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說你腹中長了腫瘤，需要開刀切除。”。

1937年夏，經過幾個月的奔波，奉延安之命，負責去上海接運國際共產組織送來的資金的毛澤民、危拱之、錢之光、錢希均四人終于抵達目的地。

長時間的奔波，讓已懷有5個月身孕的危拱之病倒了，頭暈目眩嘔吐不止，送去醫院一檢查，肚子里竟然長了一個腫瘤。

這個消息，讓危拱之心頭一沉。

這次來上海，他們四人的任務繁巨，不僅要接收資金，還要把這筆資金給兌換成民國政府的法幣，以便延安的同志們，能夠用來購買根據地積蓄的各種物資。

這時候身體出了狀況，無疑會耽擱任務的進程，晚一天回去，延安的同志們就要多困難一天，怎么辦？

思索片刻，危拱之便有了決斷，腫瘤要切除，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要了，如此一來，回去的時候，就不會拖累大家。

聽危拱之這樣說，毛澤民三人心頭一驚，這可是孩子啊，還能說不要就不要？

但危拱之卻不聽他們的勸阻，堅決如此做，很快，她被推進了手術室，饒是危拱之經歷過無數大風大浪，但在失去自己骨肉的那一刻，也不由落下淚來。

她之所以要打掉自己的孩子，一是為了能按時完成任務，第二，則是因為丈夫葉劍英的前妻曾憲植寫信聯系他了。

曾憲植，危拱之也認識，她們都曾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的成員，是關系莫逆的戰友，她不想成為他們復合的阻礙！

出了這樣的事情，她誰都不怪，只怪自己命太苦。

危拱之，原名危玉辰，河南信陽人，出生當地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父親危尚忠是清末秀才，以教書為生。

危尚忠雖學的是“八股”，但卻思想開明，他對腐朽的清政府不抱一點希望，反而很支持革命。

沾了父親的光，危拱之雖是女孩，但7歲時就進了私塾讀書，9歲時又轉到教會學校學習。

小時候的危拱之酷愛體育，為了不讓“小腳”束縛自己，她毅然扯掉了裹腳布。

1924年，19歲的危拱之考入了河南第一女子中學，在這里，她接觸到了《新青年》，讀了不少魯迅、郭沫若等人文章，漸漸開始關心時政。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憤慨不已的危拱之，跟同學走上街頭，痛斥北洋政府的可惡行徑，并參加了學生代表團，去鄭州宣傳慰問。

1926年11月，危拱之跟10多名男女同學，一起來到武昌報考黃埔分校，并成功進入黃埔軍校史上唯一一期女生隊。

在這里，她跟來自湖南的曾憲植成為好友。

與危拱之不同，曾憲植是真正出自書香門第，她的高祖父，是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她的家族在湖南是數一數二的名門望族。

幼時的曾憲植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來，他考入了湖南師范，是在“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的影響下，走上的革命道路。

進入黃埔分校不久，曾憲植便被調到了葉劍英所在的軍官教導團擔任文書，二人相識相戀并結為夫婦。

二人的戀愛，危拱之也算是見證者之一。

二人成婚之時，正是革命最艱難的時候，婚后沒多久，曾憲植被派到了上海做地下工作，葉劍英則前往蘇聯學習。

1929年5月，曾憲植因從事革命活動，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組織將她營救出來后，決定讓她前往日本留學。

1931年，回國的曾憲植跟葉劍英重逢，他們本想著一起前往蘇區，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成行，再次各奔東西。

在此期間，奉命返回老家河南從事地下活動的曾憲植，也找到了自己的愛情，與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張景曾結為夫婦，并一起前往蘇聯求學。

可惜，危拱之跟張景曾未能長長久久，到蘇聯不久，他們便遇到了肅反，張景曾被打成“拖派”，然后就“失蹤”了。

而危拱之，也因為替自己丈夫說話，被開除黨籍，去了一家印刷廠勞動。

1931年2月，危拱之離開蘇聯，來到了閩鄂贛軍區搞宣傳工作，在軍區參謀長肖勁光的過問下，她恢復了黨籍。

緊接著，她來到了瑞金，進入紅軍學校工作，并與李伯釗、伍修權等人一起，組建了紅軍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文藝團體——八一劇團。

