謚號是指中國古代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人物去世之后，后人按其一生功過進行評定后給予或褒或貶評價的文字，始于西周。對于皇帝來說，最佳謚號為“高”，意思高到無以復加，因此大一統王朝的開國皇帝，多是主謚號為“高”，廟號也多為“太祖”，按照古代稱呼皇帝為廟號加謚號的慣例，一般稱之為太祖高皇帝。

關于文臣的最高謚號，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定義，東晉時期最高的謚號為“文獻”，只有輔佐晉元帝司馬睿開國，營造“王與馬共天下”格局，堪稱開國第一功臣的王導一人享有。唐朝時期則是以“文貞”為最高謚號，宋朝沿用，至北宋仁宗之時，因為宋仁宗名為趙禎，為了避諱，所以將“文貞”改為“文正”，因此自宋代以后，文臣之中的最高謚號被明確為“文正”，可謂是謚之極美，是無以復加。雖然之后“文貞”謚號被恢復，但自此只能屈居于“文正”謚號之下，成為僅次于“文正”的謚號。

因此古代文人步入仕途以后，夢寐以求的是想得到“文正”謚號。正因為這個謚號非同小可，所以歷代皇帝對于“文正”謚號的賜予也是慎之又慎，輕易不會賜予大臣，因此能得“文正”謚號者，往往是有大功勞，還是德才兼備，可以堪當大臣典范，為當時文人所敬仰。

以最后一個大一統王朝之清朝來說，在268年歷史之中，得到“文正”謚號者只有湯斌、劉統勛、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八位漢臣。在這其中帝師占四位。接下來宋安之來說說這八人為什么可以被賜予謚之極美的“文正”謚號，他們有著什么功勞呢？

湯斌身為清朝第一位“文正”，他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并非是死后即被賜予“文正”謚號，他在康熙朝并不得重用，并沒有進入真正的權力核心，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病逝于工部尚書任上，終年61歲。死時還被卷入政治斗爭之中，被明珠一黨攻訐，被康熙帝傳旨責問，雖然這件事沒有愈演愈烈，湯斌也沒有因此丟官，但湯斌死后并沒有得到隆重的身后待遇。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湯斌才被平反，一年后入賢良祠。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帝賜予湯斌謚號“文正”，此時距離湯斌死去已經49年。

湯斌之所以被追謚“文正”，首先他的確是一位正臣，是一位有名的清官，在道德方面他是無可挑剔的，最基本的要求已經達成。

當然更關鍵的原因在于，湯斌還有一大隱藏功勞，那便是他在構建清朝政權合法性過程之中起到關鍵作用。雖說清承明制，但清朝在入關以后，對于漢制或者漢文化的任用，并非是完全融入，有相當一部分守舊派是抵制漢文化，順治帝在攝政王多爾袞死后，親政的10年時間，是大力集中皇權，他身為開明派是敏銳抓住滿漢之爭的矛盾點，是大力提倡漢文化，并且重用漢臣，提高漢臣地位，想要借漢臣之力打壓滿臣，以此集中皇權，因此與守舊派的鄭親王濟爾哈朗和孝莊太后斗爭的很是激烈，最后順治帝英年早逝，遭到守舊派的瘋狂報復，所謂的順治遺詔如同罪己詔一般，是自己將自己罵的狗血淋頭，分明是孝莊太后等守舊派的“杰作”。

年幼的康熙帝繼位以后，輔政四大臣身為守舊派代表，是開始進行滿洲本土化運動，是大力打壓漢臣，這時候清朝如同當年的元朝一般，是無法解決滿漢矛盾，無法真正的使得漢人精英融入這個新生政權之中，如果照此發展下去，清朝就是下一個延續時間不足百年的元朝。

等到康熙帝智擒鰲拜，真正親政以后，他是既想當好八旗最大的主人，又想扮演好漢地天子這一角色，面對三藩的威脅，加之守舊派陸續凋零，因此康熙帝是以崇儒重道作為基本國策，并且提高漢臣地位，以拉攏漢人精英，等到三藩之亂被平定以后，康熙帝更是放心與漢人精英分享權力，使得漢臣可以擠入權力核心。在更早之前還通過博學鴻儒科來拉攏漢人知識分子，意在以懷柔手段爭取依舊心懷前明的知識分子的支持，康熙帝通過種種手段最終使得滿漢矛盾大為緩和，使得清朝沒有成為下一個元朝。

