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①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②城鎮新增就業12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③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④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⑤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⑥糧食產量1.3萬億斤以上；⑦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5%左右，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

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同樣將2023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漲幅定在3%左右，該預期目標與前兩年保持一致。從實際情況來看，2023年全年，全國CPI比2022年上漲0.2%，物價運行保持總體穩定。

分析師羅志恒認為，加快物價企穩回升的重要性突顯。截至 2024 年 1 月，CPI 和 PPI 同比已分別連續 4 個月和 16 個月負增長。物價持續低迷將拖累經濟的名義增速，對企業利潤、居民收入、就業等造成不利沖擊，加劇微觀感受與宏觀數據之間的背離。

2023 年日本股市大漲與中國股市下跌，一個重要背景便是兩國物價水平與經濟名義增速之間的區別，雖然日本1.9%的實際GDP增速大幅低于中國的5.2%，但是日本名義 GDP 增速卻高達 5.7%，顯著高于中國的 4.6%。無論是出于其本身所反映出的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問題，還是針對其對微觀主體處境和預期的負面影響，物價持續低迷的問題均亟待解決。政府工作報告將此前的“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調整為“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同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便是要求提振當前低迷的物價。

另外，5%左右的 GDP 增速目標符合市場對于穩增長的預期。從必要性看，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速，會出現實體經濟低迷、資本市場不振、社會情緒焦慮的負向循環，經濟金融社會難以穩定，信心難以提振。將經濟增速目標維持在 2023 年“5%左右”的水平，釋放了穩增長的明確信號，有助于增強市場預期和信心。這讓人想起10前任澤平提出的“新5%的經濟增速比舊8%好”。

樓市仍是重中之重，關系到發展和安全、防風險的三大重點領域之首。今年報告仍未提“房住不炒”。2023 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 8.5%；2024 年初以來，商品房市場表現依然偏弱，1-2 月重點百城商品住宅累計銷售面積同比下降超 40%。今年2月，全國最大的100家房地產開發商的房屋銷售額同比下降了60%。

更重要的是，中央加杠桿，未來幾年將連續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專項用于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今年先發行 1 萬億元。赤字、專項債與超長期特別國債合計 8.96 萬億元，超過去年赤字與專項債的 7.68萬億元，也超過去年赤字、專項債與特別國債之和的 8.68 萬億元。考慮到去年四季度發行的 1 萬億用于減災防災建設的特別國債，將主要在今年使用，今年的財政實際支出力度將明顯增強。一句話概括今年財政政策：力度較大，但更加強調優化政策組合和支出效率；穩妥以及標本兼治化解債務風險，長期要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財稅體制改革牽一發動全身，往往是重大改革的主要突破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從短期看，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要解決當前財政緊平衡、土地財政何去何從、防范化解債務風險等問題；從中長期看，財稅體制改革要建立現代財稅制度，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重要的是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應對人口老齡化、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推動共同富裕，充分調動企業家、地方政府積極性做出應有的財稅貢獻。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要繼續解決的問題主要有：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清，地方政府承擔過多的事權和支出責任，中央支出占比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在“中央決策、地方執行”制度體系下地方政府債務持續攀升，部分領域事權和支出責任要進一步明確，等等。

有專家認為，解決上述問題的思路可能是：更加務實地構建基于共享稅為主體的地方稅收體系而非地方稅種體系。推動個人所得稅改革從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征收模式徹底走向綜合征收，減輕工薪階層負擔的同時強化征管，確保個稅規模做大并發揮應有的收入分配調節功能。改革消費稅，將消費稅征稅范圍從煙、酒、汽車為主拓展到高污染高耗能、高端服務業，比如高端會所和酒店，征稅環節從生產環節后移至消費環節，并逐步下劃給地方，充實地方稅。

總體上看，財政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政，是政府職能，是政府的規模，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從長遠看，必須深化改革，理清政府與市場關系簡政放權、精兵簡政裁撤冗員、深化行政體制、社保制度改革。比如，對人口流出地區的區縣實施合并，減少財政供養人員。逐步上收事權和支出責任至中央政府，減輕地方政府支出責任和財政壓力，地方政府既無能力、也無動力辦好外部性強的事權，逐步做實公共安全、食品藥品監管、養老保險等事權的垂直管理和部門實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