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5月，浙江省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向縣政協副主席董三軍約稿，介紹他與《徐謂禮文書》的故事，作為“三親史料”在《浙江文史資料》刊登。

全文如下

引 言

文物界公認與商周甲骨、秦漢簡牘、敦煌經書同等地位的南宋徐謂禮文書，在武義縣熟溪街道胡處村龍王山，與主人生前鐘愛的毛筆、鎮紙、硯臺、印章等靜靜地沉睡了752年。這件國家一級珍貴文物，2006年六月的一天被盜墓賊盜挖，在地下文物市場幾度沉浮，命運多舛，案件偵破和文書完整追回的過程跌宕起伏，堪比扣人心弦的刑偵劇。徐謂禮文書前世巨大的文物價值和今生治國理政的借鑒，隨著時間的流逝，國寶的魅力不斷地發酵。坊間傳播與之相關的各個故事版本，真實與虛構齊飛，真相與演義共長。我曾接受數不清的碎片化采訪。金華市文史委主任程建金先生通知，浙江文史編輯部邀約時任武義縣博物館長（文保所長）的我，將“親歷，親見，親聞”的過程，通過《浙江文史資料》激濁揚清，擦亮這張“文化浙江”的金名片。

我查閱了大量當年的工作筆記、會議記錄和相關資料，結合自己在專案組的四百多個日日夜夜的難忘經歷，盡最大的努力還原徐謂禮文書前世今生的真相，拾遺補漏“廣為人知”事件后面“鮮為人知”的史實。

案 起

2011年1月11日。

接熟溪街道胡處村村民報案，胡處村祖墳山上發現有古墓被盜挖。

2011年1月12日，我帶辦公室主任邵路程悄悄勘查現場。古墓位于離城西五華里的胡處村龍王山，依山而建，坐西朝東，前景開闊，前面是蜿蜒南去的永康江，屬于古人眼中的風水寶地。墓地其實就是個毫不起眼的小土丘，表面并無什么墓葬特征現場周邊有盜洞多處，地面散落石板、墓磚等。盜挖的墓葬距地表約1.3米，墓口石板松動，洞口微張，部分雕琢的石板裸露在外。初步分析，該墓葬或為宋元時期石板墓，其具體形制不詳，盜挖時間跨度較大，應該有些年頭。

回到博物館，我和薛驍百(時任博物館副館長)、邵路程一致認為，當務之急收集該墓葬信息。先確定墓葬的年代，繼而查明主人身份，最后綜合各方面的信息，對盜墓葬性質作出準確的判斷。

我馬上聯系省考古所鄭嘉勵老師(現任浙江省考古所副所長) ，請他提供技術支持。鄭嘉勵老師勘查了墓葬現場，初步結論：該墓葬應該為南宋墓葬。

我們隨即成立由我、薛驍百、邵路程三人組成的工作專班，一邊查閱資料，一邊暗訪周邊的文物市場。

武義縣山川鐘靈毓秀，歷史人文薈萃，根據《宋史》記載，南宋時期武義名人有：正三品大員徐道隆、與王安石、范仲淹齊名的名相馬光祖、官至工部侍郎兼臨安知府的徐邦憲等。徐道隆在保衛安吉時殉國，馬光祖老家在馬府下，排除這兩位名人的墓葬，會不會是徐邦憲？徐邦憲家住縣城西的書臺山附近，根據南宋墓地與居住地不遠的習俗，墓不應該在城東，而應在城西。墓葬主人身份一時難以明了，我們就通過其它渠道收集信息。

兩個多月的秘密走訪，得到了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墓內有可能盜挖走了一些文物，諸如毛筆、水晶鎮紙、香爐、印章、一捆紙（即后來的徐謂禮文書）。令人驚喜的是，一位有情懷的藏家，向我們提供了這捆紙的一張照片(以下稱文書照片）。通過測算，文書約有5米多長，紙質楷書，根據記載分析，南宋信州知州(今江西上饒)徐謂禮。

