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以下簡稱“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這個重要論述的一大背景是“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稕Q定》在經濟工作領域提出的總體要求包括，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全會認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方面，《決定》提出了四個具體改革要求，包括加快完善中央銀行制度，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防風險、強監管，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制定金融法，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強化監管責任和問責制度，加強中央和地方監管協同；完善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支持符合條件的外資機構參與金融業務試點。很明顯，《決定》在金融層面的基本要求是，既努力促進金融發展，又強化金融監管；既要突出發揮貨幣金融的宏觀職能，又要改善金融和資金流通的微觀結構功能；既要改革，也要開放?！稕Q定》對今后一段時期金融助力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提供了綱領性的指導方針。

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金融在中國經濟中大踏步地發展，從微至著，為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進入21世紀以來，在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推動下，在突飛猛進的新技術革命驅動下，金融業面貌發生了巨大改觀。在全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的今天，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地位和作用繼續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準確把握金融發展和金融監管的新趨勢，有助于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

以下從五個方面結合國內外經驗概述金融運行和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借以認識現代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定位和作用。

第一，高度普及的銀行網絡與多種機構參與組建的支付網絡已成為社會服務的基礎設施，促使現代金融體系日益增強其普惠屬性，并為政府實施面向大眾的社會政策提供便利的新渠道。若以收息放貸為標志，金融古已有之。在近幾十年以前，世界各地的金融業，包括銀行業在內，服務對象僅為社會部分人群，遠未達到社會普及程度。一些發達國家出現過的一種情況是，廠主給工人發放工資時開出支票，有的藍領工人卻因未有銀行賬戶而不得不委托他人代為兌現，并為此付出高昂費用，例如，面額100美元的支票僅能兌現80美元或更少。近幾十年來，為擴大服務面，許多銀行降低了開戶門檻，一些新型的支付服務機構還極大地推廣了移動支付的普及。世界銀行于2014年首次發布《全球金融發展數據庫》（Global Findex Database），并每隔數年予以更新。2021年發布的該數據庫覆蓋了123個經濟體，其結果顯示許多發達經濟體及若干發展中經濟體已經實現銀行賬戶和支付賬戶的社會全覆蓋，即所有成年人口皆擁有銀行賬號或至少一個移動支付賬戶。各國關于銀行賬號與移動支付賬戶的規定互有差異，在有的國家，移動支付賬戶須關聯于開戶者的銀行賬戶，而在另一些國家，移動支付賬戶可獨立于銀行賬號并可如銀行賬號一樣進行轉賬、消費、儲蓄和投資等。賬戶在全社會的普及為有關國家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面向全體居民直接提供資金補貼提供了便利，有力支持了它們抵御疫情帶給人民生活和社會經濟的不利影響。賬戶普及成為提升政府實施社會政策效力和公平性的強大支撐。不僅如此，對商業化金融機構和科技金融機構來說，它們借助于科技金融、數字金融和人工智能等新工具，大幅降低運營成本，有效控制信貸風險，顯著擴大了普通客戶群體，尤其擴大了對小額零星客戶的信貸服務。對普通民眾而言，低成本信貸和儲蓄及資產保值服務的可得性大大提高了，他們因此大大減少了對非規范金融的需求，避免了昔日常見的高利貸陷阱?？傊?，日益普及的銀行體系及其所關聯的科技金融和數字金融的發展，客觀上踐行了普惠金融的理念，并為政府實施社會政策提供了新渠道和新支撐。

第二，現代金融機構已成為社會成員儲蓄和投資代理的基礎服務提供商，是社會成員貨幣化憑證資產的受托人和管理者，而金融市場的平穩運行則關系到廣大社會成員生命周期的價值保障和生活質量維護。儲蓄與投資是與生俱來的人類行為。在傳統的小農經濟中，家庭儲蓄主要采取實物形式，偶爾也有現金儲蓄（錢幣貯存）。在計劃經濟中，國家和集體經濟組織承擔了主要的社會儲蓄職能，其形式包括實物和貨幣。在市場經濟中，實物儲蓄或現金貯存讓位于貨幣化形式的儲蓄安排，包括個人的選擇性儲蓄（直接途徑儲蓄）和參與集體儲蓄計劃（間接途徑儲蓄）。個人的選擇性儲蓄包括銀行存款和證券投資，集體儲蓄計劃則包括但不限于由國家、企業和其他社會機構發起的各種養老金、社會保險和人壽保險等。個人儲蓄由社會成員自行決定，其決定因素是個人或家庭的收入及財富水平等。顯然，個人或家庭之間的儲蓄意愿和儲蓄水平互不相同，難以一概而論。相對而言，集體儲蓄計劃在很大程度上由國家政策和有關企事業機構的統籌安排所決定，其中雖然也存在個人參與程度上的一定差別，但總體而言它們都具有社會普及性和持續性。在當代經濟中，無論是個人選擇性的儲蓄還是參與集體性的儲蓄計劃，兩者的共性是，有關金融機構將個人儲蓄資金（貨幣化憑證資產）投放于金融市場，旨在通過金融市場獲取投資收益、資產增殖以及流動性支持。在有的國家或有的時候，一些全國性的養老金計劃和社會保險計劃得到財政支持，但越來越多的國家近年來轉向了基金積累制，將參與者的繳費匯集起來投資于金融市場，以金融市場上獲得的投資收益和資產增殖應對當下和未來的給付需求。事實上，早在基金積累制普及之前，商業化的人壽保險公司已作為機構投資者積極參與金融市場上的各種組合投資。簡言之，當代社會的普通民眾已以多種方式參與金融市場投資；在金融體系高度發展的國家里，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事實上已成為普通民眾儲蓄資金的受托人和存放所。

