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期

編者語：

通過案發現場的足跡，他能斷定嫌疑人的哪條腿曾動過手術、他能推斷出保險柜是被兩名案犯用棍子抬離的、他能說出嫌疑人如何進入并逃離、他還能推斷出此鞋是真品還是高仿……

他就是天津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十三支隊原政委，被同行稱為“鞋王”的刑偵足跡專家王煥彩，熟悉他的警察都稱呼其“彩兒伯”。

那些平淡無奇的鞋底花紋在他的腦海中卻幻化出各種形態的足跡

1953年出生的王煥彩祖籍四川重慶，從小喝海河水長大的他酷愛美術，從小學開始，他的業余時間基本用在了繪畫上，沒有名師指點，他時常一個人悶在家里臨摹各類圖譜畫冊。他最喜歡白描，那一筆筆簡單而明快的線條所勾勒出的一幅神奇圖畫時常讓他陶醉其中。他認為，多年的繪畫經歷鑄就了他沉穩又勤思的個性。

1969年初中畢業后，16歲的王煥彩被分配到河北省涉縣煉鐵廠當化驗員。天天圍著高爐轉，化驗和記錄鐵的各種成分。說起來，也算是他與“技術”的最初結緣。那時，廠里的化驗技術和程序雖然簡單，但也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識。文化底子薄的王煥彩起初感到有些吃力，但他始終充滿自信，相信自己一定會干得十分出色。

于是，他業余時間自修了一年化學，跟師傅在車間里摸爬滾打，不懂就問，用心揣摩。一年后，他就成了廠里的技術骨干。

王煥彩（左一）在河北省涉縣煉鐵廠工作時與同事合影留念

1973年11月，一個意外消息改變了王煥彩的命運。天津市公安局決定從鐵廠選調一批優秀人才充實到公安隊伍。他作為業務尖子被廠里推薦上來。考慮到他是搞化工實驗的，多少還與技術沾點邊兒，就被充實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刑科所從事指紋檔案管理。

回想那段歷史，他說，當時并不喜歡這種單調而乏味的工作，但是組織分配的工作，就必須干出點名堂來。帶著這個想法，他走進了刑偵技術這個充滿神秘的世界。

1976年7月，王煥彩偶然參加了一次由馬玉林及弟子葛有忠、苗春青主講的“步法追蹤”課。授課時間雖然短暫，卻打開了他的探索之門。

“那真是一個神奇的領域，老前輩們能根據地上的一枚鞋印，通過對方走路的步長、步寬、步角、步態等各種特征，判斷出對方的性別、年齡、身高甚至走路習慣。” 王煥彩說。如此神奇的“步法追蹤”，讓第一次接觸足跡的王煥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不久，他又參加了由馬玉林主講的“全國刑偵足跡研討班”。一雙普通的鞋，在他的世界里變得愈發神奇，那些平淡無奇的鞋底花紋在他的腦海中卻幻化出各種形態的足跡。從此，他開啟了對足跡的癡迷和研究。

王煥彩（右一）在向前輩們學習足跡勘察

1977年，天津武清王慶坨某村發生一起搶劫案，一名持火槍的男子從某農戶羊圈里搶走十余只綿羊。王煥彩與其他技術員趕到現場后，經仔細勘驗，在距羊圈100米的溝內發現一個塑料底布鞋的痕跡。他循著足跡一直跟蹤到臨近北辰的線河村外時，足跡突然消失了。

根據遺留足跡的特征，他斷定嫌疑人身高大約1米72，年齡30歲左右，體態強壯。通過民警在附近村子排查，一名符合特征的聾啞人很快納入視線，經過秘密提取足跡，王煥彩當場認定，此人足跡與現場足跡完全相同。

經過審查，劫案確系此人所為。這是他用足跡破獲的第一起案件，也讓他對這份事業更加充滿了激情。

四年時間收集了4000余種鞋底樣本

人對鞋子的依賴是積跬步而行千里。鞋底的花紋本是用來防滑的，可在王煥彩眼里，鞋底卻是刑案真兇的另一“面孔”。

改革開放前，國內鞋廠數量有限，各廠研發的款式也十分有限。因為，他發現，不同品牌、種類的鞋底花紋是有一定規律性的。他就利用業余時間，走訪天津的各家鞋廠，收集鞋底樣本，便于今后查案比對。

70年代中期，天津共有30多家國營鞋廠。鞋底對于每家鞋廠來說，都是一大商業機密，想要借走，難度極大。

為了借一雙新研制的鞋底樣本，他經常費盡口舌，甚至碰釘子、甩臉子。那時買鞋本來就很難，有的優質牛皮鞋要憑票才能買到。正因如此，鞋廠領導還誤以為這個小警察是假公濟私，來討便宜的。

