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是很奇怪的情感，可能意味著智商的降低。

一封流傳甚廣的美團內部信，稱去年有745萬騎手獲得了超過800億的報酬，在中秋這個時間看起來本是一件好事，但很多人在網上來一個簡單的除法，結果得出一個結論，“人均每月不到900，一年收入剛過萬”。

搜一下這樣的言論到處都是，還會配上一句感嘆：心酸！你還會送外賣嗎？這些人的帖子中，充滿了對“剝削”的恨意。

其實，作為一個過渡性很強的職業，這745萬騎手中，不用想也知道大多數并不是專職跑外賣的，但送外賣給他們提供了一個一邊看看機會還可以一邊掙錢的選擇。

根據很多統計數據，外賣騎手的收入是位居藍領前列的。比如：如果一個騎手全年跑單超過260天，日均工作6小時以上，一線城市騎手月收入可以到7354元；三線及一下城市，收入可以到5556元；甚至，也可以只在中午晚上的吃飯高峰期跑個單，三四個小時就能夠獲得較高收入——大家又不傻，如果一個月只能掙900，誰會去送外賣呢？

但是你無法要求“剝削論”愛好者好好學習數學，也無法告訴他們，配送費其實是商家（餐廳）和用戶出的，都給到了騎手，但如果只靠單子上的配送費，騎手的收入不會這么高，還要靠平臺一直以來的補貼。

真正關心騎手的看看財報上的數據就知道了，但喜歡談剝削論的，不會認真看數據，因為數據是反情緒的，而他們最看重恰恰是情緒。情緒會帶來流量，所以吊詭的是，那些仇恨資本、批判剝削的人，盡管是經濟環境的破壞者，自己卻有可能從中得到好處。

很多人相信這種煽動仇恨的剝削論，是因為他們心中，只有這一個對社會的分析框架。大部分人中學后很少讀書，腦海中的“社會理論”，就只有一個“階級分析法”。他們不知道，如何看待工作、自我和世界，還有其他視角和方法。

好幾年前，我就在一篇文章中寫過，在街上看到外賣騎手，我有點羨慕他們，這就是因為我還有其他框架。

那時我想到的是2001年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在青島人才市場擠來擠去，根本沒發現什么工作機會。現在我知道，2001年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帶來大量機會，但是那時沒有“平臺”，那些信息無法抵達到普通人那里。如果能送外賣，我也許就先送起來了。

小時候在河南，我過著真正赤貧的生活。取消農業稅之前，鄉親們的溫飽都成問題。每年麥收之后，最最壯觀的場景是去交公糧。農民們把最好的糧食“交給國家”，他們為自己的勞動自豪，在麥子被評為高等級，他們發自內心高興，很少聽到他們抱怨自己的貧困。

這幾乎是我體會到的世間最嚴重的不平等。這種生命體驗，也是我社會觀察的“分析框架”。我沒有去系統學習過經濟學，但是我認真讀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他們的“階級分析法”沒能說服我——平等是美好的，但是如何達到平等，卻要立足于現實。

后來我碩士畢業，做了非常艱苦的工作。雖然不是每天在“跑單”，但是辛苦和對身體的傷害程度，卻和騎手不相上下。我成為一名夜班編輯，每天下晚4點到凌晨2點工作，時間長達10小時。

查看關于夜班工作的科普論文你會發現，這種工作干幾年就可以完全摧毀人的健康。夜班編輯猝死的新聞，比外賣小哥死亡的還要多，考慮到從事這一職業的人非常少，這份工作簡直可怕。

但是要讓我評價這份工作，我會告訴你：很辛苦，也有一些讓人快樂的成分。我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長，也慢慢融入了城市生活。

那些年，我的勞動所得，和報社的營收增長曲線大概一致。我知道，有人掙得比我多得多，我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罷了。那么，這份工作存在“剝削”嗎？可惡的“資本家”又是誰？

我從沒有思考過這樣的問題，事實上我在路上碰到報社領導，會發自內心地尊稱他為“老師”。他是具體的、活生生的人，一個愛讀書的長者，有他的煩惱和局限，他沒有剝削過我，相反，卻給我指明了人生的一種可能性。

這就是一個“農民子弟”“小鎮做題家”的視角。

前幾天我和《我在北京送快遞》的作者聊天，發現他也有屬于自己的、獨特的認知框架。

胡安焉曾經干過19種工作，包括快遞分揀員、快遞員，他最后不去送快遞了，專心寫作，理由并不是快遞平臺的“剝削”，而是他認為自己不善于給人打交道，送快遞要給客戶打電話，這讓他苦惱。在成都，他想樸樸送菜，“只要送到家門口就行了，下單的人一般都在家。”

他也不認為“文化生產”更高級，談起那些曾經寂寞的寫作，他說，“我送快遞收入高多了。”他對每一種工作都一視同仁，這得益于他父母對他的教育。當初他去酒店當服務員、去加油站工作，父母都是發自內心為他開心。

這是一個城市中低層家庭的認知：養活自己是可敬的。他們從來沒有教他去仇恨“資本家”。

這是我從胡安焉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以一種真正平等的心理對待社會分工，不會因為自己的艱難而自卑，也不好怨恨，而是試著去理解自己，也理解他人。

前一段時間，杭州一位55歲的外賣大哥去世了，引發很多自媒體關注，“外賣單王安詳離世“，這樣的標題多少有一點挖苦他的意思。毫無疑問，他是辛苦的，但是我們已經沒有機會問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我想，如果有孩子在讀大學，他也許會珍惜。

我經常思考那位“55歲單王”的命運。他比我大了不到10歲，如果沒能考上大學，如今的我，或許就是他的同伴。戴著眼鏡，體力也欠佳，我幾乎無法從事那種重體力，如果還能送外賣，一個月能掙幾千塊錢，我不會去恨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