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東在11.11宣傳中邀請脫口秀演員楊笠參與營銷，引發了京東男用戶的抵制。10月18日，京東官微對此道歉，但這又引來京東女用戶的抵制。

楊笠以在脫口秀中以“普信男”“男人還有底線嗎？”等話題出圈，此前參加商業活動也有過爭議，但烈度都沒有此次大。

有人統計過楊笠參加過的商業活動，涉及的品牌有：

海瀾之家、英特爾、奔馳、舍得酒、長城汽車、五菱汽車、寶潔（olay）、完美日記、惠普、雅詩蘭黛、英菲尼迪、全棉時代、茶顏悅色、益達、資生堂、寶格麗、薇諾娜、小鵬汽車、淘寶、彩星（龜星）、VIVO、舒適剃須刀、騰訊微視、奇藝、傳祺、李寧、阿迪、蘇寧、伊利、百草味、屈臣氏、臨門、多芬、潘婷、珀萊雅、ubras。

為什么此次烈度大。社交媒體上涌現出來的解釋大致是，京東用戶有大量男性。京東平臺男性用戶的比例58%，淘寶的是32%，京東的確大一些。雖然舍得酒、長城汽車，海瀾之家男性用戶比例更大，但總規模小。所以，其他家沒出事，京東會出事。

這個解釋，似是而非。

我覺得事情分為兩個層面，是什么，即商業分析要準確。另一個層面是，對不對，即社會分析要講價值觀。

一，京東的男用戶不該是楊笠的抵制者

京東男性用戶多，但也只是稍微多一些58%。京東用戶的性別畫像，與其說是宅男性質，不如說性別是家庭。更何況京東女性用戶及其消費的總量和增量都很大。

而且，現在很多預算較緊的年輕男用戶都被“多多送券”“香”走了。而且，市場印象一般是，京東的產品質量是有保證的，物流是最快的，但價格也是更高的。所以京東的男性用戶，層次相對較高。

毋庸諱言，中國的女權有很大的問題，在婚戀、生育等等問題上，煽動性別，激發憤怒。楊笠嘲諷“普信男”，主要的，是在嘲笑婚戀市場上被估價的男青年。

層次較高的年輕男性，經濟收入、學歷、家庭背景都會較好，未來預期也會較好。他們能獲得奢侈的自由戀愛，和女朋友能有感情基礎。女朋友也受教育，而具有感情、價值觀方面的偏好，在克服婚戀的諸多門檻時，女朋友是和自己站在一起的。

但那些缺乏學歷、收入較低、家庭背景較差、預期較差的男青年，往往只能通過相親尋找配偶，缺乏感情基礎，女方會完全站在娘家一邊，對男性提出更苛刻的經濟要求。

所以，“普信男”引起最大反感的群體，是那些在婚戀當中面對階層、收入、彩禮等困境的年輕男性。這樣意味著，一個年輕男性，越反感楊笠，他就越不可能是京東的核心用戶。

二，“開會的時候，沒有意見領袖”

京東的女性員工，的確可能犯了把非主流當做主流的錯誤。這樣的錯誤很常見，就像在“6億人月收入還不足1000塊”的聲音的同時，很多公司都做出“消費向上”的戰略。所以，外界的想象是，幾個人開會討論，就做出決定，找楊笠來代言，結果翻車。

但找代言人的程序，其實很復雜，有專門的供應商公司，會做測試，會找受眾客戶訪談。

雙十一的代言很重要，基本的程序都應該有。這些程序中，楊笠都應該順利通過了。這不奇怪，京東男性用戶質量高，本不該因為楊笠而激動。

但這些篩選程序的前提都是，客觀的，非情緒化的，沒有意見領袖在會議上大聲煽動。但現實傳播中，憤怒是最好的流量來源，很容易激發。京東的男用戶，也經不起專門的挑唆。

這當中，有平臺、博主的流量動機，商戰當然是一個很可能的因素。在雙11即將來到的時候，這是一個合理懷疑。于是，原本一些無傷大雅的調侃被用來激化輿論。

三、欺善怕惡的抵制

形成政治正確，離不開仇恨。西方以公平訴求為基礎的種族、性別議題，也從仇恨中汲取力量，從取消文化中汲取力量。中國女權、男權，網絡輿論操作也離不開仇恨。粉絲獲得壓倒別人、損害別人的權力快感，博主收獲指揮千軍萬馬的權力快感之外，還收割流量利益。

