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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也是生產力

【今天，“智”才是打開未來大門的鑰匙|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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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儒家兼顧“內圣”“外王”，并以道德為“第一義”，視自然知識與科學技術等形而下的知識是“小道”“末義”。但方以智的出現顯然改變了這一切。他的崛起，和明朝短暫的“文藝復興”有很大關系。但需要反思的是，為什么在科技上起了大早，我們這個國家卻趕了個晚集？但毫無疑問，對今天重視新質生產力的智造時代而言，方以智就像是百年前的精準預言。

采寫+主編/王千馬

圖片/網絡（侵刪）；

編制/大腰精+牛兒響叮當+喲嚯

比起王莽，身為安徽桐城人的方以智，更像是“穿越者”。

盡管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際，但是他飽讀詩書，廣泛涉獵，少有才名。他一生顛沛流離，但頗為傳奇，早歲（1611-1639）為才人士子、詩酒狂生，中歲（1640－1652）為忠臣孝子、行吟屈子，明清鼎革之際出家為僧，只為堅守遺民志節；晚歲（1653－1671）游走于世出世間，會通儒釋道三教，出世還傳救世方。而究其本色，乃一哲人學者，當與顧黃王并列“清初四大家”。但不管如何，好學不倦的方以智，涉及到的學術領域極廣，一生著作有一百多種，但大多遭禁毀和佚失，存世和新發現并整理出來的有《通雅》五十二卷、《物理小識》十二卷、《藥地炮莊》九卷、《易余》二卷、《切韻聲源》一卷，另有《浮山文集》（前后編）二十二卷，以及《方子流寓草》一卷等，基本收入了《方以智全書》，目前學界仍在搜集、整理和補編。

【方以智|來自網絡】

你很難想象，他曾經寫過了《物理小識》一書，全書共十二卷，內容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生物、醫藥、農學、工藝、哲學、藝術等諸多方面。這里面就包括，他在實證的基礎上接受了地圓說；在討論天體運動軌道問題時，根據西方用望遠鏡觀天發現金星有周相變化的事實，提出了金星、水星繞太陽運行的正確猜測；在醫學生物學上，他引入了西方的解剖學，介紹了骨骼、肌肉等方面的知識，這在當時都是很前衛的……要知道，經過了充斥著“閉關鎖國”這一字眼的中國近代史的割裂，我們學習的物理、化學，都像是西人的主導。而方以智的出現，無疑也印證了我們這個國家，其實自古就有科技的傳統，就有睜眼看天下的作為。我們中國在現代科學的發展上，其實也曾有過自己的位置。

事實上，如果回過頭，看我們在陶瓷、絲綢、茶葉、制藥等各大技藝上有著無與倫比的優勢，像由失臘陶范鑄造法成就的青銅制造工藝就遠遠領先西方的步伐，遑論影響天下的火藥、指南針等四大發明。文明是交流互鑒的。沒有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歐洲國家可能就無法開啟自己的“大航海時代”；沒有中國人發明的造紙印刷術，西方文藝復興或許還要遲滯更漫長的時間。

甚至，有人認為，西方的工業領頭羊、蒸汽機革命的技術起源，其實就來自中國，利用了中國的木制風箱原理，只不過將其改變成金屬制品。還有，西方哲學的邏輯思維，計量標準，都晚于中華歷史。

但另一方面，在西方熱熱鬧鬧進入工業革命，并逐漸以鐵甲船替換我們的帆船時，我們卻很久不識方以智了，從明末清初的紛繁雜亂，再到清末民初的被動挨打，方以智以及以方以智為代表的科技力量，在時代車輪反復碾壓之下，似乎已經消失殆盡。只是到清末時，像魏源、林則徐、鄭觀應等有識之士再次睜眼看天下，才讓我們恍然覺得，方以智并不曾離去，他還依舊在影響著國人的心智。

