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PROFILE

史安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教授。

朱泓宇，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回溯媒介基礎設施的歷史發展，可以探索重新書寫全球傳播史的路徑。以19世紀、20世紀之交歐陸、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跨洋電報和跨國通訊社為案例，在帝國、傳播與媒介基礎設施互構的“三位一體”系統觀念下，可審視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的建造、使用和擴散，最終建立了以美西方為主導的整全性的全球傳播組織邏輯和規則制度，即全球傳播的“卡特爾化”。中國“數智絲路”寫就新的全球化媒介地方志需要超越這一霸權邏輯，重新錨定自身的角色與定位，參與、引領新一輪全球傳播基礎設施建設。

關鍵詞：媒介基礎設施；全球傳播；電報；通訊社；卡特爾化

全 文

區別于傳統文本、表征與敘事研究，以及以媒介“效果”為導向的行政學派研究，融合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發展傳播學、媒介考古學與媒介物質性研究的“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研究”（GCIS）近來愈發受到中外學界關注。如果說挖掘“作為基礎設施的媒介”，關鍵在于探究媒介特性以何種方式建構了時間、空間、權力、秩序和關系；那么以基礎設施的視野進入全球傳播研究之中，其核心則在于努力挖掘基礎設施何以“潤物無聲”地形構了全球傳播秩序的時空歷史、物質邏輯、權力轉移與秩序更替。

不少學者已關注到當前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的相關問題。例如，借助行動者網絡理論（ANT），思考作為物質基底的海底電纜與國際傳播的關聯，嘗試延展一種國際傳播的“替代性想象”；或是從海底數據中心基礎設施的時空特征等角度，結合數據殖民主義的分析邏輯，呈現出跨域的傳播活動如何嵌入全球與地方政治經濟關系的互動之中。有關“媒介時間性”（media temporality）的研究已經敏銳地捕捉到數字媒介基礎設施在其即時通信、同步協作、復雜的時間管理和不斷提高的傳播速度等特征中逐步創造了新的“時間模式”，構建了“時間基礎設施”，影響了現代生產與生活經驗的節奏，重新塑造了社會關系和合作實踐，以“時間之維”打開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的歷史起源考察，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以跨洋電報與跨國通訊社等為代表的媒介形態對歷史進程的重要影響。

關注“時間”的史學研究不僅需要描述人文社會歷史的現象本身，更重視挖掘其變化前提、變遷過程與發展結果，拒絕任何形式的目的論或必然決定論，追求在事實還原的基礎上對事物發展演化的歷史階段、形態和規律進行總體描摹，實現歷史事實與敘述邏輯的統一。與歷史還原論、預設法相對立，研究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的“社會性、歷史性、過程性”，必須從其內在變化機理入手，回到歷史的客觀現實，實事求是地按事物發展的邏輯理路進行歸納，這是媒介史學研究本質要求，用一種徹底實證的文本分析法，將傳播基礎設施的歷史發展視作一個其本身就有內在邏輯的“思想史對象”。

本文旨在更好理解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的“來龍去脈”，探索重新書寫全球傳播史的路徑。從帝國、傳播與媒介基礎設施互構的邏輯出發，以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跨洋電報公司和跨國通訊社為核心案例，結合中外報刊檔案等一手文獻，文章圍繞下述問題展開：討論全球傳播基礎設施如何起源，又如何連接地理地緣，形塑近現代的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進而，這對理解當前的互聯網基礎設施與中國引領的新基建實踐有何反思與借鑒意義？

