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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國民政府十年經營的首都，具有極重要的內政和外交意義。但是令人驚訝的是，雖然南京政府蓄意把戰火延燒到長江下游，卻不曾把南京防衛部署列入整體作戰計劃之中。

考其緣由可能是對上海戰爭過于樂觀，不相信南京會遭受波及。以致南京防衛戰一直要等到上海局勢惡化到無可挽救地步時才被提上日程，顯得萬分倉促。

依據多項記載，南京政府遲至11月14日才首度召集高層軍事會議，商討保衛南京事務。參加者有何應欽、唐生智、白崇禧、徐永昌等人。陳誠在事先已經極力主張不要防守南京，而且也獲得蔣介石初步同意。

但是唐生智自請誓死守城，并且嘲笑華北將領傅作義個人歷史污點，正是他曾經不能與城共存亡。就在會議當天，身為軍令部長的徐永昌還不斷請求蔣介石，去詢問張發奎能夠維持淞滬前線幾日？而在此幾日之中，我方又可以做出何種準備？種種慌亂景象歷歷在目。

兩天之后，中央政府開會決定守南京的辦法，由唐生智出任長官，期望守三個月至一年。汪精衛在國防最高會議上，也報告了政府機關從南京向外地疏散辦法。在過了3天舉行的會議上，雖然白崇禧主張中國今后應該進行游擊戰，但是唐生智認為南京不可以不守，蔣介石也同意。最后與會者認為委員長身為國家最高統帥不宜擔任守城將軍，而唐生智又主動請纓，因此在1937年11月20日政府宣布唐生智出任首都衛戍司令長官。

有趣的是，蔣介石早在南京防衛戰籌備初期就已經認定南京不可守，但是出于感情因素，又不能棄城而去。

雖然此時他已經不再堅持“死守”，而只求多守些時日以便挽救物資，可是何應欽卻指出，僅僅是軍政部一個單位的重要文檔設備就需要100列火車廂方能運走。因此政府的愿望完全不符合現實。

在如此倉促情況下，南京保衛戰的守軍，號稱總兵力11萬人并不是生力軍，除了小部分廣東新來部隊外，大部分是從上海戰場撤退下來的殘兵敗將。而且這些軍隊剛剛潰退到南京，還沒有喘息機會，敵軍就已經尾隨而至，根本沒有時間和力量做出有效的守城布置。當然，唐生智作為守城司令官的失職也是無可推卸。歷來坊間對于唐生智守南京流傳許多風評，成為民眾茶余飯后津津樂道的趣談。

不幸的是，國民政府最高層官員的私人記錄，也佐證了民間傳說的正確性。

比如說，唐生智原本私下推測日軍不會攻南京。因此當許多將領們認為南京守不了20天時，他卻大唱反調說能守三個月。

徐永昌當即認為“此種判斷似又出于軍事政治以外。”徐永昌又聽說唐生智相信密宗，頗多常人所不知者。所以只好無奈地感嘆，“孟瀟（唐生智字）真奇人也。”

事后徐永昌獲得更多信息，得知唐生智耽于迷信，養一個術士在家，平日一切言聽計從。他判斷日軍不會攻打南京，就是相信術士所預言，因此才敢堅決請求擔任南京衛戍司令。連最后棄城的時辰也依照術士指示。因為他本來宣布在12月13日離開南京，但是術士說13是不吉利數字，因此他提前在12日離開，導致守軍突然群龍無首，撤退秩序大亂，增加無謂死傷。

南京政府之所以信賴如此封建落伍的高官擔任防守南京大任，一方面是它急于討好地方實力派加入抗戰陣營，任何人主動請纓它一定衷心歡迎。一方面又是對上海戰爭抱有過高期望，只看到成功而沒有為失敗預作準備，以致在上海大敗之際，只能臨時拼湊南京防務。1937年12月7日，日軍向南京城發起攻擊。面對重炮和坦克的狂轟濫炸，中國守軍不到5日便全面崩潰。依據何應欽報告，最后守城號稱有12個師，共12萬人，但是只有一半守軍安全退出，傷亡和陷于城內約3-4萬人，被俘可能萬余人。

再依照白崇禧報告，守城軍在出城渡江過程中，僅僅因為擁擠失控就造成七八千人死傷。

用不著說，蔣介石也對南京戰事感到痛心疾首。他在日記中寫道，“敵軍實無攻京決心，惟我軍太無力量，敵人雖欲停止，亦不能止矣。”

到了1937年年底時，他回顧南京守城時又寫道，“南京撤退各師長當時實情令人痛憤，此余用人不當有以致此，唐生智始終為誤國之徒也。”