在普通民眾的儲蓄資金大量投放于金融體系的背景下，金融機構的作為和金融市場的運行便成為影響平民百姓當下和未來生活水平（即生命周期的價值保障）的重要因素。年幼者的成長有賴于父母的收入和儲蓄支持，工作者的購房融資和小孩撫養支出等有賴于與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相關的儲蓄及信貸安排，年長者的生活水平維系則有賴于有關養老金和社會保障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穩健運行。由此而論，社會各年齡層次人口都有賴于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的良好運行，為全社會成員提供多種形式的儲蓄和投資收益、資產增殖和流動性支持服務。從這個角度看，現代金融具有服務全體人民的趨勢，具有顯著的人民性和全民性。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的運行直接關系著全體社會成員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參與的各種儲蓄和投資計劃的預期效果，關系著人民福祉和社稷安康。

歷史經驗早已證明，金融體系的運行不僅關系到儲蓄者和證券投資者的收益和資產保值，更重要的是還會影響宏觀經濟的走勢。金融風險的累積及其爆發不僅會危及金融機構，觸發金融市場崩盤，甚或引起經濟收縮和失業增加，且有可能導致社會動蕩和政治變局。不言而喻，金融穩定具有政治性。

第三，發達的金融體系，尤其是繁榮和穩健運行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已成為創新融資的有力工具和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催化劑。早在19世紀工業革命和工業化時期，馬克思就指出，機器大工業化是經濟現代化的基本特征，而“勞動資料取得機器這種物質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3頁）。在工業革命早期階段，“應用自然科學”主要是發明家或企業家的個人行為，其與金融或資本市場的關系不甚緊密。19世紀下半葉以來，尤其在美國等當時新興工業化國家中，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開始為企業和企業家發明家的科研創新提供支持。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美國科學家托馬斯·愛迪生和尼古拉·特斯拉的科研工作和多項發明除了受益于當時已經普及的專利制度，還以多種形式獲得華爾街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20世紀初以來，許多工業化經濟體出現了多種形式的創新融資和資助機構，包括政府基金和專門的風險投資基金。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到來和科技企業的快速增長，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隨之發生革命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包括傳統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商人銀行）和共同基金等，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向科技企業以及普通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提供資助或融資服務；面向科技企業的證券市場也應運而生，它們都極大地促進了各類金融機構和投資基金向創新型企業提供融資服務。投資基金和證券市場（資本市場）的多樣化發展是全球化時代金融發展的鮮明特征。在此背景下，20世紀最后幾十年至21世紀初，科技企業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新興產業遍地開花、層見疊出。盡管一些時候出現過“科技股泡沫”或“互聯網泡沫”等問題，但新的大趨勢是創新與金融互動的關系日益緊密日益重要。

就產業創新和科技創新而言，政府的支持十分重要，而且政府可采取多種手段和工具，包括直接政府投資、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優惠等。這些措施對特定領域中的創新或有極端重要意義，但它們顯然無法取代現代金融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許多創新活動具有分散性、隨機性和商業價值不確定性，難以倚靠固定模式的融資行為，而基于市場原則的金融正好可在此領域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在各國現行的政治經濟框架中，金融對創新的支持還可作為政府政策的重要補充和支撐，兩者之間并不必然存在舍此就彼的替代關系。

新世紀以來綠色金融蓬勃發展的經驗充分證明，即使政府政策有力地促進了綠色經濟的成長，企業綠色轉型仍然離不開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積極支持。政府為綠色經濟制定了基本標準并在一定范圍內提供財政刺激，但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綠色轉型需要有內在動力并盡可能高于政府制定的基本標準，而且主要不依賴財政刺激措施。新世紀以來，ESG的興起正是在金融市場快速發展、大眾投資人理念通過各個投資基金傳遞給企業經營者的反映?？梢哉J為，綠色金融在推動企業綠色轉型方面客觀上發揮了配合政府政策的重要作用。