湯斌身為清代理學名臣，兩任《明史》總裁，繼承了晚明以來程朱學對王學的修正，他通過參加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針對漢人知識分子，而下詔舉行的博學鴻儒科的科舉考試，是一舉拔得頭籌，被授翰林院侍講，這一官職還負責給皇帝上歷史課，湯斌以此向康熙帝灌輸了大量程朱理學的精髓，使得康熙帝確定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可以說湯斌在構建清朝政權合法性過程之中起到關鍵作用。不過這個功勞不能擺在明面上，康熙帝也沒有公開贊賞湯斌這一大功勞，而且當時湯斌起到的模范作用并不大，對于康熙帝來說，能將湯斌重用為尚書就已經是天大恩典。

湯斌還有另一層代表身份，他雖然通過博學鴻儒科嶄露頭角，但在此之前，湯斌早已步入仕途，他是順治年間進士，歷任陜西潼關道，江西嶺北道等職。他的出身也“清白”，清朝是打著替明朝報仇旗號入關，而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率軍進攻湯斌的家鄉，其母趙氏便是殉節而死，可以說清朝在大義上是替他報了國仇家恨。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不同于顧炎武等人，湯斌認為朝代更替是正常之事，沒必要愚忠，要造福百姓，要濟世安民，不能拒絕出仕來避世，應該積極步入仕途，成為官員主政一方，便可以真正展現自己的抱負，可以真正的造福百姓，所以湯斌從來不抗拒在清朝為官，因此湯斌可以說是清初積極與清廷合作的漢人精英代表。

總結來說湯斌是道德典范，又有隱藏大功勞，還是清初積極響應清朝統治的漢人精英代表，所以雍正、乾隆時期，為了懷柔漢人精英，加強思想控制，樹立正面典型，湯斌的地位自然步步高升，最后竟被追謚“文正”這一極品謚號。

第二位“文正”劉統勛與湯斌本質上類似，是乾隆帝樹立的另一個正面典型，他死后，乾隆帝在諭令之中是高度評價：“大學士劉統勛老成練達，品行端方，雍正年間耆舊，服官五十余年，中外宣猷，實為國家得力大臣，自簡任綸扉，兼綜部務，秉持公正，眷畀方殷，并命為諸皇子總師傅，久直內廷，勤勞懋著。”

乾隆帝是一位又自信又自卑的皇帝，他不如他父親雍正帝那般以大皇帝自居，漢臣之中，是文有配享太廟的張廷玉，武有“終清世，漢大臣拜大將軍，滿洲士卒隸麾下受節制，鍾琪一人而已”的名將岳鐘琪，他用人的范圍是側重于八旗。像乾隆帝時代清朝開疆拓土，戰事不斷，主要重用的是滿臣和外戚，當然外戚也是滿臣，諸如福康安、兆惠、阿桂等等，可以說乾隆朝是滿臣大放異彩的政治舞臺，漢臣無論文武是有些靠邊站了，在這種情況下，乾隆帝出于平衡，自然更需要樹立一位典型，正好劉統勛有清名，有功績，又得乾隆帝信任和重用，因此便賜予他“文正”謚號。

曹振鏞是清朝第四位“文正”，先拋去帝師，講講這位特殊的“文正”，曹振鏞是一位官場老好人，他為政平庸，并非濟世之能臣，也沒有耀眼的政績，他之所以得到道光帝重用，是因為他小心謹慎，信奉“多磕頭，少說話”之理，并且善于揣摩道光帝的心意，因此是道光帝前期最為倚重的心腹大臣。他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賢臣，并沒有匡補道光帝的過失，而是與道光帝是“臭味相投”，在道光帝失敗的守成過程之中，起到的是加速清朝衰落的作用。