一、帝國傳播與媒介基礎設施的互構

從國際關系與國際傳播的角度看，“權力”（powers）的維度至少包括三個方面。分別是現實主義視角下的硬實力、建構主義視角下的議程設置權，以及制度主義視角下的規則制定權。首先，國家權力與自身的軍事、經濟等“大棒+胡蘿卜”硬實力相關，但同時，這也是高度工具主義和行為主義導向的，是一種強迫或要求他國“服從”的意志體現。其次，是從建構主義角度而言的議程設置與議程建構能力。國家可以通過媒介與傳播活動，以及議程建構來凸顯某些優先事項，影響國際事務的運行。再次，是制度與規則的制定權。這是一種更為系統的權力體現，通過制定“游戲規則”來彰顯更為隱性的整體性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電報系統的相關規則制定反映了這種隱性的制度權力。

在如此“系統觀念”的視角下，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法、德等老牌殖民帝國的建立、早期全球傳播體系的形成與“跨域媒介基礎設施”（translocation media infrastructure）的建設，可被視作是三位一體的。這使得傳播活動與媒介基礎設施作為這些殖民帝國擴張的重要抓手，進而連接全球、影響世界。隨著全球傳播體系的形成，對跨洋電報等跨域媒介基礎設施的依賴程度也在加強，更為緊密的“一體化”程度隨之提升，從信息控制到經濟掌控，以外國貸款和政府債券為主要形式的資本流入被殖民的國家和地區，進一步強化后者對老牌殖民帝國的“依附關系”。

把握全球傳播跨域媒介基礎設施的發展，以及整體性的傳播、基礎設施與帝國的“統一體”，需要牢牢扣住近代以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符號（學）轉向”。理解帝國，意味著理解“主權思維”，以及圍繞帝國所運作的一系列權力關系在異質文化與異質語言之間的運作。這是全球性的傳播基礎設施“起源”的政治經濟條件所在。特別是從軍事技術史的角度看，陸、海軍電信系統早在19世紀初就產生了迅猛的變化，其變革在19世紀后半期達到了高峰。“摩爾斯電碼”（Morse code）與“梅耶信號系統”（Myer signal），早在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皮爾斯（Charles Peirce）等現代語言學和符號學創始人之前就享用了“符號”“信號”等名詞概念。隨著現代傳播通信系統的不斷完善，這些概念也連同現代帝國的不斷擴張而逐漸普及，為建立普適化的規范與國際通用的標準奠定了概念基礎。各類國際組織和行業聯盟的興起為構建全球傳播規則和符號系統提供了對話與博弈的舞臺，這也反過來促成了以電報網絡、信號系統為代表的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的加快布局。

二、再思跨洋電報與跨國通訊社的“卡特爾化”

傳統的全球傳播歷史書寫，往往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等年鑒學派史學家影響，在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體系”的框架下描繪近現代以來跨國與跨文化的文明交流，追求信息與符碼在全球范圍內自由而均衡的傳播過程中建立理想的“人際、群際和國際關系”，然而相對忽略“媒介基礎設施”的建設歷史及其重要性（代表性專著包括而不限于美國學者伽摩利珀《全球傳播》、麥克費爾《全球傳播：理論、利益相關者和趨勢》、英國學者達雅·屠蘇《國際傳播：沿襲與流變》，國內學者陳衛星《國際關系與全球傳播》、李彬《全球新聞傳播史》、李智《全球傳播學引論》等）。對跨洋電報、跨國通訊社等電信設備和機構及全球傳播媒介基礎設施的關注，以及挖掘其中存在的不平等交往關系和結構性矛盾有助于我們重新回顧、再寫全球傳播的歷史與理論。

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全球傳播的起源》一書中指出，在“大英盛世”（Pax Britannica）時期，傳播流動的構型加速了“電報帝國”的崛起。帝國的興盛、全球傳播的興起與媒介基礎設施的建設形成互構關系，使得傳播活動也出現了“卡特爾化”的趨勢。針對“卡特爾化”（cartelization）的研究通常集中于政治經濟學或管理學領域。同時，也有從法學層面進行的規制討論。但鮮有從傳播與媒介研究的角度進行思考，也極少有研究將跨國媒介組織或傳播形式，以及全球傳播基礎設施放置在“卡特爾化”的框架下進行分析。

