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統治者變得不受歡迎，他的一舉一動，無論好壞，都會招致人們的厭惡。

——塔西佗

巴士底獄有明確的所在地：圣安托內路232號，乍一看，就好像是一個人滿為患的大型宿舍，駐防部隊和三教九流的囚犯充斥其間，根據貧富狀況和社會地位的不同，關押的地方也有所不同。

監獄外邊的庭院（除了在7月暴動期間），平常一直是對外開放的，人們可以進來和站在崗亭里的看門人閑談，在人擠人的店鋪里轉悠，要么就看看典獄長的菜園子操持得如何。

但是與此同時，這里還是一座堡壘，整座建筑由八幢圓塔構成，塔身磚墻厚達5英尺，它比軍火庫要更加高大，突兀地聳立在巴黎近郊。 那些描述攻克或者推倒巴士底獄的作品中，它都無一例外地顯得比實際尺寸更崔嵬高大。 它的多棱堡離地至多不過73英尺，但是大型建筑遺址專家于貝爾·羅貝爾（Hubert Robert）卻把它畫得如同巴比倫花園一般，直插天穹。 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城墻簡直如同懸崖絕壁，若沒有超乎常人的勇毅，根本不可能攻破這座堡壘。

人們對巴士底獄投射了對舊制度的恐懼，感官上放大了它的規模。實際上巴士底獄只有22.5米，大約七層樓那么高。

和很多一開始便對它著迷的人一樣，于貝爾·羅貝爾自己最后也在大革命中身陷囹圄，但 在1789年的時候，他卻對浪漫主義美學產生了狂熱的迷戀： 那種在埃德蒙·柏克早期的偉大作品中體現出來的莊嚴壓抑、陰森攝魄的氣氛讓他如癡如醉。 他向姜巴列斯塔·皮拉內西（Giambatlista Piranesi）學習 視覺藝術，掌握了磚石結構古建筑崩落傾塌的構圖技巧。

因此，很有可能他曾經和皮拉內西做過同樣的噩夢： 悠游于臆想中的，實際上是并不存在的監獄，在那里，現代世界中的機械裝置的發明就是為了把人囚禁起來加以折磨的。 在他的作品中，巍峨聳峙的巴士底獄，在戰場上賣力地跑來跑去的小人的映襯下，更像是一幢龐大的哥特式城堡，顯得極其陰郁慘戚，詭異逼人。 人一旦被關進來，就別想活著出來，準會悄無聲息地徹底消失，從此與朗朗乾坤再無相關，直到最后在大革命期間，尸骨才被掘墓人從地底下刨出來。

上面都是關于巴士底獄的種種傳說。可是實際上，巴士底獄的歷史并沒有那么恐怖，也要比這個生動有趣些。它始建于14世紀末，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抵御英國人的人侵。一直到了查理六世的時候，才下令將它改為國家監獄。但是真正使它惡名昭彰的，卻是紅衣主教黎塞留，凡是被他關進這里的政治犯都永遠神秘消失了。在整個波旁王朝統治時期，那里絕大部分的囚犯未經任何審訊程序，只是憑著國王頒發的密札便給抓了進來。

黎塞留的統治手腕遠比路易十六強硬，他執政時期處決了大量反對者。

一開始是那些反對國王或者大臣的陰謀家，都是出身高貴之人； 另外就是宗教罪犯，有的是新教徒，還有到了18世紀出現的天主教“痙攣派”，也被抓了進來，罪名是散布異端。 此外還有兩類重要犯人： 一是作家，凡是誰寫的內容蠱惑人心，傷風敗俗，有礙人倫的，誰就被認為是危險分子，就得下獄治罪； 二是少年犯，通常都是年輕人，都是應家屬的請求，才把他們關進來的。

監獄里條件差別很大。 待遇最為惡劣的是地下單人牢房，泥濘潮濕，蟲子又多 ，到了路易十六時代就不再關押犯人了，但是僅僅加蓋了一層屋頂板的 “冰室” 的條件也不見得好多少。 冬天雨雪交加，夏天烈日熏烤，讓人簡直無法透一口氣。

歷史學家托克維爾認為：“對一個壞政府而言，最危險的時刻往往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對于大多數囚犯而言，這里的條件總算要比其他的監獄好得多，特別是和比塞特的恐怖相比（從這一點上講，和20世紀那些暴政下的人間地獄相比，這里真的稱得上天堂了）。 專門有一筆款子撥給典獄長，用于不同級別的犯人的日常開銷： 高等法院的推事一天15利弗爾，有錢的平民一天9利弗爾，普通囚犯3利弗爾。 但是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把監獄的暴行肆意夸張到匪夷所思地步的“耍筆桿”的文人，享受的卻是每天19利弗爾的最高待遇。 這里甚至允許典獄長手下人明目張膽地拿回扣，大多數法國人做夢也沒有過這樣滋潤的日子。