因為曹振鏞太對道光帝脾氣，事事以道光帝為先，因此他死后，道光帝是高度評價：“朕御極之初，特授軍機大臣，十四年余，一德一心，深資啟沃，絲綸首掌，鉅細畢周，夙夜在公，始終如一，實朕股肱心膂之臣，服官五十余年，歷事三朝，身躋崇要，從未稍蹈愆尤，動循矩法，克副贊襄。”并且動情說道“頓失腹心之臣，不覺聲淚俱下”，因此道光帝賜予他“文正”謚號，就事論事來說，這有些名器濫用了。

至于第六位“文正”曾國藩更是不用說，靠地方團練起家，創建湘軍，最終平定太平天國，使得清朝再度延續近半個世紀之久，這樣的不世之功，賜予“文正”謚號也屬正常。

其他四位“文正”皆為帝師，朱珪為嘉慶帝師，杜受田為咸豐帝師，李鴻藻為同治帝師，孫家鼐為光緒帝師。

他們之所以被賜予“文正”謚號，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在于，清朝自雍正時代建立秘密立儲制度以后，使得儲君密定，并且大力限制皇子權力，固然避免再度出現九子奪嫡之事，但也使得密定的儲君根本無法提前培養自己的班底，也沒有太多從政經驗。像雍正帝之前，皇子的權力受到的限制較小，可以提前培養自己班底，因此師傅的作用其實并不大，也不是太重要，而雍正帝之后，密定儲君所能依賴的力量并不多，其中朝夕相處的師傅便是可以信賴的人選，因此帝師的重要性開始凸顯。

乾隆帝剛剛繼位之初，面對張廷玉和鄂爾泰兩大前朝重臣是忌憚不已，因此急忙召回師傅朱軾輔佐自己，乾隆帝初期施政過程之中，受到師傅不小的影響，不過朱軾并沒有輔佐乾隆帝多長時間，在乾隆元年（1736年）便是病逝，對于乾隆帝并沒有起到太大輔佐功勞，加之乾隆帝可謂是冷血的政治機器，他一直力主賞罰分明，并且打壓一切威脅皇權的力量，對于生母孝圣皇后和皇子都是處處限制，所以綜合之下，他并沒有給予師傅“文正”謚號，而是贈太傅，御賜“帝師元老”，賜謚號“文端”，雖然不如“文正”謚號，但是以文字開頭，也是第一等謚號。

等到嘉慶帝時期，情況又不一樣了，乾隆帝在位時期是進一步限制皇子，甚至是吹毛求疵，可以說是到了病態的打壓程度。

像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皇八子永璇和皇十一子永瑆被派往黑龍潭一起祈雨，在這個過程之中，永璇開了小差，私自跑進城去辦事，乾隆帝發現以后，認為他很不自重，并且為了避免其他皇子效仿，最后對永璇和師傅進行了懲罰，還對并未勸阻永璇的師傅觀保和湯先甲進行革職。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的發妻孝賢皇后病逝，當時皇長子永璜只有二十歲，皇三子永璋只有十四歲，年紀輕不說，過世的也不是他們生母，所以表現的自然不傷心，乾隆帝因此勃然大怒，剝奪了他們繼承大統的資格不說，還說道如果他們之后還心懷異意，就親自動手殺了他們，如此雷霆之怒，使得兩位皇子嚇得不輕，直接導致在兩年以后，一直郁郁寡歡的皇長子永璜于憂懼之中病死，可以說是被活活嚇死。

在這種情況下，嘉慶帝不只是小心翼翼，培養不了自己班底，對于嚴厲苛刻的父親乾隆帝的感情其實也并不深，對于朝夕相處的師傅朱珪自然是極其信賴，可謂亦師亦友，還隱隱寄托有對父親的感情。

等到乾隆帝禪位以后，嘉慶帝雖然繼承皇位，但不過是傀儡皇帝，大權依舊在太上皇乾隆帝之手，師傅朱珪身為總督本來被下令進京升為大學士，但因為和珅進讒言，乾隆帝也不想嘉慶帝培養出自己的班底，朱珪反被降為安徽巡撫。