某鞋廠的保衛科長，山東大漢，說話和表情硬得像塊生鐵，面對王煥彩的請求，他直言道：“公安局的也不行！一雙也不給！”

王煥彩也不生氣，而是前后三次騎車往返50華里，最后打動了這位保衛科長，拿到了鞋樣。事后他竟成了王煥彩最好的朋友。

王煥彩回憶說：“在搜集鞋底樣本中，基層保衛科真是幫了很大忙，我們沒有其他辦法感謝，就不定期的將他們請到所里來，給他們播放一些破案或是戰爭題材的錄像片算是酬謝了。”

年輕時的王煥彩有些瘦弱，但對工作充滿了激情

從1978年到1982年，王煥彩共收集了各類鞋底樣本4000余種。隨著搜集資料的日漸豐厚，那一組組變幻莫測的鞋底花紋開始無聲地融進他的世界。如同春天播下的一粒種子，在1982年11月的一天，它終于破土出芽了。

那是一起發生在市內某平房里的入室強奸案，一男子半夜趁獨居女子熟睡之際，對其實施強奸后跳窗而逃。技術人員經現場勘驗后，在受害人窗下的地面上提取到一枚模糊的足跡。市局立刻匯集數名資深刑偵專家對該足跡進行分析。

經過分析推斷，大多數人的結論是，嫌疑人穿皮鞋作案。這時，一直沉默寡言的王煥彩脫口而出：“不是皮鞋，這是雨靴！”在場的人都被這小伙子驚呆了。

11月份，夜里室外已經結冰，嫌疑人穿著雨靴作案？這不是胡扯嘛！他的話在屋里輕飄的如一張被風刮起的紙片兒。

好吧！你說是雨靴，有什么依據？指揮破案的領導疑惑地問他。

第二天早晨，王煥彩帶著現場提取的足跡樣本，開車直奔市郊的一家膠鞋廠。在他的記憶中，該廠曾小批量生產過此類花紋的雨靴。廠里技術科的人看了提取的鞋印，但不敢確認。這讓王煥彩的心里有些發冷。突然，他想起廠里的設計師張工，不巧是張工當天外出開會了。他就一直等到中午，張工回來后一看，說：“沒錯兒，這是我三年前設計的女式雨靴。” 王煥彩緊鎖的眉頭才舒展開來。

仔細再問，得知這雨靴曾在案發地附近的一家街辦制鞋廠試生產了三個月，因銷路不暢而收回了。于是，王煥彩跑到廠里的廢料庫去翻找，他想找出一雙實物雨靴來。在堆積如山的廢料庫里，王煥彩翻找了一個多小時，終于找到了一只與現場鞋樣兒相同的雨靴。

這個重大發現，為偵查破案指明了方向，通過在街辦鞋廠周圍及案發地附近摸排，辦案民警很快將此案破獲。根據犯罪嫌疑人交代，當晚，他正是穿著老婆的雨靴溜進受害人家中實施犯罪的。

這是王煥彩破獲的頗為滿意的一起案件，那一瞬間帶給他的不僅是自信和勇氣，也讓他看到腳下延伸的一條大路。

排除各種干擾，是準確認定的重要前提

王煥彩與足跡打了近四十年的交道，而他收集和研究各類鞋底樣本兒卻花費了整整10年的時間。他喜歡研究各種鞋，尤其是鞋底。不管新鞋還是舊鞋，哪怕是老農粘滿泥巴的老布鞋或是充滿汗臭的球鞋，抑或是死尸腳上的鞋子，他時常牢牢地拿在手里，如古董鑒賞那樣翻來倒去地觀察研究。

有一次，一位來津的外籍男子墜樓身亡，是否他殺，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關注。經過現場勘查，王煥彩在賓館窗外的空調外機上發現了一枚半個前腳掌的足跡，并確認系死者本人所留，從而確認了該男子是精神病發作后跳樓自殺。

回單位后，他突然想起死者所穿的皮鞋底紋很奇特，就立刻開車返回殯儀館，仔細研究起死者腳上那雙皮鞋底紋。就在這短暫的時間里，他發現并驗證了國內外皮鞋前后掌之間的不同關聯性。

看似相同的足跡卻蘊含著每個人的不同特征

對于鞋子的癡迷研究也融入了他的生活。有一次，他和愛人進鞋店買鞋。愛人為他選中了一雙式樣精美的皮鞋。他穿上一試，對鞋店老板說：“您這鞋有毛病。”老板不解地問：“有嘛毛病？”