經過鄭嘉勵老師鑒定，該官牒文書偽造的可能性很小。

查縣志，沒有記載徐謂禮的片言只語，說明徐謂禮雖是官二代，但是正史無記載。人雖無名，文書照片透露出來的信息價值卻是巨大。

案子出現重大起色，我內心十分焦灼。

信息中所謂的毛筆、鎮紙、印章、文書，市場上未見過一件實物，僅限于可能，而且，即使真有，是不是出自胡處村龍王山這個南宋墓葬？即使出自龍王山這個墓葬，文物是否已經流出武義？一切都是未知數。手中文書照片所載的信息文字，是館閣體，偽造的可能性很小，屬于文物重器。如果從自己眼中流失，雖然沒有人會追究自己守土失職的責任，但作為一名文物工作者，一輩子會感到心里不安。

唯一可行的方法，公安立案偵查。經咨詢法律界的有關人士，都認為要公安憑一張照片刑事立案，幾乎不可能。懷著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心情，我嘗試與縣公安局溝通。

武義縣公安局相關人員，認真看了文書照片，聽取了我的情況介紹，明確認為案子無法立案。根據最高檢和公安部的規定，盜挖古墓刑事立案標準，是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及省、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該墓葬連縣文保單位都不是。我提出并非文物保護單位的長沙漢王陵系列盜竊案，古墓群被盜之前，也沒有列為文保單位。公安局解釋，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盜竊的文物三級以上，或者是文物的價值達到一定的數額標準，方可以盜竊文物罪立案。一張照片既說明不了文物的等級，也說明不了被盜文物的價值。

從公安局出來，心情沮喪。雖然不知道照片中的文書價值，憑直覺告訴我這是件重要的文物。放棄追查的理由有很多個，追查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一個文物工作者的守土有責。

苦惱之余，我向時任武義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方憲文同志作了匯報。方部長反復問我，照片文書真實性有幾成把握？文物是不是確定還在武義？你們的秘密調查有沒有走漏風聲？我一一作了詳細回答。

他聽后眉頭緊鎖，半晌才說道：“這個事首先要保密，至于下一步怎么辦，容我先想想，怎么辦更妥。”

幾天后方部長告訴我說，公安同意“以事件調查”方式介入調查。你全方位配合。

此時，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喜。

案 承

2011年3月7日。

我來到了武義縣公安局刑警大隊，接待我的是刑偵大隊長李浩、副大隊長陳海江。在刑偵大隊一間房門緊閉的小房間里，陳海江聽了我的情況介紹后，對一些細節和推測，反復進行了推演，認同了我這不是一樁普通的盜墓案的觀點。

同日，武義縣公安局向金華市公安局匯報后，以盜竊文物罪立案偵查，并成立了由刑偵大隊和博物館聯合專案組。我作為博物館長參與其中。

經過一段時間調查，專案組基本認為墓葬出土的文物還在武義。但怎么找到它，如“大海撈針”，我們經過多次商量決定用“打入敵后”的方法，在古玩市場收集線索。

小縣城有頭有臉的人，你不認識人家，人家往往認識你。小縣城是熟人社交圈子很小，所以深入敵后的人，挑選了剛來刑偵大隊三個月的民警潘冠武(現任武義縣公安局刑偵大隊長)，年輕、帥氣、機靈，關鍵是生面孔，適合扮演愛好收藏富二代的角色。

我安排相關的專家，對潘冠武進行了文物知識培訓，如瓷器的汝、鈞、官、哥、定；如南宋之后的景德鎮、龍泉、婺州窯、乳濁釉、斗彩、粉彩；如字畫的“揚州八怪”“海派四家”等等。文物基本知識速成培訓后，專案組給他配了名包、名牌服飾，還有一輛保時捷卡宴豪車。