所以，什么爭議并重要，抵制、傷害他人，才是本質。

面對輿情企業一定不能被動地等待，一定要積極干預積極反應，但是積極干預和積極反應并不等于是退讓。一味地討好躲避、消除、退讓，本身就是引發仇恨與抵制的原因。當他們發現自己的仇恨、抵制，可以發揮作用壓倒對方，傷害對方，這種仇恨就會更烈。

所以，京東的退讓立刻招來了另一波女性的抵制。因為不管女權也好，男權也好，都是這么操作的。這反映了中國輿論場上的殘酷性。

反過來，當他們發現不能壓倒對方，不能傷害對方，惡意、抵制反而會煙消云散。黃仁勛曾說過關于臺灣很不正確的話，雖然不少博主反復把這個話題拿出來說，但這個話題，在中國輿論場上始終沒有形成抵制，甚至批評的聲音都很少，相比其他那些曾被抵制的品牌，英偉達似乎絲毫沒受到影響。說白了，這就是因為沒辦法去壓倒英偉達。

所以，越慫越招來抵制。

三，誰都不該損害社會寬容來獲利

任何群體都有抵制的權利，但僅談權利難免淺顯了。權利之上，還有對與錯。在我看來，性別議題并不重要，比這個議題更重要的是，對冒犯的態度。誰都不應該因為冒犯被抵制。

有這樣一種觀點，既然可以抵制司馬南，為何不能抵制楊笠？

司馬南不是冒犯群體，他攻擊的是更小的群體甚至個人。楊笠冒犯的是群體，這是一個正常社會所需要的。冒犯的群體越大，冒犯程度越小。比如，冒犯人類，就談不上冒犯。性別，是人類的第二大群體。對性別的冒犯都不能接受，那就不能接受對任何群體的冒犯。

所以，如果混為一談，抵制司馬南和抵制楊笠，混為一談，就陷入了只談權利，不談是非的虛無。更重要的是，抵制司馬南，能為抵制楊笠的合理性背書，那也可以為抵制任何人，讓任何人消聲背書。

任何群體都有抵制的權利，但健康的社會應該在權利之上做出是非判斷，那就是：容忍冒犯，可以批評，我就寫過《 》批評脫口秀中的段子，但同時，應保持寬容，促進自由，摒棄抵制與消聲。這是當下更需要的。

接受冒犯的社會習慣，需要從最不敏感的地方開始，也就是最宏大的概念開始。人類，然后就是性別，接下來，可以是任何職業，任何觀念。

企業不應該慫，應該采取一些更長期主義的態度，勇敢正直，為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寬容去堅持。社會需要支持企業，一個更寬松的環境是所有人的好事。馬斯克中國人非常喜歡，但他們又覺得企業慫了，是非常正常的。馬斯克這樣的“恣意妄為”，肯定又接受不了。但這和技術創新，有不有關系呢？ 把每一個企業都逼到謹小慎微，就逼出創新技術了嗎？

硬幣的另外一面，商戰是正常的，輿論場中的商戰也是正常的，但為了短期利益而搞壞中國營商環境、輿論環境，搞壞民智，一波又一波的民粹煽動中，不會有長期的贏家。

脫口秀，本該始于冒犯，終于改進。但在憤怒與戾氣中，嚴肅媒體退縮、畏懼，比京東更甚，沒人去承接脫口秀中呈現出來的社會現實了。這些面對困境得年輕男性，他們覺得解氣了，但實際上，一個更不寬容的環境，他們會過得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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