大多數犯人關在八角形的牢房里，兩頭大概16英尺寬，這些牢房集中在第5到第7層之間，處于塔樓中間位置。 到了路易十六時代，每個犯人都有一架掛著綠色嗶嘰布簾的單人床，還有一張或者兩張桌子，再配上幾把椅子。 囚房里有一個爐子，有時候是個煙囪，好多牢房在靠近墻根的地方有三級臺階，犯人可以從這里走到一個帶著三條鐵柵欄的窗門口。 大多數犯人都能把私人物品帶在身邊，并且可以在牢房里養個小貓小狗，好抓個老鼠或是蟲子什么的。

巴士底獄的犯人享有單人床、桌椅和爐子，還允許飼養寵物、攜帶個人物品，居住條件在當時來說相當不錯。

那個一直關到巴士底獄陷落前一個禮拜才被釋放的薩德侯爵，就一直充分享受這種特別待遇。他帶進來（包括其他東西）一張桌子，一只五斗櫥，還有供他換穿戴的“必需品”；全套的襯衫，絲質的馬褲，黃褐色禮服，各式的晨袍，靴子和鞋子若干雙；他特別鐘愛的柴火盆和撥火鉗；四幅家人肖像，白色石膏墻上的掛毯，墊子和枕頭都是天鵝絨的里子，厚厚的褥子鋪在床上，真是又暖和又柔軟；帽子各式各樣，可以細細挑選一番；三種香料-玫瑰水，橙子水，可以往身上灑的古龍水，另外還有好多蠟燭和油燈。之所以非要帶這些東西，因為在1784年的時候，他獲準搬進來一大堆各類書籍，總共133卷，包括休謨的歷史著作，費奈隆（Fénelon）的全集，菲爾丁和斯摩萊特（Smollett）的小說，《伊利亞特》，還有馬蒙泰爾（Marmontel）的戲劇，庫克和布甘維爾寫到南海的旅行文學，還有《名媛傳》（Histoire des Filles Célèbres）和《埃米爾歷險記》（Danger d＇Aimer Etranger）。

如果說這些囚犯當中誰是真正的罪有應得，那就得說是薩德侯爵。 在他被抓捕歸案之前，他所犯下的罪行實在是讓人憎惡不已，不過他在這里過的日子卻是另一番景象。 差不多每個禮拜，他那個傷心欲絕的老婆都會前來看他。 因為讀書寫字過分勞神，他的視力持續衰退，這時候還會有眼科醫生定期來替他診治。和其他犯人一樣，在這所“自由”監牢中，他可以在四周帶有高墻的花園里隨意游逛，或者爬到塔頂上去四處走走。但有時他得寸進尺，對著底下路過的人大聲歡呼，有時候還惡狠狠地從嘴里蹦出臟話（1789年次數特別多），放風的時間才有所縮短。

巴士底獄是一座“自由”的監牢，犯人可以在花園里四處游逛、閑聊。

食物也是監獄里的重要事項——也根據社會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如果是因為1775年的“面粉戰爭”關進來的普通囚犯，估計只能喝上稀飯和菜湯，有時候能夠排隊排到咸肉或者是帶肥油的火腿，甚至還能吃到可口的面包，品嘗到葡萄酒和奶酪。 也不見得說非得是貴族出身，才能吃到好一些的飯菜。 作家馬蒙泰爾回憶起“菜湯鮮美，牛肉多汁，清湯雞腿，滲出油脂（這個在十八世紀算是好東西）；小盤煎炒腌洋薊，或是菠菜，克雷桑梨子甚好；新采葡萄亦美，勃艮第陳年葡萄美佳釀一壺，上好摩卡咖啡”就垂涎欲滴。 沒有人愿意住進巴士底獄。 可是一旦住進去了，享受到種 種優厚的待遇， 可能讓人覺得還是過得下去的。

在里面還能夠抽煙喝酒，到了路易十六時代，同囚室的還可以打牌，并滿足布列塔尼貴族的要求，增加了臺球桌。一些從事文學創作的犯人甚至考慮輪流入住，以此標榜他們反對專制暴政的清白之名。 那位莫雷萊神父便是這種人物，他曾經這樣寫道：

“我看到文字的光輝照亮了我監獄的墻壁，如果遭到迫害，我就會更加出名·····在巴士底獄呆六個月是一個極好的選擇，絕對可以讓我名利兼得。”