潘冠武混跡于武義、永康、金華的古玩市場，幾個月下來，這三地的古玩界沒有一人懷疑過他的身份。

潘冠武尋覓犯罪嫌疑人蛛絲馬跡的同時，鄭嘉勵也在爭分奪秒地論證文書照片的價值。就文書的照片內容，他與中國宋史研究會的鄧小南會長、包偉民會長等業內大家，進行了反復探討，動靜鬧得不小，害得我提心吊膽，生怕風聲外傳。從勘查墓葬現場那天起，我就一直強調保密，生怕風聲走漏，案件一場空。案情碰頭分析，僅限于我、李浩、陳海江三人，案情做到在刑大的走廊上不說，公共場合不說。2011年4月，包偉民教授確定了照片文書的真實性，稱該文書對宋史的研究將產生深刻的影響。京城的業內大佬認為，南宋的官制和政務運作體系，文獻里有記載但從未見實物。憑這張照片就可以寫論文，大步推動南宋史的研究。

鄭嘉勵在后來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南宋徐謂禮文書》后記中寫道：

“當我見到文書照片時，確信該文物無偽造的可能，因為文書的內容就算集中了全世界研究宋史的學者，也無法作偽。董三軍叮囑我們務必保密，作為知情人，卻要保密，是件痛苦的事情。

時間一天天過去，我對案件的進展毫無所知。2011年9月，為搜集武義境內出土的宋元墓志資料，我去武義出差，向董三軍詢問案情進展狀況。我很著急，說，如果案件再無進展，要不，我們先把文書發表了吧，它對史學界很重要。董三軍正色道：‘案情尚在進展中，我們萬勿亂了陣腳，如果犯罪嫌疑人聞風而動，銷毀證據，后果不堪設想?！膽B度斬釘截鐵，我只得悻悻而歸，所能做的，只有期待而已?！?/p>

鄭嘉勵是一個很有情懷的學者，在案件長達12個月的偵查日子里，為案情保密的事我與他曾發生多次的爭論，他在這個后記中寫的只是其中的一次。每次我都感覺到他的期待、焦慮，甚至帶有些許懷疑，案件到底能不能破？每當我看到了面對成果不能表達收獲喜悅的無奈，甚至還有幾分寫在臉上的的焦慮，心想：對不起了，鄭老師。

專家們對照片文書的價值越肯定，我肩上的壓力越沉重。案子遲遲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我們又何嘗不焦炙？設置的多次人贓俱獲的抓捕方案，接二連三鎩羽而歸。中國的抗日戰爭為什么打了八年？重要原因之一，漢奸太多。案子一直徘徊不前，古玩收藏界忽悠太多。我評價古玩界有一副對聯：高手如云，忽悠遍地。

最先發現古墓，并組織盜挖的犯罪嫌疑人王某，與國內文物大盜相比，是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色。他自稱是“文物愛好者”，從某種程度上說，名副其實。從古墓中盜挖出來的一對水晶鎮紙、香爐、印章等小物件，很快就脫手了，但蠟封的一捆紙，打開后見是一卷卷看去像是書法，又與平時所見的古代書法不一樣，里面內容看了又不知道說些什么，不知道其價值。在各大收藏市場詢價時受盡白眼。他們所接觸到的專家見書卷這么新，一口認定是假貨。王某雖然感到委屈，但因來路不正，也不敢拍胸脯爭辯：我親手從古墓中盜出來，難道我盜挖的假古墓？

王某忘了人是分層次的，像他這樣的“文物愛好者”，根本不可能見到圈內的真正大佬，見到的文物市場里所謂專家，大都是以趨利為唯一目的忽悠。

古玩收藏界也有清流，發現文書照片的藏家找到我，非常確定地說：有一件小器物叫盛水器(金屬器)，應該能確定出自該墓葬，對方要價1.7萬元。我說，“太好了，你不露聲色將它買下，錢從我這里先拿去，公安那邊我會對接好，以確保你的安全(根據文物法規定，買賣出土文物是觸犯法律的)?！彼麍詻Q不要這個錢，但把東西買回來交給了我。這個器物打破本案除了一張照片，一直沒有其他贓物的僵局。