乾隆帝死后，為了清除和珅勢力，真正親政，并且徹底平定白蓮教起義，沒有從政經驗的嘉慶帝不只是重用宗室諸王貝勒，更是急召師傅朱珪入京輔佐自己，此后嘉慶帝常召朱珪咨詢國家大事，很多重要的人事任用，嘉慶帝也多是聽取朱珪建議。嘉慶十一年（1807年）十二月，朱珪病逝，嘉慶帝得知訃訊以后是親臨其家祭奠，朱珪四十多歲喪妻，沒有續娶妻妾，一人獨居終老不說，還是一位清官，在道德上可謂無可挑剔，因為住宅寒酸，家門狹小破舊，當時御轎竟然抬不進去，嘉慶帝看見師傅家中如此寒酸，是更為難過，為之慟哭，是賜陀羅經被，晉贈太傅，特賜謚“文正”，朱珪成為清朝第三位“文正”，也是第一位帝師中的“文正”。之后嘉慶帝評價自己的師傅是“半生惟獨宿，一生不言錢。”

嘉慶帝之后，道光帝因為政權平穩過渡，不像嘉慶帝那般遇到諸多挑戰，而且還遇到亦師亦友，處處迎合自己的大臣曹振鏞，所以帝師并沒有凸顯重要作用。

道光帝之后的咸豐帝就不一樣了，咸豐帝資質明顯不如六弟恭親王，但得師傅杜受田出謀劃策最終勝利登基（這個之后單篇文章具體分析），可以說杜受田便是咸豐帝登基的隱性第一功臣。等到咸豐帝登基以后，更是遇到清朝的內憂外患全面爆發局面，內有太平天國，外有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朝幾近亡國，他并沒有從政經驗，也沒有高深的帝王心術，只能依賴師傅杜受田，可以說杜受田當時就是他的救命稻草，師徒二人是小心翼翼的想盡各種方法力挽狂瀾，在咸豐二年(1852年)，黃河決口，杜受田赴山東等地賑災，修治黃河，因為日夜操勞心力交瘁引發舊癥復發，不久病情加重，杜受田病逝，頗有一些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涼之感，咸豐帝得知以后，是大為悲傷痛哭流涕，按照清代制度，賜謚須由內閣票擬，再由皇帝欽定，咸豐帝不待內閣票擬，便是直接為師傅杜受田定謚號“文正”。

杜受田的身后待遇也是高的嚇人，杜受田的父親被加恩為尚書銜，長子杜翰僅僅一年多時間便是由從五品進為正二品大員，在咸豐帝駕崩以后，更是成為顧命八大臣之一，不是之后顧命八大臣被慈禧太后聯合恭親王推翻，杜氏一族肯定可以輝煌更久。

可以說有著嘉慶朝先例，加上咸豐朝加強，所以此后才形成清朝帝師可以上“文正”謚號的慣例，不過當時已是王朝末世，名器濫用不說，還是慈禧太后實際掌握大權，同治和光緒二帝不過是傀儡皇帝，他們二人的師傅，相對來說也沒有那么大功勞，像李鴻藻和孫家鼐，不能說沒有功績，但是并沒有大功績，在王朝末世之中，并沒有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對比晚清中興四大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來說，明顯差的太多，只不過是按照慣例，選擇為帝師代表上“文正”謚號而已。

最后籠統范圍上來說，除卻曾國藩這個功勞太大之人以外，其他三位“文正”也或多或少與帝師沾邊，湯斌身為理學名臣，對于康熙帝影響甚深，可謂實際上的帝師，他還教導過廢太子胤礽，如果胤礽順利繼位，那他就是真正的帝師。

劉統勛和曹振鏞則是擔任過上書房（清朝皇子皇孫上學讀書之地）總師傅，雖然并非具體教導皇子的師傅，也并非是教導的皇子皇孫中登基為帝者賜謚號于他們，而是任命他們為上書房總師傅的皇帝賜予其“文正”謚號，不過籠統來說，劉統勛也算是嘉慶帝師傅，曹振鏞也算是咸豐帝師傅，也勉強稱得上是帝師，當然他們不是憑著這一層關系成為“文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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