今天的我們，需要重拾方以智，除了借此提振我們自信的同時，也時刻告誡自己，我們需要在科技上繼續發力，繼續前行，這樣才能對得起前人的苦心，和后人的厚愛。

在這里，我們特意請到桐城文史研究學者、《方維儀傳》作者陶善才，來談談他眼中的方以智，以及重提方以智，對今天的意義。

王千馬VS陶善才

方以智背后的方氏家族

王千馬：您作為桐城文史研究研究者，也對方以智家族投入了莫大的溫情，曾寫過《方維儀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方維儀正是方以智的胞姑。

陶善才：文運通，則國運通。我對方以智家族的關注，不僅僅是因為方以智本人作為“明末四公子之一”，是與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并駕齊驅的杰出學者，更重要的是，他所在的家族——桐城桂林方氏，更是明清桐城五大文化世家之一，出現了方學漸、方大鎮、方孔炤、方維儀、方苞、方觀承、方東美等諸多名人，他們在桐城地域文化乃至中國明清時期傳統文化的構建和傳承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比如，現在的人們已經普遍知道方苞是桐城派的開創者，是桐城派鼻祖，但學界可能還非常關注“桐城方氏學派”，這個學派早于桐城派，也可以說是桐城派的源頭，其奠基人是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學漸，成員都是方學漸的子孫和相關姻親，而方以智是這個學派的集大成者，直到清初，該學派才分化后，分別與清代的漢學、宋學合流。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方以智的出現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他體現的是一個文化大家的經年累月的底蘊積累的過程。

您也注意到了，在我剛才提及桐城桂林方式家族代表人物時，也提及方維儀。比起她的后輩，也是桐城派三祖之一的方苞，乃至身為中國哲學家的方東美，她的名氣沒那么顯著。但是她是桐城這塊文化熱土的名媛代表，也是一個深受家學熏陶，年少即博得才名，卻一生坎坷悲苦而又不愿向命運屈服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體現了桐城女性的包容、堅韌。清初詞壇領袖陳維崧，曾在其《婦人集》中稱贊：“桐城姚夫人，無大師（方以智法號無可）姑母也。酷精禪藻，其白描大士尤工。所著《清芬閣集》，文章宏贍，亞于曹大家矣。”這位桐城姚夫人就是方維儀。和她有得一比的，是弟媳，也就是方以智的母親吳令儀，同樣被稱譽為“詩字琴畫刺繡，種種精絕”。

某種意義上，正是家學傳承，影響了方以智。除了書畫之外，作為姑母，方維儀在很多地方都極其具有母儀閫范，比如她十七歲嫁給同鄉文士姚孫棨為妻，姚病故，而遺腹女也夭折，遂守志婆家清芬閣。大概是因為家學及個人際遇，她的“清芬閣”，經常聚集一班才女，寫詩作畫，品評歷史，關懷現實，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最早的名媛詩社；她還公開寫詩強調忠孝節義的家風，并寫詩鼓勵侄女方子耀“峻節垂青史，百世為母儀”……這些無不深刻地影響了方以智。

【方維儀《羅漢圖》|來自網絡】

方以智早在12歲就因母親去世，又因父親方孔炤長年宦游他鄉，而跟隨在方維儀的身邊。她不但在盡一位母親般的撫養子女的責任，而且還在盡一位家庭教師般的教育子女的責任。《桐城方氏詩輯》卷一方維儀小傳中即記其“教其侄以智，儼如人師”。而所教授內容，如方以智曾寫，“智十二喪母，為姑所托，《禮記》《離騷》皆姑授也。”“歷八年所，無間色矣。”總之，她用她的母性撫慰了侄子喪母之痛，又將自己的全部知識悉心傳授給方以智，以盡為師之本份，更重要的是，她還時時關注侄子在未來的成長。也正因為方維儀的撫教和培養，這個出生于官宦世家、青少年時代曾經是詩酒狂生的方以智，才逐漸成長成熟起來來，走上了屬于自己的學術道路。

