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人是古琴音樂最主要的演奏者與欣賞者，在某種程度上說，古琴是文人階層特有的樂器。因為古琴與傳統禮樂文化特有的聯系，文人也往往刻意地將它與其他樂器區分開來。古琴演奏與欣賞主體，是占據宋代社會統治地位的文人士大夫，因而古琴在宋代的發展也主要在文人階層手中完成。

一、宋代花間文學

提及宋代的文學成就，就不能不談到宋詞，而宋詞這種“花間文學”，便是音樂與文學結合而成的奇葩。宋朝政府格外禮遇文人階層，官員俸祿優厚，致仕之后仍然有著較高的退休金，宋朝也徹底掃除了唐代門閥制度的殘余，利用相對公平的科舉制，在整個文人階層中選拔人才，對于沒有科舉入仕的文人，政府也常常通過恩蔭、嘉獎、賞賜等其他方式加以籠絡。

從整體上來說，宋代文人階層的生活條件與地位較前朝改善不少。在此基礎上，由于衣食無憂以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印刷術的普及，宋代文人的學養普遍較高當然，也容易掉書袋，文人的娛樂活動也更加頻繁，因而宋代文人的音樂修養也隨之提高，押伎、聽歌、作詞三者一體，構成宋代文人的“花間趣味”。

《避暑錄話》記載：“范德孺喜琵琶，慕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稗，每就枕，即使雜奏于前，至熟寐乃方得去。”

宋代文人花間趣味的基礎，便是文學與音樂的修養缺一不可。宋代文人也多有曉音識律之人，如葉夢得《避暑錄話》中記載的韓持國與范德孺，或如著名詞人晏殊的“每有嘉客，必以歌樂相佐”，伴著樂聲作詩，是宋人獨特的浪漫。

二、宋代文人的音樂修養

音樂是宋代文人生活中重要的娛樂，音樂的素養也是他們得以迅速倚聲填詞的基礎。這種花間月下的歌曲，在音樂系統上一般被稱為“燕樂”，是唐代大量外來音樂與中土音樂混合后的產物，也常常被鄙稱為“繁手淫聲”、“小詞”。但是客觀上，這種音樂的普及促成了宋代文人音樂素養的提高，也自然會波及到對古琴音樂以及宮廷雅樂的重新認知。

作為一樣樂器，古琴的一切高雅與古淡，還是需要通過音樂來表現，既然是還是音樂，就離不開音高、節奏、調式、調性這些音樂的基本元素。如果說“花間趣味”展現了宋代文人在公開場合外向、娛樂的一面，那么嗜古訪舊、醉心于琴棋書畫的“文仕趣味”則展現了他們高雅的、獨處的、內斂的一面。

《北牌炙裸綠》記載：“東坡待過客談者，奏絲竹之聲聆兩耳，至有終晏不交一，更為待已之厚也。至有佳客，至則屏去妓樂，杯酒之間。”

“杯酒之間”、“終日笑談”這才是蘇東坡對待知己的方式。以琴、酒、詩、書為代表的文人趣味在宋代社會，通常是三五知己聚會時的方式，在這樣的環境中，古琴音樂就成為一種重要的，直通內心的交流媒介。

就宋代文人在古琴音樂領域的培養而言，首先表現為彈奏古琴的人數眾多。在宋人音樂素養普遍較高的背景下，許多文人都精通古琴的演奏，而散落在文學中的琴手的其他材料在宋人的文學詩集中也很常見。

對古琴音樂的培養還體現在對古琴音樂的普遍欣賞態度上。以古琴訪文人，以詩文答題，也是文人在古琴音樂層面進行交流的常態，而這種交流和歌唱，是建立在對古琴音樂所代表的高雅、古老的審美特征的欣賞之上的。