從媒介基礎設施的政治經濟學取向徹底“打開”這一概念：“卡特爾化”是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重要形式，但就傳播與媒介活動而言，它不但包括物質性的基礎設施、電報公司，也包括理念性的網關與協議，還有媒介機構意義上的通訊社，最終建立起一個整全性的全球傳播組織邏輯和規則制度。從不同地區傳播基礎設施的“卡特爾化”過程來看，重點在于對跨洋電報公司展開歷史考察，我們可分別歸納出英國及歐陸、北美與世界其他地區通信市場特點，由此嘗試對這段全球傳播歷史進行補充和再書寫。

（一）歐洲：媒介技術基礎設施的社會化挑戰

1837年，查爾斯·惠特斯通（Charles Wheatstone）和威廉·庫克（William Cooke）等人在英國獲得了電報技術的專利。由此引發的時空觀念的“啟蒙運動”與遠程通信革命迅速在高級別的政治經濟活動中盛行開來，催生了歐洲通信“卡特爾化”的雛形，也加速近代新聞業的興盛。1839年，世界上首條電報線路在英國正式投入運營。但另一些歐洲國家則嚴格控制并阻止普通民眾使用電報。這在法國尤其明顯，當時的法國內政部長曾在1847年宣布，電報是“政治”而非“商業”的工具。在1848年歐洲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法國經濟自由化之后，法國的電報系統才向公眾開放使用。奧匈帝國在1846年建立了電報系統，但直到1849年才允許公眾使用。1845年，荷蘭政府要求惠特斯通在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的證券交易所之間建造一條電報線路，以供給金融需要，這為大型資本進入電報通信與傳播領域帶來了便利。兩年后，西門子（Charles Siemens）為普魯士政府建造了一個電報通信網絡，也為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通信巨頭奠定了堅實基礎，這被寫入電報工程師與電工協會（Society of Telegraph Engineers and of Electricians）的相關雜志中（1875年）。

從一開始，歐洲的電報系統就跨越國界相互連接，并制定了規則來管理技術標準、費率、收入分配、公民的隱私權，以及國家如何審查監管信息，以確保公共性質的倫理道德不被破壞，同時也能保障國家安全。然而，新的通信技術存在不小爭議，是以相對“開放”的方式發展，還是在民族國家嚴格的管控下成為“封閉”的系統，始終沒有定論。在19世紀50年代，這些問題由兩個機構處理，分別是“奧德電報聯盟”（AGTU）和“西歐電報聯盟”（WETU）。但在1865年，它們被合并為國際電報聯盟（ITU）。作為多邊組織，國際電報聯盟站在了法律學者、外交官與媒體從業者的最前沿，努力通過國家間的法律規則，為相關的通信與傳播問題制定多方主體間的合作解決方案。

正如任何一項媒介技術的基礎設施化都會產生更多社會化問題，歐洲通信的“卡特爾化”也埋下了隱憂。隨著越來越多跨國電信機構投入運營，人們普遍認為，圍繞電纜的設計、鋪設和運行的技術問題已經解決。然而，有研究通過考察19世紀70年代之后電報的規劃、鋪設和后續工作，發現電報呈現給投資者的形象并非完全“令人放心”，在電報的結構和管理方面盡管已經達成了廣泛的協議，但其他問題，特別是涉及相關電報工程師的角色和人事關系仍未得到明確解決，這也使得歐洲地區的跨域媒介基礎設施從表象上看完成了初步的“卡特爾化”，但其實質也充滿諸多不穩定性因素。

（二）北美：“卡特爾化”的“崩潰”與“加速”

