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 中共中央在報經共產國際（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批準后，決定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

誰料，會議通知發出沒多久就走漏了風聲。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這是一次在關鍵時刻召開的高規格會議。當時蔣介石正陷入中原軍閥混戰，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出現了統治真空；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后，星星之火已經開始燎原，中共亟需抓住難得的機會，集中全國的紅色精英，共商大計，努力將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全國蘇維埃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參加會議的各大蘇區代表、紅軍代表和各革命團體代表約50人，他們均已啟程，其中，中共中央的代表是向忠發和李立三（當時分別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和實際負責人），紅軍代表是每個軍來兩人，如，江西來的是滕代遠，湖北來的是何長工，他們都是紅軍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會議的規格之高可見一斑。

這是一個徹底摧毀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及工農紅軍指揮中樞的大好時機。蔣介石得到消息后，第一時間責成淞滬警備司令部，懸賞五十萬大洋，務必將參會的中共首腦一網打盡！

要知道，當時的50萬元可不是個小數目，它相當于一家中等規模銀行的全部資產。這次蔣介石真是下了血本！

一時間，上海烏云壓城，劍拔弩張。

這場大規模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最終如期召開，那么，這背后到底又有怎樣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呢？

• 中共特科：精心準備，嚴防死守

會務的準備和保衛任務無疑落到了中共中央特科的身上，此時，特科已從潛伏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第四號政治密查員送來的情報中得知，會議召開的消息已經泄露。

為保證代表安全和會議順利召開，特科面前有四大“攔路虎”，必須盡快解決：

一是會址選在哪？

不算工作人員，僅會議代表就有50人左右，這就要求會場既有足夠容量，又不格外引人注意，同時又能夠便于人員隨時撤離。很自然，租界的鬧市區成為首選。

1930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剛到上海的中央特科成員李一氓（中共黨內少有的大知識分子，解放后成為了中聯部副部長）扮做富商，租下了卡爾登戲院后面白克路上的一棟4層樓房子。

這里是公共租界最繁華地段，靠近跑馬廳，處于派克路與白克路路口,人來人往，熱鬧非凡。

另外，在派克路上，有一家英國人開設的著名影戲院——卡爾登戲院（即日后的長江劇場），這里晝夜縱情，聲色犬馬，可謂是鬧市中心的中心。近在咫尺的白克路，又是一條曲曲彎彎的幽靜小路，兩旁都是普通民居，可謂是鬧中取靜。

為防萬一，特科又在不遠處的英租界愛文義路與卡德路交口另租了一幢洋房，作為會議備選。

二是以什么作掩護？

當時考慮了三個方案：

第一，旅館。這個固然能接待很多人，但所有自己找上門來的旅客卻毫無理由拒絕。

第二，休閑場所。舞廳、咖啡館一類休閑場所同樣也難免閑人進入。

第三，醫院。這個方案最終被采納。

由于醫院的性質比較特殊，來訪者一般都是病人，情況比較單一，所以管理起來也相對方便。在當時的公共租界，設立私人醫院的申請手續也不復雜，進入門檻底，監管也不嚴格。

恰好，特科中有一位小有名氣的柯麟大夫，曾在廣東、上海開過私人診所，辦理這樣的申請，輕車熟路。

另外，在白克路的另一頭，有一家德國人開的寶隆醫院。萬一會議期間真有病人上門求診，也可以及時轉送寶隆醫院救治。

5月中旬里的一天，醫院開張了。當時，一樓是“掛號門診間”，由總務科派人充當門房、賬房，負責接待、應付臨時或偶然闖進來求診的一般病人。二、三樓是供與會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樓是供舉行大會用的會議廳。