案 轉

2011年12月28日。

根據掌握的線索，公安開始收網。當場抓捕19名嫌疑人（其中兩人被判無期），收繳文物書十三卷，其它的瓷器、玉器、古籍善本等文物54件。

當天，武義縣公安局副局長蔡高鳴打電話給我：“三軍啊，這件事情是不是搞錯了，我看這些文書都很新，這哪里像南宋的文物啊。如果搞錯了，抓人容易放人難啊?！?/p>

我馬上趕到刑偵大隊，一眼看到了桌子上擺放整齊的文書，心里不由暗暗吃驚：這么多！

隨即戴上手套、口罩，仔細查看了幾卷文書。

幾分鐘后，我轉過身來，把雙手伸在了蔡高鳴副局長前面，打趣說：“蔡局長，如果文書是假的，你把他們放了，把我拷了。”

接著，我向蔡高鳴等刑警介紹，文書這么新，文物行話叫“真賽假”。在大眾的眼里，文物一定是破爛泛黃、有包漿的。將近八百年的紙張傳到現在，即使保持完整，紙張酥脆，一碰就碎成紙渣，所以，收藏界有“一張宋紙，一兩黃金”的說法。但“真正高等級的文物品相是非常好的，包括書畫，甚至青銅器，好像剛鑄出來一樣，真的比假的還新。”

12月29日上午6點。

專案組用警車把文書送往杭州省文物鑒定中心鑒定。

當天下午三點半，我正與專案組的人一起在武義縣南豐村嫌疑人住所搜查徐謂禮盜墓案的相關贓物，手機響起。浙江省文物鑒定委員會省文物局鑒定站柴眩華站長，急促而又興奮地說道：“董館長，你身邊有筆嗎？我現在講的你最好記錄一下?！?/p>

我說：“有，稍等。”

我立馬摘下手套，從旁邊公文包里取出并打開工作筆記本，“柴站長，您請講。”

“我們專家組13位同志經過認真的分析鑒定、熱烈的討論，得出以下幾條意見：

一、這件文物的名稱，國家一級珍貴文物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以后所有對外發布時，一個字也不能改。

二、這是一個全國罕見的很重大的事件，你馬上向縣委、縣政府的主要領導匯報，就說是我們省里的意思。我已向省局報告，省局馬上會向省委、省政府專題報告。

三、立即采取措施保護好這件重要文物（恒溫、恒濕、避光手段都要上去)，省里會立馬組織專家組趕赴武義。

四、馬上通報公安部門，下大力氣追討同墓葬出土的其余文物。我們也立即知會省公安廳，對這個案件進行全面指導：

放下筆，我那時的心情有一個成語非常貼切，欣喜若狂！

柴眩華還有幾句話，筆記本上沒有記，但一直烙在我的腦海：參加鑒定有幾個專家已70來歲，老專家圍著徐謂禮文書一直在打轉，不停地說道：“研究了一輩子文物，從未見過這樣好的東西。”

12月31日下午2點半，柴眩華站長電話通知我，省文物局已向省委報告（后來有三位省委、省政府領導在報告上作了長批示），省局將于2012年1月4日，組織文物處、省文物鑒定中心專家、省博物館專家、中國絲綢博物館專家一行10余人，到武義現場指導“12.28”徐謂禮文書特大盜墓案后續工作。要求我嚴密監視該墓葬，同時搜集該墓葬洞口附近殘留的裹尸布等和墓葬相關的一切物件。

2012年1月4日，浙江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周仞、周永良、胡濟根、鄭嘉勵等專家在武義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對“12.28”案查扣的文物現場鑒定。除徐謂禮文物書之外，還有一件瓷器被定為國家三級文物。

同日，專家組一行趕赴胡處龍王山案發現場對墓葬進行鑒定，認為該墓葬為宋元時期墓葬，具有重要的歷史、科學價值。各位專家對部分收繳文物及現場周邊收繳的絲織品進行采樣，同時，向武義博物館就文物的下一步保護提出建議意見。