北美的電報與通訊社服務的發展稍晚一些，從一開始也比“寡頭壟斷”的英國電報業或歐洲國家控制的電報系統更具市場活力和商業屬性。1855年左右，西部聯合（Western Union）開始以迅猛的速度吸收其競爭對手并在加拿大建立了分支機構。公司還與投身于電報事業的紐約出版商塞勒斯·菲爾德（Cyrus Field）建立極為密切的聯系。在“卡特爾化”的過程中，菲爾德和西聯公司之間的關系在并購了多家其他同類對手后迅速升溫，這些對手包括紐約、紐芬蘭和倫敦電報公司等。這些公司共同構成了計劃中的跨大西洋通信系統的核心，該系統將通信從美國的紐約、波士頓和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一側延伸到另一側的倫敦，這使得大西洋兩岸的信息通信系統完全由電報公司和通訊社牢牢把持。但與此同時，受制于基礎設施技術水平，西聯公司的通信市場高度依賴人力性質的“電報員”（telegraphists）系統，路透社在1907年8月17日發布的一則消息顯示，發生于紐約的西聯電報員“罷工事件”便在基礎設施“崩潰”的意義上，給這家公司造成了不小的麻煩。正如席勒（Dan Schiller）所言，追述北美傳播電信歷史，盡管（電報）成為企業財團資本擴張“循環圈”的一部分，但是各領域的改革社團紛紛挺身而出，提出反對性的方案，旨在建構多種集體的，或共同參與式的媒介所有權和運作方式來代替彼時宰制性的傳播體系。

跨洋電報加速了通訊社的報道與新聞分發，有助于龐大媒介帝國的形成與發展。為了搶奪先機，贏得更多受眾，在使用電報之前，美國新聞機構更傾向于在歐洲新聞通過“船只”抵達哈利法克斯時進行捕捉，并加速向紐約和波士頓的媒體和新聞機構傳遞。使用電報之后，他們不再需要等待船只從哈利法克斯到波士頓或紐約的旅程，歐洲新聞在北美新聞界發布的時間縮短了整整兩天。將電報置于統一控制之下具有十足的優勢，與美聯社（The Associated Press）等媒體機構合作也具有必要性，菲爾德又進一步加大了他的收購力度。

美國電報公司（American Telegraph Company）和大西洋電報公司（The Atlantic Telegraph Company）于1854年、1856年相繼成立，成為北美最為重要的跨洋電報據點。前者沿著北美的大西洋海岸線開展運營，后者主要目的是運營計劃中的跨大西洋電纜。這引發了倫敦《領導者》（The Leader）和《華盛頓情報員》（Washington Intelligencer）等媒體的關注，他們于1855年預測，“到1858年，跨越大西洋的倫敦與紐約的通信將在數小時內通過電報得以實現”。通過這些收購，菲爾德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獲得了在上述地區經營電報的壟斷權，這在幾十年里對塑造新生的歐美跨大西洋通信市場起到了基礎性作用。從制度主義強調的“規則制定權”的角度來看，這也賦予菲爾德與西聯公司在與全球其他地區進行信息交換和通信傳播時“打交道”的影響力，促成這一權力走向“卡特爾化”的巔峰。

（三）其他地區：媒介“卡特爾化”的帝國之爭

除歐洲與北美外，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逐步聯通，“信息一體化”進程加快，世界其他地區通信市場與傳播格局也被掌控在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手中。觀察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世界局勢及傳播，“帝國主義”可被看作推動國際傳播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880年至1910年，資本主義帝國政府給予私營的電報公司的補貼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電報公司的資產結構發生變化，國有電纜的規模幾乎翻了一番，從不到10%增加到近20%。帝國間的競爭，以及相伴相隨的“民粹主義”情緒、與電報通信相關的商業糾紛沖突不斷升級。有關殖民地電報的歸屬權問題成為日益“卡特爾化”的帝國之爭的關鍵。據莫桑比克《貝拉郵報》（Beira Post）的報道（1898年），同年蘇丹的“法紹達危機”（Fashoda Incident）期間英國和法國幾乎發生沖突，南非布爾戰爭（1899—1902年）時英國和德國之間的敵意也在不斷發酵，以及摩洛哥危機期間法國和德國產生了對抗，圍繞上述地區的“電報通信權之爭”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帝國主義的信息權擴張仍在進行，九成左右的亞非拉地區都已落入它們的電報通信控制之下。