“這只鞋的支撐梁不正。”

“不可能，這是名牌廠家生產的。”

“你不信，咱可以當場驗證。”

結果，老板掰開鞋底一看，支撐梁果然貼歪了。老板滿臉愧疚地說：“您是做鞋的吧？真神了！”

說起來，一點也不奇怪，王煥彩對鞋的判斷力，來自于日積月累的研究和思考。面對各種刑事案件的現場遺留足跡，每個鞋底花紋微小的磨損和凹陷，都逃不過他那雙睿智的雙眼。

他很喜歡逆向思維，在每次鑒定之前，他必先看足跡，再聽案件匯報。他堅持認為，排除各種干擾，是準確認定的重要前提。

1987年元月，天津塘沽新港發生了一起攔路強奸案。一位女售票員夜間下班路上遭一蒙面歹徒的強奸。現場勘查時，技術員在雪地上提取了數枚旅游鞋的足跡。并很快發現港區職工鄭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但在辨認時，由于被害人當時精神緊張而一時無法確定。最后的辦法只有用足跡進行認定。

現場提取的鞋印和鄭某的皮鞋鞋印同時送到王煥彩的案頭，他用尺子一量，現場足跡長度為30.5厘米，是旅游鞋的花紋。而鄭某的皮鞋足跡長度為27.5厘米，二者相差3厘米。

難道是搞錯了？他獨自坐在辦公室里，對著兩枚足跡整整看了一上午。最后，他運用鑒別異型鞋的新方法，利用足跡動力形態壓力分布的原理，大膽提出：嫌疑人作案是“小腳穿大鞋”。

根據他的判斷，偵查員在鄭某單位的浴池里發現了其作案時所穿的那雙旅游鞋。隨后，鄭某供認的犯罪經過與王煥彩對足跡現場的分析完全吻合。

1997年，天津某小區發生了一起入室殺人案。一名13歲的女孩在家中被人掐死。此案在案發地引起極大恐慌。王煥彩與同事勘查現場時發現，犯罪嫌疑人有意將現場破壞，最后，他們只在屋里提取了一枚拖鞋的足跡，并在散落在地毯上的一本說明書上提取了一枚赤足足跡。

根據這個特征，王煥彩提出，此人既然能赤足走在地毯上，說明與被害人是相識的，從現場破壞程度和被盜部分郵票上分析，作案者手段顯得很幼稚。殺人的動機可能是臨時起意。

他的見解，遭到很多人的否定。幾天后，辦案人員在詢問有關知情人時，王煥彩偶然發現被害人的表哥坐在隔壁的屋里。王煥彩想了想說，我要提取死者表哥的赤足。旁邊人說，他們兩家大人基本不來往，他還是個孩子，今年才17歲，千萬別搞錯了。

但王煥彩還是堅持了自己的觀點。這個17歲的少年一聲不吭地脫鞋踩下了赤足。王煥彩拿起地面上的足跡一看，轉身對周圍的辦案民警說：就是他！

所有人都驚呆了：“煥彩，你再仔細看看，這個結論你可要慎重啊！”

王煥彩冷靜地說：“如果錯了，我負責。”

根據這個重要證據，專案組決定立刻對嫌疑人家進行搜查。王煥彩親自帶人前往。一進屋，他一眼就瞥見了墻角的一雙拖鞋。他撿起翻過一看。與現場遺留的足跡絲毫不差。接著，他們又在抽屜里發現了被害人被盜的部分郵票。

就這樣，這個因盜竊郵票而殺死自己表妹的17歲少年，被他“一眼”識破。

王煥彩（左）向年輕民警傳授足跡比對經驗

抓錯了我負責，以我的職業負責

在偵查破案中，王煥彩善于發現和抓住那些看似平常的疑點一追到底。

1994年10月，天津某縣委領導的辦公室被盜，犯罪嫌疑人破窗入室，盜竊部分現金和一個照相機后逃離現場。此案在當地影響很大，市局領導要求限期破案，并且點名王煥彩參與偵破。

當時，正趕上他的老母親患腦栓塞，他將家里安頓好之后，立刻乘車趕赴百里之外的現場。了解案情后，他重新復查了一遍現場，感覺作案者手段很“粗糙”。

他手里拿著現場提取的赤足足跡，來到縣局技術室。來此之前，他已聽到縣城附近曾發生多起入室盜竊案。他讓技術員將幾起盜竊案件現場提取的足跡照片沖洗出來。

根據現場勘查結果和近期幾起盜竊案現場的足跡照片，王煥彩判斷這是一起系列盜竊案件，嫌疑人應該是個慣偷。通過排查走訪，最終將范圍縮小到5個人。偵查人員將5個足跡樣本一一排開，王煥彩目光掃過，停留在最后一個樣本上。