王千馬：有些奇怪的是，跟著一位傳統世家名媛長大的方以智，是怎樣擁有了自己的科學思維和探索精神。

陶善才：對此我也曾寫過一篇文章，提及到方以智的科學思維和探索精神的形成。在我看來，它應該源于方童年時代就有的“好窮物理之癖”。

童年時，他曾隨父宦游閩海，受熱愛西學的父親的影響，也常擺弄光儀，做過“小孔成像”實驗。后來，方以智提出一種樸素的“氣光波動”學說，認為光不走直線，并據此批駁了外國傳教士有關太陽直徑有日地距離三分之一大的說法，這是前無古人的學術貢獻。他對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對于聲音的發生、傳播、反射、隔音效應，對于色散、煉焦、比重、磁效應等諸多問題的記述，都領先于同時代人。澤園讀書時，他還制作“觀玄儀”以觀天文，造“木牛流馬”探求機械原理；流寓金陵時，也曾向西方學者“問歷算奇器”，仿西文作漢字字母“旋韻圖”。

傳統儒家兼顧“內圣”“外王”，并以道德為“第一義”，視自然知識與科學技術等形而下的知識是“小道”“末義”。而方以智的知識觀則有了重大轉折：視自然知識與技術為獨立的專門學問，提出“智統一切”“三德首知”這一與儒家仁知關系相反的命題，強調知識的準確性與可驗性。可見，方以智是明末清初能夠洞見傳統儒家知識觀弊端且在理論與實踐上對其加以改造的重要學者。

有趣的是，方以智的《物理小識》在17世紀晚期傳入日本后，影響很大，被評價為“當奈端（牛頓）之前，中國誠可以自豪的”著作，以至于日本學者據此把Physics譯為“物理學”，這個譯名后來又傳回了中國。

王千馬VS陶善才

明末科技知識的大繁榮

王千馬：作為“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在哪些方面吸引您？您又如何看待他的價值？

陶善才：被稱為“南國儒林第一人”的王夫之，曾與方以智惺惺相惜，稱“桐城閣老”方以智（因方以智曾任南明永歷東閣大學士，故有“閣老”之稱）“姿抱暢達，早以文豪譽望動天下”。當代學者蔣國保認為，“方以智是桐城方氏學派的代表人物，在理論上高出明末其他各派，對中國傳統的樸素辯證法作出了劃時代的建樹。”今天，我們談桐城派必談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但往前溯源，也不得不談方以智。

其實對方以智的研究，很早就開始了。像致力于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研究的侯外廬學派就在方以智研究上一度走在了前列。是侯外廬先生挖掘出被埋沒了三百年的方以智，也是侯外廬先生將其定位為“中國的百科全書派大哲學家”。在侯外廬先生眼里，方以智是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上一位極重要人物，并將其思想概括為唯物主義和自然科學以及無神論和唯物主義一元論。侯外廬先生曾經概括國十六世紀中國“出現了四種進步的哲學和社會思潮”，其中一是以王廷相、呂坤為代表的“啟蒙者先驅的反道學的哲學思想”，二是以以王艮、何心隱及李贄為代表的“泰州學派的反封建的異端思想”，三是東林黨人的社會政治思想與人道主義，四是以李時珍、徐光啟、宋應星的著述為代表的“一些杰出的科學家們的與自然科學相聯結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而“方以智雖然是十七世紀初的人物，但它直接和這一派相聯系”。

我也注意到，方以智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徐光啟，也提及他的父親方孔炤：“自徐元扈（徐元扈當為“徐玄扈”，清人為避康熙帝諱，改“玄”為“元”）奏立歷局，而《崇禎歷書》今成矣。老父以學者從未實究，故作《崇禎歷書約》。”反映他們父子兩代對于徐光啟的崇敬之情。

王千馬：上海人對徐光啟應該更有感情。

陶善才：誰說不是呢，他是上海人在科技領域的代表。徐光啟（1562-1633年），字子先，號玄扈，謚文定。萬歷進士，官至崇禎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但比起他的官職，更讓人對他心生敬佩的是，他一輩子都在致力于科學技術的研究，勤奮著述，是介紹和吸收歐洲科學技術的積極推動者，為17世紀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比如他和利瑪竇合譯了《幾何原本》，與畢方濟合譯了《靈言蠡勺》。在對待耶穌會傳教士帶來的西學知識，徐光啟整體上是采取接受的態度。今天上海徐家匯的形成，正和徐光啟有很大關系。他曾在此建農莊別業，從事農業實驗并著書立說，逝世后即安葬于此，其子孫都在其墓地周圍聚居，并逐漸繁衍開來。我在這里說徐光啟，其實也是從徐光啟身上，看方以智的傳承。