相較于作為老牌帝國的英、法，德、日和美國的勢力在20世紀初開始壯大，各自都開始制定更加獨立但“專橫”的壟斷性電報通信路線圖。這些處于“遙遠”地區的電報通信路線由帝國把持，但也鼓勵由被殖民國家和地區的國民來控制系統的一部分。1903年，德國和荷蘭在亞洲成立了“德國—荷蘭電報公司”，這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區域性電報系統，滿足了兩國在中國山東和印尼等地不斷擴大的帝國及商業利益。同時，他們也仍然依靠英國和丹麥公司的電報網絡與歐洲進行長途連接。1905年3月7日《申報》報道“德人在（上海）吳淞經營電線公司”消息，“吳淞大北電報公司棧房南，近有德人購買民地數畝起建德國電報公司分棧并筑造鐵水池碼頭等事，擴張上海至膠州海底電線以擅利權”。此外，據《字林報》（1910年），南美阿真廷（即阿根廷）政府也以“委托方式”交由德國電報公司安設沿海電線。1906年，日本由于自己的帝國計劃野心快速膨脹，亦開始鋪設自己的電報電纜，并迅速與英國的大東電報公司和丹麥的大北電報公司等簽署協議，企圖進一步刺激其在亞洲電報通信系統中的收入份額增長。

一戰后列強競相在華發展無線電通信，壟斷無線電通信市場。在電報通信領域，長期存在的帝國宰制和私人控制仍然牢固存在，“卡特爾化”程度依然較深。列強電報進入中國市場，對商業公司和國家行為體之間的關系也有明確的管理規定。德國電報業務于一戰期間在華的壟斷地位突出，且試圖引導歐陸國家間的戰事格局，列強的帝國霸權、傳播掌控與基礎設施的布局“互構關系”可見一斑。

三、地緣政治體系的連接與超越

除了日益加深的“卡特爾化”，跨域媒介基礎設施也在加強地緣關系的聯結，形成“無遠弗屆”、由跨域的媒介基礎設施所連接的傳播地緣政治，這是近現代以來全球傳播的基本格局。跨洋電報公司與跨國通訊社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加劇了傳播活動及其秩序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傳播基礎設施在其歷史初期蒙上了一層殖民主義的光暈。

（一）連接地緣政治體系的跨域傳播基礎設施

跨洋電報公司對全球傳播的影響與所對應的新聞媒體機構密切相關。路透社創始人保羅·路透（Paul J. Reuter）不僅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新聞通訊社，同時也初創了電報和信托公司，旨在對全球的電報與通信事業進行全面控制，制定相對統一的通信標準與傳播格式。特別是在一些大城市，比如19世紀70年代的孟買、香港、上海、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地，還進行了電報系統的業務根據地拓展。

路透社一開始就把商業、貨幣、金融等信息作為自己的報道專長。對于英國和其他歐洲投資者來說，路透社的電報是了解大英帝國最遠角落、最新消息的必備讀物。到1861年，路透社的覆蓋地超過百余個，包括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在內，其中多數都在英國的統治之下。從媒介物質性與傳播網絡的視角來看，彼時的上海成為路透社在東亞日益增長的業務的總部，到19世紀末，南非開始開掘黃金后，開普敦成為路透社全球網絡的另一個“節點”；到1914年，路透社新聞服務形成了三個主要的連接地緣的“鏈路”，覆蓋全球：倫敦至孟買，倫敦經地中海至開羅、亞丁、錫蘭、新加坡最終到香港，以及倫敦至開普敦、德班、蒙巴薩、桑給巴爾、塞舌爾和毛里求斯。與此相類似的還包括法國通訊社哈瓦斯（Havas），也企圖利用相關的電報公司來獲得“化全球”的權力。相較于來自歐洲的通訊社，美國的電報公司與新聞通信事業起步相對來說要晚一些。直到20世紀初期，它們才開始慢慢地體現出在全球傳播秩序與地緣連接中的霸主威力。例如《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的創始人貝納特（James G. Bennett）和《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擁有者古爾德（Jay Gould）分別控制了兩家重要的電報公司：商業電報公司（Commercial Cable Company）和西部聯合公司。

