使得平臺內容的生產者需根據潛在的“想象用戶”進行信息的加工與推送。對此，傳統媒體機構采取了“多元議題表達”的內容生產策略，以提升用戶的覆蓋面。西班牙數字媒體Ac2ality推出“今天5件事”的系列報道，為用戶提供關于當天最重要的五條新聞的三十秒摘編[11]，觸及了氣候變化、教育公平、身份政治等Z世代關注的新聞議題，成為平臺“爆款”。

（二）用戶深度參與下的PUGC生產模式

社交媒體不僅是用戶獲取新聞資訊的主要渠道，也是其挖掘和實現個人價值的重要平臺。用戶在消費平臺信息的同時也成為個性化內容的深度創作者和發布者。TikTok的用戶能夠低成本且高效率地編輯短視音頻內容，突破了PGC模式的羈絆。因此，吸引用戶參與新聞生產，形成PUGC模式，成為傳統媒體實現TikTok化的主要手段。

《華盛頓郵報》（以下簡稱《華郵》）是傳統主流新聞媒體TikTok化的“先行者”。自2019年5月負責該報TikTok賬號短視頻新聞的生產與制作以來，該報招募的視頻制作人喬根森（Dave Jorgensen）以“程序猿”的形象出鏡進行新聞報道，并打造出“碼農式幽默”的獨特風格[12]。具體而言，喬根森通常在視頻中一人分飾多角以還原事件原委、闡釋發生原因及可能造成的后果，營造輕松詼諧卻意義深刻的傳播效果。近幾個月來發布的“黑洞圖像”“俄亥俄州火車脫軌”和“網飛反密碼共享計劃”等短視頻新聞均成為破百萬播放量的“爆款”。此種富有創意的報道模式也讓《華郵》榮獲三項由國際數字藝術與科學學院主辦的、有“網絡奧斯卡”之稱的“韋比獎”（Webby Awards）[13]。

發起用戶可深度參與的“事件營銷”也是《華郵》踐行PUGC模式的主要手段。例如，該報曾在TikTok上公開發起“俳句創作大賽”，要求參賽用戶創作與新聞事件相關的俳句作品進行分享。其中質量較高的用戶作品將會在平臺上進行展示與閱讀。大賽共征集到5000件作品，將新聞與娛樂進行了有機融合，激發了用戶的熱情參與。

PUGC實現了PGC與UGC模式的有機結合，在保障專業性的基礎上強化了內容和形式的“接地氣”，拓展了新聞生產主體與信息來源的范圍，并在有效吸引關注的同時增加了與用戶的互動。但TikTok平臺龐大的用戶體量與碎片化的信息生產模式也加大了專業用戶內容的生產成本，進而使PUGC模式的大規模推行面臨挑戰。此外，如何在以用戶專業性生產為依托的同時保持新聞的客觀性也成了傳統媒體未來需要進一步思考的課題。

（三）TikTok化提升全球南方媒體的話語權

TikTok實現了社交媒體平臺推送機制的創新，根據“個體既有偏好”“協同過濾”和“隨機推送”等標準進行內容推薦與分發。其中，“個體既有偏好”和“協同過濾”都是根據用戶及其所在群體關注的議題和立場傾向為其推送內容。“隨機推送”則以事件熱度和發生地等基本指標作為內容的分發標準，以解決新用戶的“冷啟動”問題，同時也為新興的全球南方媒體創造了與老牌國際主流媒體進行“流量競爭”的同等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西方媒體在國際新聞傳播領域的話語和觀念壟斷。

2021年2月，尼加拉瓜《憤怒馬那瓜》（Managua Furiosa）在TikTok上發布有關婦產科暴力的相關報道，吸引了大量關注拉美社會和婦女權益保護的用戶，在原有粉絲數不足1000名的情況下實現了瀏覽量突破10萬次的“彎道超車”。由此不難看出，TikTok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新興的“全球南方”與美西方老牌媒體之間在實力和影響力上的差距，使前者能夠憑借新聞內容本身和算法技術的輔助在全球新聞輿論場上博得更大的生存空間與話語權。

與此同時，TikTok化也為南方媒體在醫療保健和氣候變化等前沿議題提供了全新的表達方式與空間。巴西《紀錄報》（Jornal da Record）于2020年2月開設了TikTok賬戶，截至目前已收獲約150萬粉絲的關注。例如，其所發布的有關山體滑坡和洪水等自然災害的本地新聞從氣候變化的全球視角進行了深度解析，引發了各國用戶的廣泛討論。在報道方式上，該媒體的記者則主動吸納流行音樂與舞蹈元素，將其與內容進行靈活編排，在新聞娛樂化方面做出了探索。