從莫雷萊的自白書可以看出，當關于巴士底獄的事實變得越來越像一個時代的錯置的話，那么關于它的妖魔論在界定當局的反對者上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既然王室已經（并非全然捏造）被寫得如此獨斷專行，極力掩蓋其黑暗勾當，對老百姓生殺予奪，為所欲為，那這個巴士底獄，就真的是這些罪惡的極佳象征。 完全可以說，如果它不存在，那也必須發明出一個來。

少數法國知識分子妖魔化舊制度、標榜受害者身份是為了增加在文人圈子中的聲望和地位。

從某種意義上，它實在是被一批批曾被關押于此的文人一再夸大編造成這個樣子的，這些人在這所監獄里受了苦倒是不假，但是所有的描寫都比他們在獄中的真實經歷有所夸張。 寫得倒是曲折生動，讀來讓人欲罷不能，這樣的一個集中了舊制度下種種弊政危局的極端反動機構，就這樣被他們成功塑造出來了。

摩尼教中禁錮與自由的沖突； 隱晦和坦誠無私的反差； 殘酷折磨和人性本善的矛盾； 剝除人性和強調個體的對抗； 開放的天空和禁閉的灰暗都被用作浪漫主義預言的基本元素，成為了反巴士底獄的文學作品特有的語言。 抨擊的聲音實在是太強烈了，所以當這個監獄被攻占，卻總共只釋放了7個人（包括2個神經病， 4個造假幣的，還有1個和薩德很談得來的貴族公子哥兒），實在是太煞風景了，決不能讓這些事實破滅了人們奇妙的想象。 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革命當局將要利用宣傳手段，重新塑造巴士底獄的歷史，通過文字、圖片和物證，來更加充分地印證人們奇思妙想出來的神話。

路易十六優柔寡斷，只愿在舊制度框架內做出有限度的改革，這激起了民眾更大的不滿。

1780年代是監獄文學的黃金時代。 幾乎每年都會有相似題材的作品問世，標題躲不過是些諸如《巴士底獄揭秘》（LaBastille Dévoilée）之類的東西。 情節通常都是怪誕詭譎，孤險陰森的，就是要讓人看了之后毛骨悚然，心跳加速，產生一種緊張刺激，又充滿期待的快感。 正如莫妮克·科特雷（MoniqueCottret）所說，這類小說勾起了人們對地下死尸復活的恐懼，當時這類可怕的傳說是非常流行的。 而在18世紀末（不光是法國），這也是個讓人癡迷不已的話題，人們可以委托一些專門的機構，他們會派人鉆入某人的墓地，查探動靜，以確保沒有活人被草草埋葬。

在所有最偉大和最稱得上風靡一時的反對巴士底獄的書中，蘭蓋的《巴士底獄回憶錄》一書將巴士底獄描述為一個人間墳墓，在一些最為激烈的章節中，蘭蓋將這種監禁看作一種死亡，更痛苦的是，那些被官方消籍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經被徹底抹去了。

大革命前的暢銷書并不全是啟蒙經典，還有各種荒誕不經、低俗獵奇的政宣小冊子。

蘭蓋因其個人所遭到的背叛而怒火中燒。 據他說，他在1780年的時候被從英國騙回國內，在那里他一直在出版他的《政治年鑒》了，出版社當時認為他不會因此受到迫害。 可是剛一回到法國，他就被突然帶走，說他攻擊馬雷夏爾·杜拉斯，就將他關進了巴士底獄。 他在獄中所遭受的痛苦，遠遠超出了莫雷萊、馬蒙泰爾和薩德。 有些事情在巴士底獄的檔案中無法得到印證，不過并不能就此認定他在說謊，書中這樣寫道：

兩張被蟲子蛀壞的床墊；一把只有幾根細繩綁成的藤椅，一張折疊桌......兩個瓷盆，其中一個用來飲水。還有兩塊鋪路石用來生火。”（過了一陣子，看守給他拿來火爐，他還埋怨說沒給他把銅火鉗拿來。）螨蟲和蛾子的卵破了殼，他可就慘了，床墊上、內衣褲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蝴蝶”斑。

條件惡劣，環境骯臟姑且不論，精神上的痛苦超過了身體所遭受的折磨，這使得蘭蓋極度不堪忍受。他在小冊子中發揮了極大的想象來表達這種痛苦。這本回憶錄實際上也就成了西方最早的監獄心理學作品。對當代讀者來說，可能這種預設伏筆，頻頻打斷了讀者的閱讀興趣的寫作手法，讓人不勝其煩。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猜想可能監獄中對囚犯分門別類，區別對待，是最讓人感到壓抑屈辱的，但事實卻絕非如此。蘭蓋最為反對的就是監獄搞一刀切。“進到這個巴士底獄，和送死沒有什么區別，”他哀嘆道，“它使所有被它吞沒的人都平等起來：既有沉思著毀滅自己祖國的褻瀆者，也有僅僅因過度熱衷于捍衛自己的權利而有罪的勇者”（也就是他自己）。最糟糕的是不得不與那些因道德敗壞而被監禁的人共享同一空間。