（二）超越地緣：跨域傳播基礎設施的秩序塑造

跨洋電報公司在“連接世界”的過程中，也在悄然塑造著近代世界的秩序格局。更為具體地說，是借助傳播與通信技術這一“看不見的武器”（invisible weapon），建造了一個具有高度殖民色彩的全球新聞傳播網絡。在連接地緣，又超越地緣的意義上，跨洋電報公司的利益往往與帝國擴張的政治經濟訴求高度一致。路透社的成功便與英帝國在19世紀中后期的全球利益拓展密不可分，它甚至被直接稱作是大英帝國的一個“官方機構”。在19世紀70年代，路透社進一步與法國哈瓦斯報社、德國沃爾夫報社（Wolf Press）簽署“瓜分”世界性質的協議，在著名的“聯環同盟”（Ring Combination）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主導角色。就具體業務流程而言，路透社不僅為三家報社框定了歐洲以外世界的“保留領地”（reserved territories），還與本國的其他通訊社或其領地內的其他客戶簽訂合同，加派主要來自本國的記者與通訊員收集、掌控信息，穩固了倫敦作為世界新聞中心的地位，從歷史向度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被殖民地相對缺乏干預能力與應激政策，通訊社與電報公司等跨域傳播基建與帝國主義的霸權統治形成高度互構關系，成為名副其實的殖民帝國“物質遺跡”，保障了大英帝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金融、商業與帝國行動的延續。

盡管哈瓦斯等帝國性質的通訊社也享有了一定的傳播權力，但通訊社之間的“惡性競爭”卻加劇了國際地緣政治體系的弱肉強食，跨域傳播基礎設施的不平等屬性暴露在歷史面前。在1890年，路透社、沃爾夫和哈瓦斯圍繞領地之爭簽署了一項為期十年的新條約，哈瓦斯在激烈的競爭中敗下陣來，中美洲等地雖仍屬于列強的“共享之地”，但埃及等卻成為路透社的“獨家”領土。在超越地緣的意義上，通訊社等跨域傳播基礎設施將領導機構設在歐洲的母國，卻在歐洲以外形成擴張之勢，這與整個19世紀末的“領土殖民主義”（territorial colonialism）密切相關。上述跨洋電報公司及通訊社助長了商業資本與國家相關勢力的增長，所謂“路透指數”（the Reuters Factor）被用以描述信息傳播與商貿交易之間的緊密關聯。在“中心—邊陲”范式的發展傳播框架下，這幫助西方核心國家拓展其“權威”到世界各地并造成一定程度的“動亂”，使得傳播學者，尤其是站在批判側的研究者竭力剖析媒介技術物、傳播活動與帝國政治經濟之間的密切互動，嘗試更進一步在“超越地緣”的層面將跨疆界的歷史語境“前景化”，旗幟鮮明地指出跨疆界的全球傳播史論梳理是理解國際傳播現象及其實踐的一種內生性語境和重要理論視角。