三是會議代表如何安置？

會議代表來自全國各地，而且達到的時間不同，也不能許多人一下子都擁到一個地方。太集中了，也會引起人家的疑問。

還有各地來的代表，穿著打扮，跟上海有差距，不協調，非常容易被人看出破綻。特科就在“醫院”附近，還包了一個小旅館，先把代表帶到那里去，用假名登記，作為一般旅客住進去，然后在服裝上作一些調整。女同志穿上旗袍，化一下妝；男同志穿上長袍馬褂。這樣，走在街上，就不那么顯眼，也能融入上海這個大環境。

另外，各地來的代表，中央還要做一些資格審查，確認他們的身份。全都弄好后，再由特科的同志分批帶進會場，努力不引人注意。

四是會議期間如何進行安全保衛？

中央特科在醫院內外設置了三道防線。

第一道防線，醫院工作人員是特科“紅隊”隊員或特科成員。醫生白大褂外掛著聽筒，白大褂內揣著上了膛的手槍。

第二道防線，在會場隔壁由另一特科成員劉鼎（特科情報科副科長，筆者曾在前面的文章中介紹過他，解放后為重工業部副部長）租一套民居。

在“醫院”背后，有一扇打開的窗戶，正對著這棟民居的屋頂。屋頂上還放置了一個梯子，制造出一個自然的撤離通道，萬一發生意外，與會人員可順著梯子就可以進入租下的這個房屋。

這個民居常常高朋滿座，唱片聲、麻將聲不絕于耳。其實，這是為了掩護開會時發出的聲音。

第三道防線，在租界巡捕房對面的東方旅社開幾間房，派人就近監視租界及華界便衣特務的行動；在醫院外圍，周邊馬路上，情報科長陳庚、行動科科長顧順章帶著二科、三科的同志都化裝成小商小販，在周圍擔任警戒。

醫院樓下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以備不測；樓后租了一些汽車，萬一敵人闖來，就點燃汽油酒精，掩護與會人員從樓后乘汽車撤退……

• 警備司令部：見房就查，一個不漏

特科在行動，國民黨上海淞滬警備司令兼淞滬杭“剿匪”總指揮熊式輝也沒閑著，他知道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討好和報答老蔣的機會。

他迅速召集起自己手下的所有密探和特工，懸賞大洋50萬，不論手段，只要結果，務必要在5月下旬之前，將共產黨開會的準確時間和地址搞清楚，并將參會人員一網打盡。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上海淞滬警備司令的密探特務像聞到腥味的野獸嗷嗷叫著傾巢出動。

一張密不透風的大網撒了出來。

起初，密探特務們一無所獲，惹得熊式輝大發雷霆。在普遍撒網后，他決定對公共租界重點突破。

這時，熊式輝的得力干將、政治密查員宋再生主動請纓，要求帶隊對這個地區進行地毯式的搜查，以報答熊式輝這個師兄的栽培之恩。

熊式輝大喜過望，似乎也成竹在胸。那么，宋再生為何要在這時去啃這個“硬骨頭”？為何熊式輝又會欣然同意呢？

這背后有不為人知的隱情。

宋再生是浙江諸暨人，曾因發動武裝暴動被判處死刑，后來通過背后大人物運作，被無罪釋放。

1928年5月，出獄不到一年的他來到上海謀生。9月的一天，正在他走投無路時，偶然遇到浙江同鄉陳大同，從他口中得知，他老爹的拜把子兄弟蔣伯器的學生熊式輝當上了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

陳大同給他支招：準備好1000大洋，孝敬蔣伯器，拜他為師，然后向他保證，以后撈到多少好處，三七分賬。蔣伯器雖然貪財。但此人很重感情。只要蔣伯器出面向熊式輝推薦你，憑你們師兄弟的關系，他一定能把你安排進司令部去，妥妥當一個偵察隊長。別的不說，一年搞點煙土，弄幾萬大洋不成問題，送出去的錢很快就會回本。