“這個可以不看。”一旁的民警說道，“他家我們都去過5次了，什么都沒有發現。”

誰知，王煥彩卻認真且篤定的說：“就去他們家，我確定就是他。”

這名嫌疑人姓李，妻子有智力障礙。面對多次前來的民警，父親更是罵聲不迭，毫無收獲的談話很快結束了。

他們告辭出來時，王煥彩一眼瞥見院內有一間柴房，問同事：“這里你們找過嗎？”

“這是耳房，屋里就是些農具和雜物，沒別的。”

王煥彩轉身鉆了進去，一股泛著霉爛的氣味兒撲面而來，嗆得他連咳了幾聲。墻角一個塞滿鞋子和舊衣物的破筐引起了他的注意。翻找中，一只破爛不堪的塑料涼鞋掉落出來，一問，正是嫌疑人曾穿過的舊鞋。

王煥彩一寸一寸摸著幾乎爛掉的鞋底，高興的說：“就是他！”

王煥彩堅信自己的判斷，“抓錯了我負責，以我的職業負責。”短短兩句話擲地有聲。

18天后，外逃的李某在唐山某旅館被抓獲歸案。王煥彩也因此得到了市局領導的高度贊揚，榮立個人一等功。

當案情有重大突破時，王煥彩才會流露出難得的笑容

2004年10月12日，天津西青區楊柳青某養鴨場發生一起殺人案，鴨場場主白某及養鴨工張某夜間被人殺死在鴨場宿舍內。放在宿舍里的2萬多元流動款被盜。

現場很混亂，有明顯翻動、搏斗過的痕跡。地面有大量拖帶的血足跡。如此模糊而帶有拖帶的痕跡是怎樣形成的呢？王煥彩認為，只有雙腳裹上東西，才會形成這樣的痕跡。

他決定在現場進行模擬試驗，他們找來布、膠帶和厚襪子，在現場反復進行試驗。但是與現場足跡依然不能吻合。百思不得其解中，王煥彩突然眼前一亮，站在眼前的技術員每人腳上都戴了塑料腳套，而戴腳套走路不僅要微叉雙腿，走路時肯定有拖帶的痕跡。

他馬上找來塑料袋進行現場試驗，答案終于出來了：疑犯進入現場時，雙腳套上了塑料袋。

該情況很快反饋到專案組，通過對鴨場相關人員的走訪，有人反映說，已被鴨場辭退的陳某干活時喜歡將塑料袋套在鞋上，且陳某在案發前一天到過鴨場。陳某雖有重大嫌疑，但被抓獲后矢口否認自己曾到過案發現場。

眼前這枚沒有花紋的足跡怎能證明是陳某所留呢？王煥彩決定馬上提取陳某的赤足，用赤足痕跡與現場痕跡直接進行比對。

雖然二枚足跡外觀相差很大，但是經驗豐富的王煥彩還是根據二者間的相同特征點進行確認。

在確鑿的證據面前，陳某供認了與死者因經濟矛盾被開除，而后萌生了盜竊流動資金的念頭。當天夜里他潛入鴨場，他將塑料袋套在磨舊的布鞋上，行竊時，被熟睡中的白某和張某發現，于是，他殘忍的將二人殺害后攜款潛逃。

為此，他也得罪過自己的同行們

生活中的王煥彩是個很隨和的人，但在實際工作中，他立刻變成一個個性十足的人。對的，他會堅持到底，錯的，他決不讓步。為此，他也得罪過自己的同行們。

王煥彩（中）與同事在勘察現場

1997年，湖北某地發生了一起殺人案，一位婦女與前夫在路邊發生爭吵后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殺死在農田里。當地警方在現場提取了一枚赤足。其前夫因回家時赤腳而被當成重要嫌疑人拘留審查。很快，嫌疑人的口供也拿下了。現場足跡經一位資深痕檢專家鑒定，認定其赤足為被害人前夫所留。

但沒過幾天，嫌疑人就在拘留所里喊冤，稱自己沒有殺人。為此，公安部特地抽調全國痕檢專家前去“會診”，王煥彩應邀前往。

到達目的地之后，當地警方先將他們安頓到一家賓館休息。王煥彩卻在賓館里拿著兩個足跡樣本仔細研究起來。他整整看了一個中午，認為兩枚足跡并非一人所留。也就是說，前面的認定是錯誤的。

