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有新聞報道，說是科波拉悄然現身北京。

必須說，年逾古稀的科波拉信念依舊，仍在堅持藝術立場，盡管他年輕時在市場上已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如星空一般燦爛，恐怕我們可以這么說科波拉是影史上唯一一個真正拆除了藝術與商業這堵厚墻的人（《教父》三集），并在此雙向維度上皆屬極品的電影導演。
《教父》后，他本可以乘勝追擊，賺取更多的錢，前提是服膺并順從市場原則。但他沒有。他又回到了他始終念茲在茲的藝術，拍出了他此生真正意義上的藝術經典：《現代啟示錄》。也因此，他把自己個人家產幾乎賠了個底掉，此后整個中年時期他都在為了償還這筆債務而奮斗。
再后來，科波拉遠離了影壇，開始經營自家的農場，且種起了葡萄，并自釀造屬于自己品牌的葡萄酒，據說還賣得頗紅火。
在這段優哉游哉的生活中他享受著雙重獲利：一是賣葡萄酒，二是他優裕的版權收益，尤其是《教父》三集與《現代啟示錄》。因為影碟的發明讓科波拉因此而享有了他年輕時創下的電影＂基業＂———盡管只是版稅，但已然十分耀眼了。所以十年前，科波拉悄悄地來到了北京的北海，租下了我一也是做導演之朋友胡安的四合院。

有一天，科波拉與胡安聊天時大肆吐槽美國過度商業化的制片制度，且自豪地聲稱他現在可用自己的版稅與賣葡萄酒的錢，自己當老板，投資拍他想拍的電影了。那一段時間在北京他就是單純為了找一舒服之地寫他的劇本的。
科波拉一生初心不改。但作為藝術家，倘若堅持藝術立場就會必然與市場法則相悖，可我們又不能反過來說市場是錯的。市場永遠是大眾的奴仆。純正的藝術與市場需求永遠是矛盾而沖突的，甚至彼此勢不兩立，水火不容：藝術的本性要求藝術家追求實驗和冒險，且探索各種新的可能性；而市場則是保守的，按部就班的，循規蹈矩的，它忌憚且抵制冒險與探索。
好在身處晚年的科波拉有了足夠的資本去玩他心中的藝術，這真真令人羨慕。
祝福科波拉，他的確是我們這個時代碩果僅存的電影大師。

2024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