應當強調指出的是，南方媒體多元的議題表達也會受到TikTok內容審核機制的影響。例如，《憤怒的馬那瓜》有關該國墮胎合法化的視頻就曾被判定為“包含煽動暴力或不適的內容”，進而遭到強行刪除。事實上，不僅是視頻內容，部分新聞事件的相關文字和圖片也會因其所具有的“不恰當性”而被平臺屏蔽。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媒體機構的新聞議題選擇范圍，并壓縮了其在性別、種族、階級“平權”這類爭議性話題上為弱勢群體發聲的空間。

TikTok化對新聞生產

和倫理的挑戰

在TikTok化的潮流面前，傳統媒體機構一方面積極適應平臺的技術與功能特性，在進行多元議題表達的同時引導用戶深度參與；另一方面也主動順應Z世代用戶的話語習慣與內容偏好，打造輕松幽默的報道風格。然而，平臺上蔓延的虛假信息和過度的“戲仿”式表達降低了新聞傳播品質，也限制了媒體生產策略的制定與調整，陷入了內容與形式高度同質化的困境。

（一）蔓延的虛假新聞

TikTok有限的內容核查、用戶參差不齊的新聞素養及其追求娛樂化、煽情化的內容偏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量虛假信息在平臺上的產生與蔓延。2022年發布的一項研究分析了540個熱門新聞議題的相關TikTok搜索結果，如校園槍擊事件、政治選舉和疫苗問題等。結果顯示，雖然TikTok確實檢測到并刪除了部分虛假或誤導性視頻，但整體上的虛假與錯誤信息率仍高達19.4%[14]。

泥沙俱下的TikTok平臺傳播生態首先加大了新聞從業者在其中篩選可靠新聞來源的難度。在傳統媒體機構日趨TikTok化的進程中，平臺信息成為采編部門的重要來源。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記者和TikTok內容創作者索菲婭·蓋勒（Sophia Galer）在報道該平臺對美國大選的影響時，就曾關注和引用與該平臺密切合作的“炒作之家”（hype houses）等內容創作團隊發布的視頻[15]。但BBC的記者并未意識到其所引用的新聞素材來自與TikTok有密切合作的內容供應團隊，這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其次，傳統媒體的TikTok化無可避免地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馬太效應”，從而降低了新聞傳播的品質。虛假新聞往往具有更能“抓人眼球”的畫面與情節，因此能夠獲得用戶的更多關注，從而擠壓了優質新聞的生存與傳播空間。與此同時，TikTok對媒體機構官方賬號的有限認證客觀上模糊了高品質新聞與“自媒體”的劣質“洗稿”之間的界限。據統計，來自除美國和西歐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的專業新聞機構擁有TikTok“藍色對勾”平臺認證標志的數量比例較低，而在亞洲、非洲和拉美等“全球南方”國家的占比更低[16]。

越來越多的媒體機構以“向平臺提供事實核查幫助”的方式來降低虛假信息的沖擊。法新社與TikTok合作，擴大了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新西蘭等地的事實核查業務[17]。2021年1月9日，其下設團隊針對印尼發生的客機墜毀事件，首次對TikTok平臺流傳的新聞報道進行了核查，并向平臺發出了警告。核查結果顯示，這些報道均為虛假新聞，所謂的“墜機”視頻來源于美國廣播公司（ABC）2014年的夏威夷飛機失事報道。

（二）受限的新聞客觀性和深度

在TikTok平臺上，傳統媒體機構嘗試以“戲仿”的方式報道新聞，確實迎合了年輕用戶的信息偏好，有助于內容吸引力的提升和傳播效果的增強。但較短的新聞時長配合以過度的“戲仿”也消解了報道的深度與嚴肅性，進而降低了新聞品質。奧地利影響力最大的區域性媒體《小型日報》（Kleine Zeitung）的TikTok賬號主管埃伯哈特（Larissa Eberhardt）指出了TikTok化給傳統媒體人帶來的煩惱：“我們幾乎永遠無法充分呈現內容，因為視頻需要做的如此之短”[18]。不難看出，如何實現兩者間的平衡成為傳統媒體在TikTok化進程中面臨的嚴峻挑戰。

為此，一些傳統新聞媒體推出了篇幅相對較長的深度新聞視頻，并將其與PUGC的生產模式相結合，在保持新聞內容的全面性與嚴肅性的同時保持平臺特性。例如，《華郵》曾以喬根森為視頻主角，就美國中期選舉的流程、重要性及其影響進行了深度報道和分析，引發了廣泛討論。無獨有偶，由BBC和《華爾街日報》前高管共同創立的數字媒體“新聞運動”（The News Movement）則力圖實現“三秒內吸睛”和“長時間新聞調查”兩種平臺報道策略的有機融合。

需要強調的是，除去“戲仿”式的新聞表達外，對新聞生產“花絮”的展示及將個體新聞記者作為報道主體等新聞呈現方式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新聞生產的獨立性與客觀性。一方面，對生產團隊工作流程與環節的過度展示易導致新聞失去本身所具備的獨立性，同時也不利于對新聞信源和當事人的隱私保護。另一方面，依據PUGC模式，個體記者代表媒體機構的頻繁出鏡和情感“帶入”會直接影響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和獨立性。