【徐光啟|來自網絡】

同樣，也正因為有出版有《本草綱目》的李時珍，寫就《天工開物》的宋應星，著《農說》的馬一龍，撰有《農政全書》的徐光啟，編《籌海圖編》的胡宗憲，以及方以智等人的前赴后繼，讓遭受元戰亂巨大破壞，導致科技或文化出現大挫折的中國，有了重新起步的機會。這也讓中國在與處于文藝復興時期，科技文化蓬勃發展的西方比較中，一時不落入下風。當然，這種中國式短暫的“文藝復興”，和明朝后期人口數量的大幅度膨脹，以及東西方文化科技的交流，社會思想或出版書籍的自由環境，書籍制作綜合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等原因有很大關系，它們共同促使明末科技知識的大繁榮。

常常想，如果不是明清鼎革，方以智的成就也許會更高，與此同時，中國的科技水平不會因為落后文明對先進文明的打擊，再一次出現停滯。

王千馬VS陶善才

中國為啥起大早趕晚集

王千馬：這是不是也證明我們這個國家，其實很早就有“科技含量”？我們為什么又一度落后于世界？

陶善才：在很長時間內，我們談到“科技”，總是言必西方。潛意識里，總是覺得中華文明是農耕文明，在科技上是落后的。事實上，在工業革命上走在前列的西方，的確在現代科技上創造了很多開篇之作。

但是在傳統科技上，如犁的使用，中國是給世界打了模子。中國的犁是由耒耜（lěi sì）發展演變而成，使用牛拉耒耜之后，漸漸有了專屬名稱——犁。它早在商朝就出現了，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更是隨著冶鐵技術的發展出現鐵犁，西漢出現了直轅犁（它的缺點在于耕地時回頭轉彎不夠靈活，起土費力，效率不高），這也意味著，到了兩漢時期，鐵犁牛耕已經得到推廣和普及。到了唐代，江南地區為適應水田耕作產生了曲轅犁，又稱為“江東犁”。曲轅犁減短了犁架，加裝了犁評、犁壁，讓以前要兩頭牛拉變成一頭牛，且實現了深耕，能讓百姓更容易開墾荒地，提高個體能耕種的面積。這也是中國在農耕文明上一直表現很亮眼的原因。17世紀時，荷蘭人在印尼的爪哇等處看到當時移居印尼的中國農民使用這種犁時贊嘆不已，很快將其帶回荷蘭并傳播開來，惠及了歐洲的農民。

除此之外，二十四節氣的設立，以及在各大名著都會寫到的觀天象，包括諸葛亮赤壁借東風，更是傳統人民智慧的結晶。與此同時，紡織技術更是長期領先世界。尤其是元代，流落到海南島崖州（今海口市）的黃道婆在向當地黎族人民學習紡棉紗、織棉布的技術后，回到故鄉加以推廣和改進，更使彈棉的速度和紡棉的工效迅速提高。在黃道婆的影響和帶動下，松江成為當時棉紡織品中心，所產的“烏泥涇被”名滿天下，推動了長江下游一帶棉紡織業的發展。

【黃道婆|來自網絡】

問題也隨之而來。那就是早熟的農業文明容易讓一塊區域、一個國家有能力也有意愿進行封閉性發展。吳曉波曾在《歷代經濟變革得失》中把一個國家比如成宇宙中的一顆星球，有與世界文明同步的公轉，也有與自身條件相符的自轉。“在農耕文明時期，一個國家若要閉關鎖國、拒絕公轉，必須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土地之廣袤和糧食之充沛足以養活全體國民，二是人口之眾多足以滿足工商生產的市場供求。如果這兩個前提成立，那么，技術的進步很可能會強化——而不是減弱——這個國家的內向與封閉。”這也能解釋為什么到了14世紀的明朝，中國從唐宋還有元時期的對外開放，一下子就迅速轉身成為一個“自轉的小宇宙”。除了“人口的眾多導致了中國不需要技術進步，內需能夠滿足供應，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場”，更重要的是，水稻和棉花的引進與推廣，在“耕”與“織”兩大領域分別解決了技術性的問題，尤其是“棉花革命”將古代中國經濟推拱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并終止于此——它可以幫助專制帝國借助“男耕女織”這一民生方式的推廣，將整個社會平鋪化、碎片化，當社會組織一旦被“平鋪”，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從而對中央集權的反抗便變得微弱無力。這也讓中國自宋代以后日漸奉行的“大陸孤立主義”自此彰顯，與世界的發展趨勢，也逐漸背道而馳。