1938年初，蔣介石依然悔恨不已，再度宣泄紙上，“去年防守南京總司令不委唐生智，則敵或不敢攻京也。否則十一月杪敵國必不以陶德大使轉達和平條件。及見我委唐守京，則敵即爽約猛進矣。以后應知，無將不如不作守城之計也。”

但是和其他喪地失職的地方實力派高級首領一般，唐生智也沒有受到嚴重懲罰。在日軍尚未兵臨城下的空擋中，南京政府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故宮搬到南京的古物共一萬五千箱搶救出城。

總體而言，所謂南京（首都）保衛戰”實在無需被當做是一次單獨戰役來理解。

它只有一個模糊的、連政略都談不上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不可輕言放棄首都。但是在事先沒有經過慎密參謀作業，它也不是大戰略的一部分，既沒有建立戰斗序列，也沒有戰術指導。有的只是一群精疲力竭的殘兵敗將，在撤退中倉皇被拼湊在一處，在一個無勇無謀而又貪生怕死的司令官統領之下，胡亂度過極度混亂的一周，隨即成為悲慘的犧牲者，還殃及一大群手無寸鐵的平民老百姓喪生在日軍屠刀之下。

陳誠在事后的評價是唐生智既不知國軍力量，又誤判敵人意向，加上“求出風頭”，造成一次失敗。純從軍事眼光而言，它只是淞滬戰爭的尾聲。

然則國民政府所承受的軍事和其他損失是什么？

經過淞滬戰爭和南京保衛戰相繼失敗后，到1937年底，南京政府遭受了兩個不同的損失。

一個最明顯而且世人皆知的損失，是花費十年辛苦經營（1928-1937）所建立的所有重要的文化、商業、經濟、工業和政治中心，在一夕之間付諸流水。

這120天（8月13日-12月13日）殘酷激烈戰斗都是在長江下游，中國過去幾年現代化成果最精華的地帶進行的，而國民政府也動用了幾乎全部中央精英部隊。根據王世杰接到的報告，國軍投入淞滬一個戰場的兵力相當于整個華北戰場的兵力，可謂是國民政府全部的軍事資源。

由于大多數中央軍被布署在最重要據點，而采取的又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步兵戰術，因此在整場戰役中中央軍傷亡最為慘重，約有30萬士兵戰死在上海。

在南京保衛戰中，國軍傷亡速度更為驚人。在4-5天內，10-12萬守軍全盤瓦解。在華北，當許多地方實力派部隊潰散竄離戰場時，中央軍也遭受了慘痛傷亡。至1937年底，中國部隊共損失了37-45萬人，約占當時全國作戰總力量的1/3至1/2。

依張發奎估計，從全國各地調來的精英大概喪失一半以上。陣亡者大約三分之一，受傷和重傷者三分之一。被俘和失蹤人數很少。換言之，開戰時動員的兵力幸存者不到三分之一。另據何應欽報告，國軍從開戰到1938年3月15日，官兵傷亡總數是49萬余人（傷和亡大概各半）；日軍傷亡為18萬余人。中日軍隊的傷亡比例是2.5:1。

開戰前中國陸軍號稱共177個師，總共約2百萬人（官佐136000人，士兵1893000人）。抗戰爆發初期，中央軍配備德國武器的有80000人左右，在淞滬戰役中，中央精銳部隊損失60%以上、低級軍官傷亡10000人。戰前10年間所訓練的軍官，在這一次戰役，損失10%，造成斷層。

以上這些資料并沒有精確性，一方面是戰前的基本資料從來就不精確，一方面是戰敗軍隊根本無法統計損失。

另外一個則是當時并不顯眼而后患無窮的損失，那就是它的長遠政治后果。無可置疑地，長江下游戰敗的軍事結果，是南京政府在德國顧問團，協助下建設出來的軍事力量，基本被摧毀殆盡。

而少數積極響應政府抗日救國號召的地方實力派部隊（廣東，廣西）也承受了不同程度的損傷。相對而言，那些不肯參戰，或是只做出參戰姿態但又推三阻四不肯出兵的地方實力派，則成功地保全了實力，并且鞏固它們的地盤。

就在這120天之內，在“舍身殺敵”和“口頭抗日”的兩股軍事勢力之間，其關系就因為“量”的變化而產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