宋代對古琴音樂的培養還體現在對古琴的收藏和評價上。古琴的收藏與評價是宋代古秦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古琴的破紋也已經成為古琴的共同評價標準，古琴的評價體系也在琴的材質、聲音、制作者的評價標準之外，有了更多的“懷舊”的含義。

從宋代開始，文人的文學文集和筆記小說中，開始出現大量對古琴的當代人和前人的評論。歐陽修自封的“六一居士”可以說是文人趣味的代表，古琴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古琴的收藏與藏家的社會經濟地位密切相關。所謂“官昌琴貴”，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很難收藏到有價值的上一代古琴。

在這種收藏中，宋人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將之作為古董看待。隨著收藏者的增多，與之相關的古琴鑒賞經驗也逐漸完善，從琴銘、斷紋、音色等等鑒賞古琴的方法也成為后世的古琴研究與鑒賞的基本立足點。

三、古琴與文人趣味、隱士情結

宋代文人對古琴的喜好，有時并不完全表現在音樂上，更多的是他們一種高尚趣味的體現。文人的趣味包括了多方面的內容，從廣義上講，與他們的知識結構與社會身份相關的娛樂活動都可以稱為“文人趣味”，而在一般人看來，這種文人趣味通俗的說法就是“琴棋書畫”。具體與古琴相關的“文人趣味”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所謂“琴書”自娛。在某種程度上，“琴書”成為文人雅士的精神寄托，與世俗事物對照的一種享受。這種趣味帶來的正是一種優雅的審美境界，古意盎然的精神享受，陶然忘我的隱士之風。

其二，所謂“琴棋”會友。“琴書”的趣味主要還是個人的自娛，而“琴棋”則是文人士大夫之間的一種游戲，也是彼此優游交流的媒介。而相對于“琴書”，“琴棋”則又帶有一些方外的野趣在其中。

其三，所謂“琴鶴”相隨。琴鶴相隨，代表的不僅僅是一種“琴鶴相隨雅有情胡宿”的高雅趣味，更是一種“琴鶴為友朋，出入常拂拭黃庶”這種潔身自好的人生寫照。

《閑居》記載：“卜筑天臺，松竹靚深，侶方外之高士，訪親舊之知音。一筋一詠，有書有琴，村歌社舞時以樂，褚冠云鈉閑以尋。”

在這些文人趣味之中，古琴的意象往往體現為一種“隱士情結”，這是許多文人夢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之一，而當他們在現實中必須為生活奔走，為官職干渴時，歸隱山林往往就成了一種夢想。古琴就為這種歸隱思想或真實的歸隱，提供了一個高雅的文化意象，因而在古琴的有關作品材料中，“隱士情結”就成為古琴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許多文人的夢想之一。

與古琴所具有的“隱士情結”相生相伴的，往往還有一種“貧士情結”。士大夫階層是一個廣泛而復雜的群體，經濟地位也不盡相同。如果身為官僚階層的一員，有著穩定的俸祿，生活境遇自然會好些；如果無意于仕進，隱居山林，若能親自躬耕，自給自足，一般也能衣食無憂。

而一些身居城市而未能獲取功名的文人，或者職位太低而難以養家的官吏，就成為一個“貧士”階層。他們很貧困，但他們卻不是倉卒門隸之徒，戶墉繩樞之子，在此時，古琴又作為一個士大夫的特有文化符號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

然而，對與始終以兼濟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而言，貧窮給他們帶來的除了痛苦之外，也更容易在逆境中展現他們精神的力量與人格的獨立，這當然也是在儒家先哲中可以尋找到的傳統。因而這些貧士雖然身居陋室，卻往往不以為苦，以琴書相伴，而悠然自得。

結語

古琴在士大夫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與“花間趣味”相比，文人的“琴書之趣”體現了他們內斂的，高雅的一面。宋代文人的音樂修養普遍較高，而眾多的古琴演奏者以及對古琴的收藏充分體現了宋代文人對古琴音樂以及文化的喜愛。

參考文獻：

[1]沈約,《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