浙江大學知名社會學專家趙鼎新老師也認為，由于商業發展和繁榮，中國的富庶地區有著較高的生活水準，然而，明清時候的中國，技術創新并沒有鼓勵性的回報，理論/形式理性極不發達；最重要的是，新儒家意識形態沒有面臨重大的挑戰，而商人無法利用他們的財富來獲取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權力從而抗衡國家的權力。與歐洲情況不同的是，晚期中華帝國維持燦爛的商業的原因不是新儒家世界的衰弱和資產階級力量的崛起，而是帝國龐大的領土和人口所帶來的巨大市場和王朝中期特有的長期政治穩定。當歐洲人在19世紀持著現代武器抵達中國時，中國并沒有走向工業革命而是走向王朝的衰落。中國并非自發地邁入現代化，而是被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拖入到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當中。

所以，李劍農在《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就寫到這樣的對比，中國在十八世紀，是清政府文治武功極盛的時代，乾隆帝即位于一七三六年，禪位于一七九六年，他在位的時期，正值英法爭雄于歐陸和印度、北美殖民地；北美聯邦共和國的成立，也是當他在位的后期；法國的大革命，起于他在位的末期。嘉慶帝時代，則為拿破侖稱雄時代。蒸汽機的發明，在乾隆二十九年，到了嘉慶十二年，已應用它造成汽船了。就中國的學術思想來說，此時也算是放了一點光彩。清代最有名的漢學中堅人物，所謂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及其子引之），皆薈萃于此時。他們治學的方法，也是一種極有科學精神的方法，可惜他們的科學精神，全用在故紙堆中，他們的工作還只能比于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工作，對于中國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生活，未能發生若何的影響。其中第一個重要人物戴震，算是很能注意于實用方面（戴氏曾著有《勾股割圜記》等書》，但終為舊時代所謂“王政”的觀念所拘，未能突入近代自然科學的核心……

不得不說，陷入農耕文明的內在封閉，以及為封建的特權專制的思想所束縛，導致中國人在科技的發展上起了個大早，趕了一個晚集。這也就像，我們是誕生了四大發明的國家，但我們的火藥到最后只用作了鞭炮，而沒有去發展槍炮。明時還有紅衣大炮，但到清后，熱兵器卻遠遠落后于世界，甚至得用抬槍去打洋人的軍艦。在這背后，是和世界的交往的斷裂，導致清政府很長時間內沒有意愿發展熱兵器（因為對付國內的動亂，抬槍就足夠了），更重要的是，在原料和工藝上均沒有找到很好的突破口，到1840年前后，清政府年產鐵約2萬噸，僅是英國的1／40，而且鐵的質量很低劣。其次，鑄造技術也很關鍵，當時英國已經大量使用新式鑄造技術和機床加工，而清政府則沒有此類技術。更重要的是，當年的英國人已經有比較先進的開花彈（定時爆炸的榴彈）、燃燒彈、穿甲彈、霰彈等等，但我們只有明末的實心彈和鏈彈（打桅桿用的）……這也導致，在鴉片戰爭之后，我們遇到西方列強總是一敗再敗。

所以，我們今天要想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要重視科技的發展，要重提方以智。一方面，我們要加強與世界的交流，只有跳出封閉的農耕世界，我們才能見識到更廣闊的天空。但另一方面，我們依靠著后發優勢，努力地在科技賽道上進行追趕時，也一定要謹防自己變得過于功利。我們今天之所以在與世界的比較中，依舊被外人所看輕，也在于我們自身的“瘸腿”，在基礎科學上并沒有打下堅實的基礎。所以，我們要像方以智當年寫《物理小識》一樣，從基礎做起，要知道，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機關。應對國際科技競爭、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我們加強基礎研究，從源頭和底層解決關鍵技術問題。這也許就是“無用之用” 。