果然被陳大同言中，宋再生依計而行，如愿進了淞滬警備司令部成了政治密查員，雖然暫時沒當上隊長，但已經是熊式輝的心腹了。

因此，這次如果能立功，不僅有巨額的獎賞，當上夢寐以求的隊長也指日可待。

更何況平時他沒少給租界的洋人大佬打點，他們儼然已成為“鐵哥們”，這次讓他們配合幾乎是“小菜一碟”，不會“掉鏈子”的。

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獲得熊式輝的首肯后，宋再生迅速挑選了一批得力手下，在與租界當局一番交涉串通后，正式的進入了公共租界，開始進行大范圍的偵查。

一場生死較量也就此拉開序幕。

1930年5月20日上午9時，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在卡爾登戲院后面的醫院里準時召開，與會代表齊聲唱起《國際歌》。

就在代表們熱烈討論相關問題時，急于立功的淞滬警備司令部政治密查員宋再生，也帶著自己手下的密探們，在租借的各個街頭巷尾進行明察暗訪，誓要將所有參會人員一網打盡。

當時的情況可謂“千鈞一發”，好在陳賡通過四號政治密查員能夠隨時掌握宋再生他們的一舉一動。

5月21日，會議進入第二天。與會代表認真聽取中央領導的報告。此時，熊式輝卻已急不可耐，破例同意宋再生與租界巡捕房攜手破案。會議還在緊張進行之時，宋再生已帶著一大群特工和巡捕房密探在租界內展開地毯式搜索，他們采取“見人就問、見門就進”的方式，對所有租界內的單位進行嚴密的排查，意圖發現共產黨代表藏身之處的一些“蛛絲馬跡”。

這是一場生死的時速較量。

此時特科成員和代表們也已做到了最為嚴密的安保措施，大家的神經都已高度緊繃，不敢有一絲疏忽。

左聯代表柔石在《一個偉大的印象》一文中生動記錄了當時的景象：

我們依照被規定的“秘密的生活條例”而發言、講話、走路，以及一切的起居的行動。為了減少椅凳底搬動的聲音，我們是和兵士一樣站著吃飯的。

好在這一天有驚無險，因為巡捕房傳來消息，有工人在租界集會鬧事。宋再生他們只能調轉人馬，去鬧事現場增援。

這一天，終于安然度過。

第三天5月22日更加驚心動魄，租界包探和熊式輝的特務們最終還是把他們的包圍圈縮小到租界的腹地，搜索的重點區域鎖定了在鬧市中心，鄰近跑馬廳的派克路和白克路一帶。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危險在一點一點地逼近。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所有的會議議程還未完成，但有了巡捕房的幫助，宋再生如虎添翼，搜查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短短一個上午，他們基本上把跑馬廳附近的房子搜索了一大半。

到了下午，宋再生和手下已經從派克路的西頭搜到了東頭。他們沿著派克路搜查附近幾乎所有的住戶，不過由于這一帶居住人口較多，因此特務們的搜查頗費了一番功夫。

黃昏時分，一輛汽車突然在白克路口停下，距離卡爾登戲院后面的醫院，只有一個路口的距離，這時從上面下來了一大群氣勢洶洶的的持槍密探，為首的正是立功心切的宋再生。他們下車后并不遲疑，迅速朝著那所特科新開的醫院沖了過來。

此時，相關人員全部集中在醫院里，要想全部安全撤離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醫院內外所有負責安保工作的特科成員都已經悄悄把手伸入懷中，握緊了早已拉開保險的槍，只要一接到信號，就會立刻拼死抵抗。

而醫院四樓后面的一扇小窗，此時已悄悄打開。

就在宋再生領著密探們準備往醫院里沖時，醫院里突然抬出了一個病人，暫時擋住了他們的路。

也就在這時，不知誰高喊了一聲“傳染病，快讓開！”密探們聽后，帶著一臉厭煩迅速離開，才讓這次危險暫時解除。

5月23日，熊式輝終于得到確切消息，會場就在卡爾登戲院后面的醫院里。得到命令的宋再生沖在了前面，他的身后，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巡捕房包探和便衣特務。