后來，她又為紅軍組訓了十幾個劇團，培養了一大批文藝人才。

在此期間，她開始了第二段戀愛，戀愛對象是時任紅軍大學總教官的郭化若。

誰料戀愛沒多久，郭化若也被懷疑是“拖派”，那些人還讓她跟蹤監視他，這讓危拱之很不理解。

于是，他找到毛澤東、朱德詢問郭化若的情況，二人的回答都很堅決，郭化若是個好同志，沒有任何問題。

得到二人的肯定，她就實事求是的告訴了他們郭化若的情況，結果危拱之遭了殃，再次被開除黨籍，她也被迫和郭化若分手了。

雖遭遇不公，但危拱之的革命信念并未動搖，長征之時，在老戰友葉劍英的幫助下，她跟著長征的隊伍離開了根據地。

整個長征的過程中，危拱之完全時靠一雙腳走完，不僅如此，她還照顧傷病員、做宣傳工作、文藝工作，忙的不可開交。

“紅軍強，紅軍強，千難萬險無阻擋；行軍路上揍老蔣，北上抗日打東洋……”，她編的《鳳陽花鼓》，給了無數同志走下去的動力。

1935年10月，紅軍來到了陜北瓦窯堡，為了做宣傳，文藝活動也多了起來，危拱之終于有機會發揮自己的特長了，她一個人編的節目，就足夠一場演出。

再后來，西北工農劇社成立，危拱之的工作就更忙了，1935年年底，在朱瑞和譚政的幫助下，危拱之恢復黨籍。

緊接著，抗日人民劇社成立，危拱之被任命為社長兼任導演。

1936年7月，負責做東北軍統戰工作的葉劍英，找到了危拱之，希望危秀英到安塞去宣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去宣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內容，危拱之欣然同意。

在安塞，二人的接觸漸漸變多，葉劍英也喜歡上了這位多才多藝的女同志，已經40歲的他，提出跟危拱之戀愛。

然而，經歷了許多磨難的危拱之，卻不愿意再戀愛了，因為在她看來，自己就是個“麻煩”的人，她不愿意給別人添麻煩。

但葉劍英卻說：“我愛的就是布爾什維克！”。

在葉劍英的追求下，危拱之最終同意了，1937年，40歲的葉劍英和32歲的危拱之喜結連理。

誰料結婚沒多久，失去音訊五六年的曾憲植從日本回國了，被調到武漢《新華日報》工作的她，寫了封信聯系葉劍英。

得知此事后，危拱之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在經過深思熟慮后，她決定退出，這才有了文章開頭，做手術的時候，順便拿掉孩子的事情。

回到延安后，危拱之便跟葉劍英離了婚。

離婚之后，葉劍英以八路軍駐南京代表身份進入國民黨統治區，跟曾憲植再續前緣，1938年，曾憲植懷孕，并生下兒子葉選寧。

可惜，因為時局的原因，在一起沒多久，葉劍英和曾憲植便各奔東西，各自忙各自的工作去了。

等1941年，曾憲植來到延安，此時的葉劍英，已經娶妻吳博，并且生下了女兒葉向真……

離婚之后，危拱之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革命事業上，很長時間都沒有考慮個人的事情。

1938年初，危拱之被派到河南工作，擔任河南省委秘書長、省委組織部長等職，為河南的革命，做出突出貢獻。

1940年，危拱之與豫西南地委書記郭以清等人一起奔赴延安，參加七大。

在此后的工作中，她跟小自己十幾歲的郭以清相戀，可惜，戀愛沒多久，他們便碰上了“整風運動”，危拱之再次陷入“麻煩”之中，他們的戀愛也受到阻撓，無疾而終。

不僅如此，在這場運動中，危拱之受到了極大打擊，甚至以自殺做出抗議，幸虧被人及時發現，救了下來。

1945年，危拱之重獲清白，她被派去了赤峰擔任市委副書記，在指揮反霸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中，做出了突出貢獻。

1947年6月，危拱之升任赤峰市市委書記，這年秋，日寇撤退時留下的細菌工廠，引發了鼠疫。

為了控制疫情，危拱之親自背著藥箱，去疫區處理死者，安撫家屬，給病人打針，當地百姓對她感激至極，稱她為“救命的醫療隊長”，也是在這場疫情中，危拱之的身體受到侵害，患上了肺病。

1948年11月，危拱之被調到沈陽市北市區當區委書記，可惜上任僅僅幾個月，她的病情便發展成了肺結核三期。

1949年1月，危拱之來到北京休養，從此開始了長期的休養生活，沒有愛人，沒有兒女，晚年的危拱之有多孤獨，可想而知。

1973年2月8日，危拱之離開人世，年僅6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