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南昌會戰，是指繼武漢會戰后，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十七日 到五月九日，中國軍隊在江西南昌抵御日本侵略軍的有限攻勢的會戰。這次戰役是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的首次大戰。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3月17日日軍開始進攻吳城，日軍第11軍司令岡村寧次中將指揮3個師團在短期內擊敗了羅卓英指揮的第九戰區右翼30幾個師，日軍3月27日占領南昌，4月21日中國軍隊開始反攻南昌，5月9日蔣介石下令終止反攻南昌，戰爭共持續54天。

南昌會戰雖然以失敗告終，但是它使全世界，特別是日本軍事當局認識到日軍雖然占領了武漢三鎮，但既未能迫使國民政府屈服，也未能擊殲中國軍隊的主力，更沒有摧毀中國廣大軍民的抗戰意志。中國軍隊不僅繼續進行抗戰，還開始實施戰役范圍的反攻。

戰爭背景

中國方面

中國方面自武漢失守后，國民政府正面戰場各參戰部隊雖受重大損失，但還具有再戰力量。當時，正面戰線第一線兵力已增至步、騎兵261個師又50個獨立旅。

國民黨內雖然已經出現局部分裂和動搖，丑聞就是，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2月18日，國民黨的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汪精衛由重慶潛逃河內叛國投敵。先后隨汪投敵的還有國民黨要員陳公博、周佛海、褚民誼、曾仲鳴等十余人。

但從全局來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己經形成，對團結中華全民族“共赴國難”正在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全國人民和愛國人士在積極支援抗戰，國民黨軍隊中許多官兵表現著較高的愛國熱忱和實戰精神，不少愛國將領督傷所部“為國效命”。與此同時，國民黨最高當局在全民族愛國救亡運動的推動下和日本政府“不以國民政府為和談對手”，“以擊潰為根本方針”，“使蔣介石垮臺”的壓力下，不得不堅持著抗戰。

日本方面

日本政府早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月11日）召開御前會議，決定《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案》、制定《陸軍作戰指導綱要》和根據此綱要而發布的《大陸命令第二百四十一號》中，已明確規定“大本營的意圖在于確保占領區”，“如無特別重大的必要時，不企圖擴大占領區”。

并規定由西蘇尼特、包頭、黃河、黃泛區、合肥、蕪湖至杭州之線以東的占領區為治安地區，而將作戰地區僅僅局限在華中的安慶、信陽、岳州、南昌之間狹小區域內，兵力配備要限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內。

同年10月25日，日軍侵占武漢后，因兵力損耗較大，日本大本營為適應侵華戰爭曠日持久的局面，提出今后的方針是：“應重視政略的進攻，培植并加強新政權，使國民政府趨于沒落，始克有效。然對被壓縮中之國民政府如放任不顧，則仍有重大之禍根，必貽后患，故仍須適宜促使其崩潰。因之，有實行一部作戰之必要”。同時日本對駐中國日軍的任務進行了劃分，分區而治。日本駐武漢地區的第11集團軍實際上成為唯一的一支對中國進行野戰攻擊的部隊，與中國湖南及其周圍江西、廣西地區扼守西南大后方的的中國政府主力部隊形成對峙，并不斷尋機攻擊，企圖以軍事打擊配合日本政府政治誘降的政略迫使重慶國民政府投降。為實現上述戰略意圖，日本政府在其國內迅速動員和組建新的兵團，逐次向中國增加兵力。

戰爭影響

南昌會戰是正面戰場進入相持階段后中日軍隊的首次大戰，也是武漢會戰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些列會戰的前奏。南昌會戰，中國軍隊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奪回南昌。但它在軍事、政治上的影響，卻有積極的一面。南昌會戰表明日軍雖然占領了武漢三鎮，但既未能迫使國民政府屈服，也未能擊殲中國軍隊的主力，更沒有摧毀中國廣大軍民的抗戰意志。中國軍隊不僅繼續進行抗戰，而且還開始實施戰役范圍的反攻，這是“七七”事變以來的新發展，同時也證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戰略指導上確有改單純防御為攻勢防御的意圖。

南昌失陷使得第3戰區與大后方的聯絡陷于困境，軍事補結只能依賴浙贛兩省的公路線了，使東南各省未淪陷地區的處境更加困難。

南昌會戰給以后的作戰也帶來了深刻的經驗教訓。中國官兵不怕犧牲、殊死作戰的精神，為南昌會戰以后的抗日戰爭起到了模范作用。反攻南昌雖未成功，但主動反攻的行動表露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戰略指揮上有了某種進取意識。同時，也暴露出國民黨軍隊抗戰的戰略戰術的弊端：一味打正規戰、簡單陣線防御缺少縱深的的陣地戰，輕視運動戰和游擊戰，這和優勢裝備的敵人抗衡當然要吃虧。就此，中國共產黨多次向國民黨提出過意見和建議。國民黨也采納了一部分，給以后的會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