然而，跨洋電報公司與殖民性質的帝國系統也并非完全相融而契合，亦存在一些利益沖突。在新聞與消息供應方面，“合作互惠”與“獨家供應”的二律背反關系始終存在。英國的路透社和美國的合眾國際社（UPI）都面臨“廣泛分銷報紙”和“英、美帝國對新聞源獨家壟斷”之間的矛盾張力。電報公司在調和這一矛盾時起到了關鍵作用。殖民地和英聯邦當局，會不定期地改變電信政策或分配知識產權來調節這層關系，以發揮電報公司作為媒介基礎設施的中介作用。到了20世紀10年代，路透社開始一項帝國新聞服務，該機構與英國政府達成了一項秘密協定，通過其電報將官方信息傳播到日不落帝國的每個角落，作為回報，殖民辦公室每年向其支付500英鎊的費用。一戰期間，路透社與英國外交部達成協議，推出了戰時新聞服務，到1917年，該服務每月在大英帝國傳播約100萬字。與此同時，路透社等通訊社也在發展自己的私人電報業務，增強盈利能力和傳播影響力，在殖民地長期盤踞，壟斷當地的信息通信業務，以提升面對英帝國官方壓力時的議價能力。但無論如何，這都加劇了被殖民地信息自主權的喪失，也使得整個近代世界的信息流通與傳播極為不平衡。

從歷史回到現實，我們需要更好解讀今天更具“超現實”邏輯的“網緣或數字地緣政治”（digital geopolitics）命題，避免走向“數據卡特爾”（data cartels）的不利局面。隱匿于“后端”的大型互聯網公司及其處于“前端”可見的數字服務平臺幾乎壟斷了今天的個人數據流通、全球信息傳播與公共服務，成為基礎設施一般的存在，制定著最新的信息流通服務標準。此外，在南北發展不平衡的歷史語境與現實框架之內，后發國家受新技術宰制的發展難題與治理困局，以及數字地緣政治中的“人工智能內容生產競賽”等，這都可被歸為當下網緣政治傳播基礎設施值得被重點關注和反思的話題。

互聯網時代，全球戰略傳播的基礎設施可分為初級基礎設施和二級基礎設施。前者主要指物質性的設施，包括光通信設施、通信衛星、基站等；后者指的是非物質的基礎設施，包括操作系統、搜索引擎、社交媒體平臺和傳統媒體等。初級基礎設施和二級基礎設施構成了戰略傳播所需要的設備和系統支持，這與百年前有關“電報網絡與通訊社歷史”的討論，乃至軟、硬實力的“配合方式”一脈相承。全球互聯網中基礎設施化平臺的崛起提出了新的研究問題，隨著跨境電子通信已經使信息基礎設施成為一種關鍵資源，主權問題從物理空間和領土超越到虛擬空間與治外法權，事關新的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的治理議題也進入了當下學術研究議程的“深水區”。

至于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媒介技術，其基礎設施的建設、布局同樣需要有“地理—物質性”的理解視角。在美國，服務于大語言模型的傳輸設備、冷卻水、數據中心、計算與電力機制等深度綁定在一起。生長于東南亞的古塔膠木可以加工成古塔波膠，成為制作電纜的絕佳絕緣材料，這便利了跨洋通信與傳播，但也加劇了殖民主義的生態攫取。如果人們站在可以俯瞰整個美國國家安全局數據存儲庫的山坡上，會發現有限的水資源正從干涸的坡面流盡，告別人類的棲息之地，滾滾匯入數據中心，成為數智時代媒介與傳播“不可見”的地緣成本，越來越多的國家與地區追隨數智技術大國，狂熱地加入這樣一場以“不可逆”的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的“AI軍競”，從媒介基礎設施“技術—社會—政治”多維框架入手解讀“智”緣政治，避免人工智能走向壟斷化和生態破壞的極端，需要更具“調控”思維的治理實踐介入，建立健全相關技術監管的跨國機制，以人工智能治理的“國家在場”來保障可持續發展，完善數字空間與數智疆域的戰略布局。