徐謂禮文書，盜墓者以12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北京的一位藏家.這位藏家鑒定出來是假要求退貨，但是錢已被王某等人瓜分，只能退回一部分，北京的藏家扣了四卷，等他們將退回的文書賣了之后再去贖回。2012年7月5日，公安局追回流散在北京的四卷文書。

十七卷文書合一，案子終于塵埃落定。

經文物專家團鑒定，徐謂禮文書是繼商周甲骨、秦漢簡牘、敦煌經書之后又一前所未有、系統豐富、真實可信的宋代紙質文書。國務院參事、中國宋史研究會原會長鄧小南曾評價道：“徐謂禮文書的發現，震撼了國內外整個宋史學界，為我們研究宋史打開了一扇窗，影響深刻，意義非凡?！?/p>

《人民日報》等40多家國家級媒體爭相報道，央視《法制在線》《探索發現》相繼拍攝紀錄片并播出，網絡上各種關于徐謂禮文書的文章、演繹、視頻鋪天蓋地。

2013年，中國宋史研究會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了國家級的徐謂禮文書國際學術研討會，并結集出版了論文集。今年，浙江省社科聯又將徐謂禮文書納入了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項目。

2021年9月5日，為電視劇拍攝我出差到北京，編劇給馬未都打電話，說我在北京。馬未都當時正和中央電視臺合作錄制《國寶100》節目，其中有一講是專門講徐謂禮文書。他沒采訪過我，就開了一個多小時車和我碰面。他之前關于徐謂禮文書的信息都是從紀錄片、短視頻和網絡上各種新聞報道及不斷被演繹的文章中得到的，見面就反復論證徐謂禮文書案件的細節。兩個小時后，我開玩笑道，我在央視紀錄片里講文書被賣到北京后，嫌疑人請姓馬的專家鑒定，馬專家認為是假的。社會上很多人認為這個“馬專家”就是馬未都，我知道不是你。不過，你應該接到不少電話吧？

馬老，畢竟是馬老。呵呵一笑，盡顯大家風范。

（我與馬未都先生碰面為他講解案件細節）

案 合

2012年1月。

我接到省委宣傳部通知，時任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鄧小南，專程從北京趕到武義，就是看徐謂禮文書。我陪同鄧小南會長進入燈光略顯昏暗的老軍火庫1號庫房，她仔細看了擺在桌案上徐謂禮文書，沉思良久，現場一片寂靜。十多分鐘后，她轉過頭來問我：“你覺得這個東西怎么樣？”

我有點緊張，說：“這是有機質類文物，宋紙，極其珍貴，我們文物部門會盡全力保護好她?！?/p>

鄧小南會長說：“不是這個意思，我問的是里面的內容?！?/p>

“內容生僻，很多地方我真的讀不懂?！?/p>

鄧小南會長沉靜地說道：“她改寫了宋史……”

改寫宋史的官場小人物徐謂禮，字敬之，武義人，生于1202年（宋寧宗嘉泰二年），卒于1254年（宋理宗，寶佑二年）。

南宋做官有兩條途經:一是科舉，二是恩蔭。恩蔭又稱蒙蔭、蔭補，是因上輩有功而給予下輩入仕的待遇。

徐謂禮出身豪門。

其父徐邦憲(1159—1214年)字文子，號東軒，師從永嘉名儒陳傳良學。紹熙四年(1193年)中進土第，授為秘書郎，官至工部侍郎，兼臨安知府，時稱“名儒”，卒謚“文肅”。

妻曾祖父林大中，紹興三十年（1160年)中進士第，官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土，簽書樞密院事，嘉定元年(1208年)卒，謚“正惠”。

舅舅陳亮，字同甫，號龍川，“永康學派”代表人物，紹熙四年(1193年)殿試第一，即狀元(徐邦憲為同年省元)，授學書建康府判官公事，未行而卒，謚“文毅”。亦有學者認為徐邦憲并非陳亮的妹夫，但徐邦憲與陳亮“皆為內外兄弟”，有詩為證，足見兩人關系親密。