（三）同質化的形象構建

TikTok化作為媒體機構“平臺搖擺”的重要特征，服務于其理想形象的構建與傳受關系的維護和拓展。其中，積極正面且風格獨特的品牌形象能使媒體機構脫穎而出，獲得較高的辨識度和美譽度，進而提升流量和市場份額。然而，目前媒體機構間的TikTok化實踐策略日漸趨同：短頻剪輯、跳躍式畫面、花樣特效，等等。如何在相同的平臺技術環境基礎上凸顯自身特色，解決由相似的呈現形式與內容選擇帶來的“品牌形象同質化”，成為媒體機構TikTok化進程中需要克服的弊端。

英國的《經濟學人》努力在TikTok化的過程中保持并強化百余年的自身風格傳統與特色。對此，其社交媒體賬號負責人莫羅尼（Liv Moloney）解釋道：“我們的品牌有自己的個性……而且是關于它的完成方式。”具體而言，其發揮自身深度闡釋地緣政治和經濟學的專業優勢，并堅持以連續敘事而非跳躍式的剪輯手法為年輕用戶提供深度解釋報道。“俄羅斯坦克上的交互式網絡功能”“北愛爾蘭問題”和“雞的體型變大趨勢”等議題報道目前均已在TikTok平臺上獲得百萬瀏覽量。除此之外，《經濟學人》也通過推薦經濟學和政治學專業書籍等方式保持與用戶的獨特交流與互動，提高其信任度與忠誠度。

瑞典的老牌媒體《晚報》則通過將紙版報刊的“黃底黑字”風格延續至TikTok視頻新聞的方式來加強自身的風格與形象烙印。這種“鮮明品牌化”的手段成功為《晚報》促進了線下讀者的線上遷移。雖然其TikTok官方賬戶推出至今僅一年多，但已收獲近22萬關注者，其中包括大量的“鐵桿粉絲”。除此之外，巴西的《紀錄報》和英國BBC等媒體也嘗試發布團隊幕后工作日常的“花絮型”視頻，借此增進與用戶間的情感交流，進而保持自身在用戶主觀印象中的獨特形象。

實際上，“形象構建同質化”的挑戰并不局限在媒體機構單一主體范疇內。隨著PUGC模式的普及，大量媒體均選擇以新聞工作者個人出鏡的策略進行內容的展示。這一方面易造成機構形象的“個人化”與“單一化”，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傳統媒體機構與“自媒體”新聞生產者之間的倫理界限。

小結與啟示

TikTok化作為智能傳播時代傳統主流媒體踐行“平臺搖擺”的重要策略，成為其推動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的“加速器”。相比于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等老牌社交媒體平臺，TikTok首創性地推出短音視頻內容格式，并憑借算法技術實現了精準的“投喂”（feed）式內容推送。在其中，以Z世代為代表的年輕群體在視覺信息獲取和分享需求得到滿足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利用平臺獲取新聞資訊”的行為模式。與此同時，較低的平臺生產門檻使用戶的“生產者”與“傳播者”角色日益凸顯，用戶生產內容的成本進一步降低，呈現形式也日益豐富。由此出發，媒體機構在報道主體、內容與方式三個層面進行了相應的策略調整。無論是PUGC的生產模式、多元議題表達還是“戲仿”的表達方式，都為傳統媒體機構培養Z世代黏性用戶提供了寶貴的契機。對于眾多新興的全球南方媒體而言，TikTok化則起到了為其“賦能”的作用，提升了其在全球新聞輿論場的能見度，推動國際傳播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

毋庸置疑，TikTok化也為新聞業的未來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首先在于新聞人文性與技術性的平衡問題。TikTok化導致過度“戲仿”表達、議題內容限制與虛假信息滋生等消極影響正是二者沖突的具體表現。正如美國資深學者凱瑞（James Carey）所述，“新聞學的天然學術歸宿是在人文學科”[19]。傳統媒體機構的TikTok化需要在對智能傳播技術進行主動調適的過程中，始終秉持人文關懷和堅持新聞生產的高品質和倫理規范。其次，在“平臺搖擺”的視角下，媒體的TikTok新聞生產如何與其他平臺的新聞生產實踐實現有機結合，避免形象展演的割裂性，也是其面臨的重要挑戰。只有將不同社交媒體平臺上的新聞生產實踐在各有側重的基礎上進行有機結合并相互補充，才能真正使傳統媒體構建起風格統一的品牌形象，提升其在智能傳播時代的辨識度和美譽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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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aura Oliver. From fact-checking to women’s rights: TikTok's promising rise in the Global South[EB/OL].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news/fact-checking-womens-rights-tiktoks-promising-rise-global-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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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學術顧問；梁蕊潔：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記者》2023年第15期 】

本文引用格式參考：

史安斌,梁蕊潔.傳統媒體的 TikTok化 ：概念建構與實踐探索[J].青年記者,2023(15):92-96.

編輯： 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