從全國軍隊組成比例而言，在華北和華東戰場奮力抗敵的部隊無不遍體鱗傷，亟需療傷復原，而那些逃避作戰的軍隊，卻安然無恙地突然變成了中國軍隊的多數派。這個翻天覆地的轉變將會對此后整個抗日戰爭七年時期的黨政軍狀態產生千絲萬縷的后果。

依據一項估計，抗戰開始時期，中國軍隊的組成大約是中央直轄部隊共計編成35個調整師，24個整理師。它們在編制上大體成型，但是訓練程度參差不齊。武器配備更不能和少數的精銳部隊相比較。

而地方實力派軍隊犖犖大端者則有：東北軍10個調整師；廣東部隊10個調整師；四川西康部隊26-30個調整師，山西部隊若干師。外加西北（甘肅、青海、寧夏、綏遠）的馬家軍和大量其他從來不曾在南京政府編制內，而遍布各省的各形各色地方部隊，和沒有部隊番號的武力團體，無法細究。

到了1937年底，基本上中央直轄的調整師和整理師都已經瓦解或是殘破不堪，更重要的是它們喪失了自己的根據地和生存依附，在此后七年戰斗中成為四處漂浮的客居（寄居）部隊，這個變化又進而逐漸腐蝕了它們的本質。

無可避免地，國軍在淞滬戰爭慘敗及南京防衛戰的無能表現，也使日本信心大增。盡管蔣介石在12月16日再度發表了抗戰到底的堅決聲明，但是日本人認為可以很快結束戰爭，因此請德國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轉遞停戰條件。

在陶德曼調停受到中國政府斷然拒絕后，日本就在1938年1月16日宣布，從此以后將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同時開始籌劃對華進行長期用兵的準備。

但是由于日本主要擔心的是蘇聯動向，因此不敢貿然向中國增兵，只求暫時在中國不擴大戰面。相對有趣的發展是，蔣介石的態度反因為戰敗而愈加堅決。他在1937年11月中旬向政府高層領導人表示，盡管日本有德國意大利協助，但是世界上有英美法蘇與之對立，只要中國抗戰堅持下去，則日本必定陷于孤立。

不久之后，國民政府決定遷至西南大后方，目的就是使日本無法停止戰爭。徐永昌引用蔣介石的話說，“無論國際情形如何好，日本將來如何壞，還須我們自己不茍安腐化，能一心一德，則持久抗戰，復興民族之希望方能達到。”

顯然地，蔣介石的心態已經從在長江下游和日本人決戰，轉移到以中國西南部為根據地和日本進行無止境的纏斗，而且強調必需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指望國際風云變幻，去和日本抗爭到底。

南京政府在處理對日關系過程中，有一點非常明顯，那就是早已把中日戰爭看成是不可避免，但是開戰時機卻需要小心把握。

大致而言，從1934年底開始，國民政府就著手擬定一個長程計劃，要在全國編成60個師新軍，預計完成目標期是1938年底。但是到七七事變時，這個計劃還沒有完成一半。即使完成德國顧問編練的60個師，全國還有三分之二的部隊仍然是地方實力派部隊。但是蔣介石希望這60個師可以大幅提升中國的總國防力量。

開戰之初國民政府面臨兩項艱難的選擇是，在何處抵抗日本人和如何抵抗。

盡管這一消耗戰略的最終目的，是為喚起日本國民的厭戰情緒，同時激起西方國家關注中日戰爭，但是當年的戰略制訂者并沒有期待僅僅是靠一場戰役就能夠實現以上的預想。

相反地，蔣介石宣稱這種作戰方式，將會迫使日本身不由己地陷入在中國全部18省份逐一作戰的泥淖之中。從這個意義去看，則淞滬戰役并不是一場為迅速結束戰爭而挑起的突擊戰役，反而是一個處心積慮長期消耗戰的開端。

最后，南京政府也曾經對中日雙方可動員的軍事資源進行過長期評估，而開辟淞滬戰場的決策肯定受到了這些評估的影響。1937年7月，中國情報部門判斷日本擁有現役兵員50萬人，預備役240萬人，海軍120萬噸船艦（列世界第三位），空軍三千余架飛機。

相比之下，中國海軍只是幾十艘內河巡邏艇，完全缺乏能在海洋上作戰的船艦，空軍只有不足100架性能略好的戰斗飛機。

中國陸軍總兵力號稱182個步兵師，依編制有200萬名官兵，但是實際上可能不到170萬人，而且有大批未經任何整理的部隊，又缺乏受過一定訓練的預備役，因此真正能用于第一線作戰的部隊低于半數。