王千馬：今天，我們在不斷的強調轉型升級，新舊動能轉換，并由此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化。我感覺“方以智”的名字就像今日中國的預言。

陶善才：今天我們再談起方以智，一定會認為他在科學上的貢獻和地位被低估了，在現代自然科學史上，他應該獲得與他實際成就相應的地位和榮譽。他應該是——中國近代科學的開拓者，是中國具有現代科學思維第一人。當然，我覺得重新評估他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繼承他的現代科學思維，以及在各種實踐中落實科創。

幸運的是，清朝末年，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師夷長技以制夷、圖自強；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與民主兩大旗幟，開始思想啟蒙運動，推動社會變革，培養圖存圖強的現代化人才，開啟了中華民族風云激蕩的時代；新中國成立后，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國策，高度重視科技和自主創新，兩彈一星，震驚世界；改革開放后，偉人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興國成為國家戰略，科技投入加大，一大批國家科技項目上馬，工業化信息化快速發展。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科技是核心競爭力，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科技已經與國運緊密相連……不得不說，我們這個國家知恥而后勇，正高舉著現代化的旗幟，向科技進軍，向未來進軍。

今天無疑是一個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正在搏擊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我們需要努力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化。這里面包括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問題，也就是新舊動能轉換問題，換句話說，就是重構提升原有產業布局，用“老樹發新芽”的戰略思維破解發展難題。事實上，我們很多傳統產業都不是夕陽產業，像鞋襪，到今天依舊屬于剛需。我們并不能因為它很傳統，就放棄它們。相反，我們可以像安踏、特步、三六一度等那樣，敏銳捕捉國內消費升級動向的同時，從面料、設計、工藝、流程管理等方面持續創新，像華宇錚鎣集團研發的防水鞋面材料，水流不斷從網眼密布的表面流過，面料另一面卻干燥如初。而面料的上游企業如福建百宏集團，也持續推出防水纖維、仿棉纖維、仿蠶絲纖維、阻燃纖維……眾多新型纖維絲產品。在晉江，有不少紡織鞋服產業建立起自己的創新實驗室，加大研發投入。像安踏就擁有腳型掃描儀、足底壓力測試跑道、三維運動捕捉系統……諸多專業儀器設備，特步則說，“鞋服不僅僅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更是技術特別是高新技術密集型產業。”總而言之，通過新舊動能轉換，通過給傳統產業加入智慧因子，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

當然，我們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新型工業化的機遇，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布局產業鏈。這里面除了要努力催生新形態、開辟新賽道，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而且要強調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在工廠內部，建立智能化的“燈塔工廠”，通過數字化管理系統，實現從上料、零件加工到物流配送全流程無人化生產；而工廠與工廠之間，也要推動要素的流通，2024年廣東提出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目標，實現這一目標，離不開大灣區之間要素流動支持。而上海之所以能在長三角產業鏈條中不可或缺，也在于它與江浙皖等地區的“智動”。

某種意義上，通過智慧，我們從縱向上，可以構建技術、產品、商業模式、新業態、文化等緊密連接的創新鏈條，從橫向上，亦可構建大學、科研機構、中介機構、企業、金融機構等每個創新環節緊密連接的創新鏈條，最終，可以實現產業鏈的提升、生產力的躍升，培育出一批先導性、支柱性、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

當然，使用智慧很重要，我最欣賞方以智的，還是他提倡“函雅故、通古今”，具有“尊疑”和“求實”精神。當年他一方面學習、記錄、傳播當時西方的科學知識，一方面又不是全盤接受，對其中有些自己懷疑的結論，通過實驗或者演算，予以證偽。所以未來的中國，兼容并蓄，但也需要批判地學習，讓世界的智慧很好地變成中華騰飛的因子。

未來的我們，一定不會再起個大早，趕了個晚集。

本文原刊于2024年《上財商學評論》，有刪節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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