摘自《公民們：法國大革命編年史》

作者: 〔英〕西蒙·沙瑪

譯者: 余敏 祖國霞

出版年: 2024-6

定價: 188.00

監獄中的一切管制措施，盡管表面看來是要磨平犯人桀驁不馴的野性，但是仍然顯得十分邪惡，它奪走的，是犯人的自我意識：從浪漫主義的角度出發，“我”這個字就是生命本身。舉例來說，在交代時，一些有潛在危害的東西，包括剪刀、錢財都會沒收，由獄方保管， 什么時候出獄，什么時候再還給本人，這個和現代的監獄程序非常相似。之所以要沒收東西，原因也跟囚犯講明了，照蘭蓋的話說純粹就是對人格的侮辱：就是要把有頭腦的成年人慢慢地降格為連生活都沒法自理的小孩 子。 他總算搞清楚這一點了，而且后來碰到的那些道德卑下、脾氣暴躁的獄吏也證實了他的猜測。 打個比方，就算是在監獄大院里頭溜達溜達，四周高墻聳立，空間狹小逼仄，也照樣有看守一步不離地跟在身后。

群眾攻占巴士底獄的第二天，巴黎市政廳就下令夷平這座舊制度的堡壘，于貝爾·羅貝爾的油畫《巴士底獄拆毀初期》描繪了當時的場景。

更可恨的是，犯人不能和別人隨意交談。 對于作家而言尤為痛苦，特別對那些刑期未定的人，更是如此。 抓捕沒有警告——通常在晚上，從居住地被綁架的受害者于是就被剝奪了所有告訴他朋友或是墻外的家人他的現狀的方式。 對大多數囚犯來說這不算什么，但是有時候蘭蓋甚至無權寫任何東西，這種無助感實在將他壓抑得非常難受。 厚實的大墻，使得交談或者聽到別的囚犯說話也不可能，突然感到不適，想找個醫生也沒人搭理，更加增添了這種人間地獄、生不如死的感覺。 于是巴士底獄成了活著的人和不存在的人之間的一個分界線。 當監獄理發師被帶到他面前，蘭蓋冷冷地說了一句妙語，非常有名： “師傅，你手中有剃刀嗎？ 為什么不把這監獄修葺一番？”。/

圖書簡介：西蒙·沙瑪在這部充滿挑戰性、波瀾壯闊的的編年史中寫道：在法國大革命前夕，舊制度遠非奄奄一息，而是充滿了活力和能量的跡象。這顛覆了許多傳統觀點。沙瑪主張，大革命并沒有產生一種“公民的愛國文化”，相反，在此之前這種文化就已經存在了。他認為，特權等級對新鮮血液持開放態度，“資本主義貴族”深入參與工業企業，支持技術革新。如果沙瑪的觀點是正確的，那么路易十六政權的財政危機并不必然會導致革命的結果，相反，是一種在浪漫主義支持下的、對暴力的崇拜引發了一個被偏執狂籠罩的國家的歷史巨變。

作者簡介：西蒙·沙瑪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現任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史和歷史學的大學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專長于藝術史、荷蘭史、猶太人史和法國史。同時他還是英國廣播公司的紀錄片撰稿人和解說。他畢業于英國劍橋大學基督學院，曾在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和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任教，1995年被遴選為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的榮譽成員，2015年成為英國學術院通信會員，2017年成為英國皇家文學協會會員，2018年被英國女王冊封為爵士。代表作有：《愛國者和解放者》（獲得1977年度沃爾夫森獎和列奧·格什伊獎），《富庶的窘境：黃金時代荷蘭文化解析》（獲得1987年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圖書獎），《公民們：法國大革命編年史》（獲得1989年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圖書獎和約克郡郵報圖書獎，2008年被選入每日電訊報110種最佳圖書），《風景與記憶》（獲得1996年萊昂納爾·特里林圖書獎和WH.史密斯文學獎），《英國史》（獲得2001年廣播出版業杰出作者獎），《藝術的力量》，《猶太人的歷史》等。

譯者簡介：余敏，自由譯者和撰稿人。

祖國霞，北京林業大學外語學院英語系教授，英語語言文學和英漢筆譯方向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