雖然當時西方觀察家，誤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對全中國的軍事控制程度相當高，但是它實際掌握的僅有10萬人的精銳部隊與20萬人的普通戰力部隊。我們還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即使在兵員滿額情況下，中國步兵師的火力配備約僅日本的三分之一。根據國民政府在淞滬戰爭中最高司令官的報告，即便是德國訓練的中央軍也不能夠和日軍相比。比如說，張治中屬下的中央精銳部隊每個師只有8000余人，而滿額應該是12000人，武器更不能和日軍相比。

而張發奎屬下的部隊是地方部隊改編成為中央軍，設備又不如中央軍，輕武器是中國制造，炮兵更是缺乏。根據一項資料，全國部隊的正規火炮大概只有457門，當然都是小口徑。

更突出的差距是兩國的裝甲部隊、炮兵，機動能力與后勤效率。日軍一個師團配備有24輛戰車、266輛機動車、555輛馬曳車，而國軍一個師卻連一件也沒有。根據徐永昌報告，連中國當時少量的防空高射炮，每門炮都只配有3000發炮彈。在密集發射情況下，幾個小時就會用磬。即使中方將此種有限的軍事力量全部投入到單個大戰場中，除非天運眷顧，否則國軍很難占據任何優勢。

南京國民政府的困境正如一個資金匱乏的窮漢與財力雄厚的大款博弈。

前者基本上只有兩種合乎理性的戰略選擇。要么是采取保守戰略，每次投入小額賭注，期能“積小勝為大勝”，最終扭轉戰略弱勢。要么是采取高風險戰略，在手中牌看似最好時押下全部賭注，期能“一戰定江山”。

當我們將博弈轉化為中日軍事實力較量時，這兩種戰略也會產生全然不同的后果。

保守戰略的優勢在于能延緩敵軍前進勢頭，爭取時間以組建新部隊，開發新資源或贏得外力援助。但是假如中國沒有預備役部隊可資利用，假如訓練新部隊需要花費數年時間，而成效尚且無法預卜，更假如國內沒有潛在資源等待開發，而西方國家在短期內也看不出會施以援助的希望，那么這一戰略對中方來說就缺乏吸引力。

相反地，采用積極進取的戰略卻能產生不同的結果。假如敵軍原本就不打算擴大危機，那么中方堅決抵抗的姿態便能促使雙方迅速達成停戰。而假如敵軍原本就執意擴大戰事，那么積極的抵抗姿態至少也能消磨敵人的銳氣，為中方贏得寶貴時間去著手把剩余資源西撤的計劃。更何況敵國人民的情緒反應還是一個值得期盼的未知數。

因此，在南京政府看來，最初避免全面對抗，而后在內地實行運動戰的戰略隱含有巨大風險。

而如果在開戰初期便堅決抵抗的戰略則至少有兩點明顯優勢。

國民政府若是有更多的精銳部隊去防守上海南岸，阻擊日軍登陸增援，或是早幾日下達撤退命令而井井有條地脫離戰場，它就能以較小的軍事代價換取巨大的政治勝利。既然蔣介石已經把手中的精銳部隊全部投入戰場，他能夠指望的就是更多的地方實力派能夠向上海提供部隊。

當這個設想落空而蔣介石必須把精銳部隊當成是唯一賭注時，他只好依靠自己歷來在戰場上得到的經驗，那就是，勝利成績都應歸功于堅韌不拔的意志力。他所執著的信念，是“堅持最后五分鐘是一切成功的要訣”。

蔣介石這個個人信念很可能最能解釋他為何在11月初依然要求將領們再堅持一段時間，而國際干預只是他能想出來的一個鼓勵部屬士氣的好借口而已。不幸的是，國民政府在上海沒能克服妄念，總以為自己再堅持一段時間就會導致日軍喪失斗志，最終把原本大有希望的政治和戰略勝利徹底演變為一場軍事災難。

回顧蔣介石在1933年初，曾經頭腦清醒地對“雪恥”做出過長程性的規劃。

他在日記中寫道：

但是由于他和主戰派決定在淞滬地區全力反擊日本，到了1937年底所產生的情況是：基本區域（土地人民）完全喪失，基本部隊（中央軍）徹底犧牲，基本組織（政府機構）大幅破壞，基本人才（公教人員）大量流失。換言之，十年辛苦幾乎毀于一旦。在抗戰的后繼7年中，必須在一個陌生環境下營造一個新的基本地區，建立一支新的基本部隊，修復基本組織，和網羅基本人才。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抗戰才能進行下去。

蔣介石在戰敗前夕的10月底，曾經對此前10年的對日戰策做過一個反思，他的分析有幾個重點值得我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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