但是，整個診療大廳空空蕩蕩。他們搜遍了整棟房子，沒有半個人影。開業才一周的醫院，居然在一瞬間人去樓空。

• 他就是神秘的第四號政治密查員

這次會議之所以能夠順利召開，其實并不是因為運氣好，除了特科成員們嚴密的準備、精心部署外，宋再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他的“積極主動”為大會的召開贏得了時間。

宋再生不是別人，他就是四號政治密查員，中共特科成員。

宋再生，原名宋啟榮。1897年出生在浙江諸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隨著北伐戰爭的推進，宋啟榮被組織派往河南，進入洛陽地委、軍委工作。

1927年，“四一二”政變爆發，全國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洛陽地委也受到牽連，大批共產黨員被駐扎在洛陽的西北軍逮捕。

危急關頭，宋啟榮決定效仿“南昌起義”，發動武裝革命。然而在起義遭到西北軍的瘋狂圍剿，起義失敗，宋啟榮被俘，被判處死刑。在曾任西北軍政治處主任宣俠父的斡旋下，宋啟榮被改判無期。隨后，他又通過國民政府江蘇省主席鈕永建的關系，聯系到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終于被無罪釋放。

這段經歷讓宋啟榮更堅定了他繼續革命的信念，于是，他改名為“宋再生”，寓意重獲新生。

1928年5月，宋再生重回上海，來到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科工作，被安排在第二科（情報科）。情報科的科長，正是大名鼎鼎的陳賡。

此時，發生的兩個大事改變了他的一生。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被叛徒出賣，隨即被捕犧牲。特科很快通過“內線”楊登瀛查實得知，出賣羅亦農的人正是他的秘書何家興。于是，由陳賡帶隊將叛徒處決。

此事讓陳賡意識到，僅僅依靠楊登瀛一個內線是遠遠不夠的，他便找到楊登瀛，讓他想法子在淞滬警備司令部、中統上海站等部門安插釘子。

為何要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安排潛伏特工呢？

這一點也不奇怪。

淞滬警備司令部位于上海徐匯區龍華鎮龍華寺以北的原來的一所兵工廠。1927年白崇禧率國民革命軍進駐上海后，在此設立了警備司令部，不久改稱衛戍司令部，1928年4月又改稱淞滬警備司令部。

淞滬警備司令部是一個關押、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活地獄。無數革命烈士的鮮血，浸透了這里的土地。

據統計，1927年至1937年間，這里被囚禁過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達9000人，慘遭殺害者800多人。

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大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共人士的安全系數，盡可能地減少革命的損失，中共中央特科決定派人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以相機截獲情報，營救同志，嚴懲叛徒。

宋再生到來后，陳賡便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他。

真是瞌睡來了就有人送枕頭。

1928年9月，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改任南京陸軍總部總參事，9月7日，蔣介石任命國民革命軍第13軍副軍長熊式輝為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接著又令他兼任“淞滬杭剿匪總指揮”。

不久，宋再生外出，無意中從同鄉陳大同口中得知自己的老爹拜把兄弟、也是諸暨老鄉蔣伯器正是熊式輝在保定軍校的恩師。

蔣伯器是一個鄉土觀念和宗派意識很強的人，只要拜其為師并給他一定好處，就容易被其舉薦為官。

宋再生通過陳大同出謀劃策，用錢開路，拜蔣伯器為師，在蔣伯器的引薦下，宋再生成功搭上了熊式輝這條線，進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內部，成為“第4號政治密查員”。

此后，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宋再生把自己的胞弟宋啟華也安排進司令部，擔任自己的副手。他們的代號分別為”老宋”和“小宋”，兄弟二人并肩作戰，為保衛中共中央和黨的干部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貢獻。

此后，宋再生利用自己“警備司令部政治密查員”的公開身份，積極同外國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上海公安系統聯系。