姻親關系賈似道，字師憲，號秋壑，臺州天臺人，南宋晚期權相。徐謂禮文書中有保狀三十三則《官員舉薦文書》，保舉達70余人，徐謂禮曾經因賈似道叔父賈直夫之請，出面委保賈似道己故父親賈涉“合得恩列三次”及委保賈似道作磨勘收使。

徐謂禮19歲恩蔭入仕，53歲卒于信州知州任上。他51歲時已被朝廷提舉福建市舶(管全省港口貿易)兼知泉州。泉州在南宋時期為全國最大港口城市，其次為廣州，第三為明州(寧波)。可見，徐謂禮雖非科舉入仕，朝廷還是非常重用他的。

但他并未到泉州上任，據文書錄白印紙第八十則《淳祐十二年(1252年)六月知信州零考成》記載，接任信州知州的朝請郎劉仲芳已到任，《交割職事訖》。估什徐謂禮就在離開信州前去泉州就任期間得病，不久去世，歸葬武義。

徐謂禮是一個優秀的檔案局長。一手雋永字毛筆字書寫的文書共17卷，總長32.2m，寬39.5cm，共23000多字，完整記錄了南宋中級官員從中央到地方，從低級到中級歷官及政務的全過程細節，全面反映了南宋中后期政治史乃至其它相關領域的第一手資料，是展示南宋官制及政務運作體系的孤本實物例證。學界此前從未所見，意義非凡。

（部分文書截選）

“錄白敕黃”“錄白告身”“錄白印紙”三部分，完成了南宋“干部檔案”的文書的完美閉合。

錄白敕黃1幅，長348cm，寬39.5cm。共11道。

敕黃是官員的“差遣委任狀”。由尚書省簽發，由于是用黃色凌紙書寫，以皇帝制敕的名義簽發，因此稱為敕黃。

徐謂禮文書的敕黃包含了徐謂禮從19歲恩蔭入仕，到53歲去世的所有任命文書。

錄白告身2幅，長分別為508cm、137cm，寬均為36.5cm，共10道。

南宋官員的告身，通常稱“官告”，為官員階官(行政級別)的任命狀，由三省宰執(正副宰相，樞密院使)等人發署。

徐謂禮文書的告身完整記錄了徐謂禮從19歲至53歲每一個階段官階晉升。

錄白印紙12幅，共80則。

錄白印紙是徐謂禮文書的主體。完整記錄了徐謂禮從嘉定十四年(1221年)以承務郎被擬注監臨安府糧料院起，至淳祐十二年(1252年)，以朝散大夫知信州，近三十年一生歷官所有的“考核表格”，為親友所寫的各類保狀，包括官階升遷，被委任差遣，治績考核，幫放請給(發放俸?)，丁憂守喪等等。

印紙以前只見于文獻記載有此類東西，從未得見實物，徐謂禮文書列為我國獨一無二的瑰寶，實至名歸。

徐謂禮文書所承載的價值并不限于“干部檔案”。2013年4月20日至21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唐宋史研究中心主辦的“徐謂禮文書與宋代政務運行學術研討會”所征集的學者論文17篇，從多角度對徐謂禮文書作了解讀：

鄭嘉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從南宋徐謂禮墓到呂祖謙家族墓地》

小林隆道 （日本學術振興會)《宋代告身的原件和白》

劉 江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中“錄白告身”的類型考釋》

張 祎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徐謂禮<淳祐七年十月四日轉朝請郎告>考釋)》

王楊梅 （浙大城市學院）《徐謂禮告身文書形式探析》

陳文龍 (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從徐謂禮文書看南宋告身和敕黃制度》

曹 杰 (北京大學歷史系)《宋代授官文書的給付對象與范圍》

劉后濱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宋代政務文書中‘三省制’程式的特點及其意義》

虞云國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中的押字》

余 蔚 (復旦大學歷史系)《南宋后期東南軍需供應與兩淮浙西發運司》

楊 芹 (廣東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從<徐謂禮告身>等文書再看宋代制授官及相關政治體制》