第四，金融發展促進國民經濟中多元產權結構的形成和發展，助力改善社會經濟的治理結構。工業革命興起之初，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所有權結構是私人企業家，即企業所有者就是經營者，兩者合二為一。在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曾出現一些股份公司，例如荷蘭和英格蘭的東印度公司，它們大多由政府特許，在所在領域擁有壟斷地位，參股者主要是當時社會的權貴人士，普通民眾則無人問津（他們當時亦無財力參與）。20世紀50年代后，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認購股份公司股票并參與股票市場投資，有的是直接參與（即成為股市中的個人投資者或“散戶”），更多的則是間接參與（通過參加社會保障基金和養老金計劃、購買人壽保單以及持有共同基金股份或份額等）。與19世紀迥然不同的是，20世紀后半期以來蓬勃發展的社會保障基金、養老金、人壽保險公司和共同基金等，參與者主體已由過去的富裕人士轉變為社會中產階層和工薪階層。在國民儲蓄中，中產階層和工薪階層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上升成為主導性的角色。20世紀50年代曾流行一種看法，認為“工人消費其收入，資本家賺取其開支”（Workers spend what they earn, and capitalists earn what they spend），意即勞動者不儲蓄，而資本家儲蓄越多則賺錢越多。20世紀的后凱恩斯主義代表人物羅賓遜夫人和卡萊斯基都積極宣揚過此命題。但是，歷史變化卻證明了這個命題的過時。

中產階層和工薪階層以多種方式從事儲蓄和證券投資，給社會經濟的產權結構和公司治理帶來深遠影響。其一，私有產權格局主要存在于小企業，大中型企業的產權結構則日益多樣化。其二，大企業因對資本金需求的快速增長幾乎都已成為上市公司，而在上市之后它們的股權結構高度分散化，單一或少數個人的絕對控股局面極為少見。其三，金融機構和投資基金普遍成為上市大公司的重要持股者，但金融機構和投資基金在行使上市公司或企業持股人或控股人權利時，法律上僅為終極所有人的代理人，那些“終極所有人”就是大量的個人儲蓄者和證券投資人，即社會普通民眾。其四，許多上市大公司給其高管的報酬中包含股份，這種安排的目的在于增加激勵兼容，并非促使高管或員工成為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家”，因為他們所持股份在公司全部股本中的占比微不足道。其五，許多大企業推行職工股，并在董事會中特別安排職工代表席位，這也使得公司治理結構發生顯著變化。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也給社會經濟中的產權結構帶來重要變化。首先，民營經濟產權經歷“自發性”成長階段后，通過資本市場得到進一步發展。其次，國有產權企業通過資本市場擴充資本金，吸收公眾認股，成為事實上的“混合型”所有制企業。最后，國有產權企業與民營企業及其他多種非國有企業在資本市場上互動互促，共同推動企業部門重組調整并進而促進產業升級換代。資本市場在中國的平穩發展正是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重要體現。

金融發展的歷程表明，金融的功能絕不再是簡單地傳送資金，或者說資金融通?，F代金融實際上是一套復雜精妙的產權激勵與約束機制。金融既為社會各階層成員提供流動性支持，同時又為他們提供儲蓄和投資代理服務，維護各方交易者在當下和未來的正當權益。

第五，金融監管成為確保金融體系穩健運行并防范金融風險累積的必要保障。就其歷史和邏輯起源而言，金融機構本來是市場失靈的產物，即人們為了克服金融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發明和改進了諸如銀行這樣的專業化金融機構。金融機構聘用專業人才，運用專業知識，幫助儲蓄者和投資者降低因信息不對稱而可能遭受的利益損失概率。但是，另一方面，金融機構的創立并不消除市場失靈。就銀行而言，銀行的創辦和經營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普通儲蓄者與借款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另一方面也帶來了銀行自身與借款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及銀行自身與存款人的信息不對稱。就銀行與存款人之間的關系而言，由于普通存款人通常難以區分“好”銀行與“差”銀行，他們中間容易出現“羊群效應”，即在聽說某家銀行出問題后，不分青紅皂白地認為其他銀行也會發生類似問題，由此引致不必要的存款擠兌行為。為解決此種市場失靈，政府建立存款保險機制，旨在有效防范存款擠兌，從而避免銀行體系發生連鎖反應和系統性風險。但是，存款保險機制投入運行后，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與信息不對稱相關的新問題又出現了。顯而易見，市場失靈與市場效率一樣是永恒存在，而這就決定了金融監管必需時刻迎接新挑戰，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

新形勢下，金融一方面具有加快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也愈益成為風險聚集之域。金融風險聚集有多種表現，例如，科技手段的發展模糊了金融經營的邊界，一些新金融活動游離于監管之外，一些金融交易客戶的正當權益未受保障；在多因素助漲資產價格的背景下，金融市場上的羊群效應使得資產泡沫有增無減；部分金融機構為追求業績大量從事相互交易，尤其通過金融衍生產品（資產證券化工具）人為擴大交易規模，導致社會資金“脫實向虛”；一些金融機構的資產配置不合理，不良率偏高；金融機構治理結構不完善，投資基金管理人未充分履行誠實代理人（受托人）職責，等等。這些問題不僅要求金融監管擴大范圍并加大力度，而且呼吁金融監管更加重視標本兼治，尤其在改善金融機構治理結構、發揮資本市場“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功能等問題上取得實際成效。

以上關于金融發展和金融監管五大趨勢的概述，表明在未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金融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必將更好地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做好“五篇大文章”，服務于全體中國人民，服務于實體經濟，一方面配合國家政策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薄弱環節提供優質金融服務，另一方面基于市場原則和貫徹金融監管要求實現平穩運行和可持續發展，有力支持多元化的中國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