不久，他就結識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范廣珍，并且建立了情報交換關系，后來又同公共租界老閘巡捕房刑事股的總探長尤阿根拉上了關系。

不僅如此，宋再生還幫助熊式輝的“朋友”打理生意，更關鍵的是不從中撈取油水，深得熊式輝的“朋友”的賞識，多次在熊式輝面前夸耀宋再生。

與此同時，陳賡還從中協助，將一些過期失效的共產黨文件和情報經由宋再生交于熊世輝，幫他“破獲一些共黨要案”，這樣，宋再生贏得了淞滬警備司令部上下的認可和賞識。

隨著宋再生在上海特工界名氣的增大，也吸引來中共黨內的一些告密者。

1929年初，根據宋再生提供的情報，陳賡、顧順章設計用毒酒除掉了出賣羅邁（李維漢）的叛徒黃歧。

此后又通過范廣珍提供的顧某叛變欲出賣李立三的消息及時通報給了情報科，使特科很快查明后處決了這個叛徒。

難怪解放以后，建國第一任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不止一次對宋再生說：

要不是你，我的腦袋早就沒了。

• 顧順章叛變被捕入獄，解放后隱姓埋名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從上海到武漢，再去鄂豫皖蘇區。完成任務后本應立即返回上海報告，但他卻在武漢不走。4月下旬顧順章以“化廣奇”的藝名在武漢的某舞臺表演魔術時，被一個叫尤崇新的叛徒發現后，立即報告到國民黨特務機關。

顧被捕后立即叛變，供出了大批共產黨員名單，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執行潛伏任務的宋再生、宋啟華兄弟也受到牽連，被捕入獄，判處無期徒刑。

在獄中，他們堅持斗爭，沒有暴露身份。

1941年，宋啟華減刑出獄，他既找不到組織，也找不到自己的大哥，以為大哥被敵人殺害。

于是，他隱姓埋名，帶著家人遷居徐州，干起了販賣中藥的生意。

直到1949年2月，他得知陳賡正率領第4兵團在河南備戰，準備渡江。為了和陳賡取得聯系，他在《徐州日報》上刊登尋人啟事，并公開了自己和哥哥的名字。

陳賡一見到他，就稱贊他哥哥宋再生“為黨立了大功! ”并把宋啟華安排在中原局工作，后來又調到上海工作。

對于宋再生此后的情況，缺少詳實的記載。王鐵群先生在《伍豪之劍》中說宋再生病逝獄中。

2009年9月5日《解放日報》刊登了《神秘的“醫院”》一文，特別提到了一位“四號秘查員”宋再生。身為中央特科一員，他秘密打入敵淞滬警備司令部，為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的勝利召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是，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始終影影綽綽、模糊不清……”，因為我們一直沒能找到一張他的照片。

孰料報道見報后，讀者吳國麟即電告《解放日報》編輯部，說宋再生是他外公，他手里留有兩張他外公晚年的照片。編輯部將照片送上海解放后曾與宋再生共事的王征明（王征明事跡見2009年9月22日《解放日報》發表的《策反江陰要塞》）辨認。王征明確認照片上的老人確實就是宋再生。

其實，宋啟華的大哥宋再生并沒有犧牲。

1934年，在組織的營救下，他順利出獄。但出獄后不久，他也和組織失去了聯系，他想去巢湖拉隊伍打游擊，奈何沒有經費，只好回到上海，隱居了起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宋再生第一時間找到陳賡，還給他送了一筐水蜜桃。當看到這位昔日部下出現在自己眼前時，陳賡感慨不已，把他安排在上海公安局工作，執行反特任務。后來，宋再生出任駐外使節，從事了新中國的外交工作直到退休。

2005年，一百零八歲的宋再生同志安詳去世。

宋再生“事了拂衣去過，深藏身與名”，他是真正的無名英雄，值得我們永世銘記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