李全德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從<武義徐謂禮文書>看南宋時的給舍封駁-兼論錄白告身第八道的復原》

王 剛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宋代印紙的概念流轉程序》

魏 峰 (杭州市社會科學院)《宋代印紙批書試論》

王 宇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與南宋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再認識》

胡 坤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從入仕到初任滿替-以對<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所載相關文書的考察為中心》

周 佳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南宋基層文官履歷文書考釋-以浙江武義縣南宋徐謂禮墓出土文化書為例》

2024年5月，浙江省社科聯又將徐謂禮文書綜合研究列入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項目，由4部專著(重點項目)組成。分別是：

王 宇 (浙江省社會科院)《徐謂禮文書與南宋政治制度研究》

王楊梅 (浙大城市學院)《徐謂禮文書與當代宋史研究》

魏 峰 (杭州市社會科字院)《徐謂禮文書?？贬?/p>

（附徐謂禮年譜）》

董三軍 (武義縣政協) 《徐謂禮墓隨葬品研究》

面對斐然的研究成果，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鄧小南說：“徐謂禮文書的研究才剛剛開始?！?/p>

為了讓徐謂禮文書能為大眾所見，也為研究者提供優越的環境，2019年5月24日，武義縣人民政府斥資2億元建造的武義縣博物館正式開館，一樓1號廳為徐謂禮文書的專題陳列廳。原件陳列室以庫房的標準設計，引進了當今全球最尖端漢氏柜，保證文物在漫長的歲月里，始終如新。

（圖為武義博物館現址）

2021年4月，武義縣博物館被浙江省文旅廳、浙報集團授予“浙江省十佳影響力博物館”。

2020年12月，“徐謂禮文書”被浙江省文旅廳授予與西湖并列的浙江省首批78個文化IP項目。2021年，公安部將徐謂禮文書案列為全國文物類四個典型案件其一。

（圖為徐謂禮文書原件陳列室）

“參古”是為了“定法”，“望今”是為了“制奇”。徐謂禮文書研究，已不局限于南宋官制與政務運作體系本身，更重要的是對當代社會治理體系的思考與借鑒意義。

中紀委、中組部、中央黨校等多批次來到武義博物館，圍繞部門的工作職責，研究徐謂禮文書中記載的關于南宋官員的到任、交割、考課、保狀、服闕(丁憂)制度的運行情況。

中紀委的政研室主任，對南宋朝廷對官員一年一考核內容為“清、治、勤、廉”四項產生了極大興趣，并與我們國家現行對干部一年一考核的“德、能、勤、績、廉”作了對比與分析。

中組部幾次來到武義博物館，2023年11月還成立了課題組，重點研究南宋官制中的官員之間的交割、保舉等選拔任用制度，并以“古代官員離任交接制度與新時代探索”(暫定)為內容出版研究成果，供全國各地組織部門學習。

徐謂禮文書前世是黯淡的，出土后的今生是燦爛的。文書命運起承轉合尚留一絲遺憾，被盜的文物除文書之外，還有毛筆、鎮紙、硯臺、印章等，至今下落不明。特別是印章，據罪犯交代，是成套的，具有非常重大的文物價值，相信總有一天，會與文書完成最后的合璧。

2020年5月。

徐謂禮文書在浙江省博物館展出，省博物館展覽前言中寫道：

徐謂禮文書是武義的傳奇，浙江的寶藏，更是國之瑰寶。

2019年4月10日。

時任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袁家軍，考察了武義博物館后說：“看了徐謂禮文書，確實很震撼，要繼續做好文書的保護研究工作，深入挖掘文書價值，將其打造成為“‘文化浙江’的金名片，‘文化浙江’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