四、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的未來想象

概括地看，回溯“跨域媒介基礎設施”的歷史發展，需要徹底反思、告別“跨”本身的殖民主義、消極內涵與霸權胎記，在全球傳播的未來想象中倡導更公平正義的傳播新秩序，堅持全球傳播史論研究的基本方法，強調傳播、文化與相關技術基建的社會歷史嵌入性、社會主體的能動性。正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技術與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所言，新的機器體系與基礎設施對文化價值與交往秩序實現了重建，全球傳播的研究視角也應作出相應的調整和勘定，在歷史與未來“再書寫”的過程中將全球傳播的不同側面、多重維度與價值思辨展現出來。

進而，應跟蹤并闡釋全球格局過渡期中相關傳播基礎設施“守成霸權”所采用的認知、意義與行動，超越二元對立的“數字冷戰”話語，把握從更為批判性的“媒介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到更為建設性的“平臺世界主義”的演進脈絡與趨勢。如果說跨域的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的歷史“終結”了傳統帝國時代海、陸、空三維地理坐標和認知模式，將第四維的、更具脫域性的傳播行為與媒介技術納入人類生產生活的空間之中，那么，在“網緣政治”的基本格局之下，第五維的信息空間和智媒技術將再次改變人類的聯結關系與全球的發展變局，這將成為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的“未來想象”。

一個更為嚴肅和復雜的問題擺在研究者面前：中國何以超越舊有的霸權體系，尤其是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反思“自由為表，帝國為里”的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傾向，即歷史學者皮茨（Jennifer Pitts）在《轉向帝國》（A Turn to Empire）中所批評的自由主義對帝國擴張的一種潛在支持，以進步和落后對立的二元論對歐洲與非歐洲分屬“文明”與“未開化”進行粗暴的判斷，進而將推動歐洲的道德標準、政治文明與現代化發展擴展至“落后”的非歐洲社會視作所謂被賦予的“職責”。反思之余，中國應以普惠的全球安全治理為視域和全球傳播新秩序為目標，書寫基于自身“數智絲路”與“數智華流”等倡議與實踐的新“全球化媒介志”（globalized mediagraphies），參與并引領新一輪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的建設，錨定自身角色與定位。傳統的媒介研究民族志，或言全球傳播視野下的全球化媒介志研究，更多關注微觀全球史與個人化經驗，但中國的新全球化媒介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在聯通結構的同時賦能個體，繼承歷史的同時開拓創新，踐行“道中庸”的新世界主義理念，不以強迫征服為手段而訴諸秩序共筑和心性培育，建立新的“天下”（ο?κουμ?νη/ oikoumene）秩序，展示出不同于以往國際傳播實踐的數字化文明新形態。

如果我們把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以電報網絡和通訊社為代表的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發展看作“第一次浪潮”，把后續的其他全球傳播基礎設施的歷史，例如廣電通信設備、互聯網基站等建設視作“第二、三次浪潮”的話——顯然，無論是近代中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革開放之后的當代中國，都始終處于“被卷入者”“跟隨者”的角色，那么，當“下一次浪潮”出現，一個嶄新的“全球中國”形象將呈現于世界，中國在新時代的網緣政治格局中又能發揮怎樣的“技術引領者”和“機遇分享者”角色作用，釋放新的建設性動能，并在傳播過程中實現戰略性的發展目標與增效賦能將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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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媒介基礎設施視角下全球傳播史的再書寫——以跨洋電報與跨國通訊社為例》刊于《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9期（第81-91頁）。若下載原文請點擊【閱讀原文】或點擊：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enloEQs_R-kd0wbw5F2KdGNSFz8V6S58ztloJeRKJhPmwAY1igmRFG_ra1W7Wt_mKPf8an9K6bZN_yLxq0k4WHyBINewXLFGB9s0PVSqnaF9lxsj3EUI7JefEJMoQvGpaovNKfvg3i_3NBmfX1DiBABzXkDxSi5LNimERi2c4C68LWrKOIywJ-gkubqN728&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編輯：黃藝聰

審校：孫啟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