在當天下午的鑒定會上，他大膽否定了前面的結論。那位老專家不服氣，堅持要重做鞋樣本。專家團一起來到看守所，將那個喊冤的嫌疑人提出來。王煥彩讓他坐在地上，抬起腳，向大家實地講解自己否定的理由。

當嫌疑人被帶回看守所時，他轉過頭來沖著王煥彩等人說：“我知道，你們是北京來的，你們是來給我洗冤的。”

面對他的這個結論，少數人仍持懷疑態度，但王煥彩說：“咱們要尊重事實，我們落下的每一筆，事關法律，事關人命。我寧愿得罪人，也不能違背事實。”

顯然，他不僅僅是推翻了一起“報復殺人案”，也避免了一起冤案的發生。但是，這也引起了少數人的冷落，甚至連返津的火車票都無人幫助聯系購買。

王煥彩卻是心情平靜地回到天津，因為他一直堅守著一名刑警的職業操守，用證據說話，公平公正。多年之后得知，就在他回津后不久，那名“嫌疑犯”被釋放回家，他逢人就說，是北京來的人救了他一命。

2000年，外省某地發生了一起破壞鐵路設施案。當地刑偵部門在案發地附近提取了一枚足跡。并認定此足跡是某名牌皮鞋所留。

為了提供準確的破案方向，他們專程將王煥彩請到案發地對足跡再做進一步的認定。王煥彩來到現場后，將足跡鞋樣本與鞋樣比對之后說：這枚足跡不是某名牌。一言出口，眾人皆驚。

接著，他道出了自己的判斷依據：“這只鞋是新鞋，但鞋后跟有一個模糊的井字，既是一雙新鞋，那么，鞋后跟的龍骨就不應該顯出來。就是說，此鞋的膠質不合格，是只假冒鞋。

對此，辦案民警將信將疑，馬上調動警力在全國開始查找此種鞋樣。不久，在廣東某個小縣城里查到了生產該鞋的廠家，此鞋果然為假名牌，實際價格僅20塊錢。

真假皮鞋的價格，為劃定作案人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明確了偵查方向。破案后查實，作案者的身份確是當地一位穿假冒名牌皮鞋的農民。

這條路，我會依然堅持走下去的

多年來，公安部痕檢中心曾多次借調王煥彩協助偵破外省市的重特大疑難案件。許多外省市的公安刑偵痕檢部門也紛紛請他去講課，傳授足跡檢驗認定的經驗。隨著他在刑偵圈子里知名度的提高，人們送給他一個響亮的稱謂——鞋王。

從1998年開始，在天津刑偵局和刑科所領導的關心支持下，王煥彩便開始牽頭研究開發“鞋樣本檔案計算機管理系統”這一全國首創的課題。

將人工比對轉變成計算機比對，是王煥彩多年的一個夢想，這也算是如今“大數據偵查”的一個雛形。

他與天津南開大學智能研究所合作研究的《犯罪現場勘驗信息管理系統》，于2005年正式應用。由他主持研究的《現場足跡和鞋底花紋編碼標準》課題，于2006年通過專家鑒定。

早已退休多年的王煥彩是個很謙虛的人，從警40年，經他鑒定足跡的各種案件不計其數，但他從不承認自己是什么“鞋王”。他說，自己姓王，常年研究各種鞋。這樣解釋似乎他還能接受。

回想自己與“足跡”相伴的歲月，王煥彩說：“足跡勘驗應該說是個枯燥無味的工作，當年許多人因此而退卻。我之所以能堅守下來，一是認為這項工作很神秘而且很有挑戰性；二是單位不惜一切地培養我，使自己在邊干邊學中成長起來。”

遙想當年，全國刑偵部門約有180多人從事步法追蹤和現場足跡檢驗，而現在，搞這個專業的人已經微乎其微了。一方面是因為DNA等高科技手段在破案中的普及，另一方面是傳統案件的大幅度減少。

但是，王煥彩說：“破案需要綜合因素，足跡對現場的實際應用依然很重要。這條路，我會依然堅持走下去的。”

人物名片

王煥彩，天津市公安局退休民警，榮立個人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先后被評為公安部科技強警先進個人、全國刑事技術先進個人、天津市政法系統先進個人等榮譽稱號。

注： 文中圖片除標注外，均由作者提供 。

作者 ： 張國慶

編輯 ：胡 冰

排版 ：海 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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