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法國的西部爆發了一場大起義，它將法國大革命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毗鄰普瓦圖（Poitou）、安茹（Anjou）和布列塔尼（Brittany）地區的農村人紛紛拿起棍棒、鐮刀、干草叉和火槍，聯合起來攻擊共和國的軍隊。這些農村人在長達6個多月的時間里一直是自己領地的主人，并在6年甚至更久的時間里對法國西部歷任政治權威都構成了威脅。我們將這場1793年的起義及其余波稱為旺代戰爭、旺代的反法國大革命運動，或者簡而言之——旺代之亂。

旺代之亂的記憶一直在不斷激發人們寫下有關這段歷史的各種鴻篇巨制。在其眾多狂熱的歷史愛好者心目中，這場赫然出現的事件的重要性堪比南北戰爭之于美國。毫無疑問，無論在他們狂熱的愛好之中還是在關于整個法國大革命的專業性著作中，始終可以追求對旺代之亂更為新穎、更為準確的整體描述。然而本書對反法國大革命運動開始之后的事情著墨甚少，相反，它著重描述了18世紀法國西部地區的社會性質，以及從1789年大革命的降臨到1793年反大革命運動的爆發期間法國西部的地方性發展。

旺代之亂的研究通常是一份背景資料加上十份軍事史資料，而我顛覆了這種常規做法，主要是出于對這三個重要影響的關注：現代化對農村地區的影響、反抗法國大革命的根源以及旺代之亂的起源。乍看之下，這些重要影響之間的關系似乎顯而易見，但實際上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相當復雜。它們不斷交織、重疊、融合在一起。當我們問出“為什么在旺代，而非其他地方？”這一尖銳的問題時，我們會發現它們是難以區分的。因為對這些重要影響的關注促成了本書的出現，所以本書的大部分篇幅都涉及這場大規模叛亂之前的一些事件和社會安排。不過，不妨以旺代之亂中那些令人難忘的事件作為開篇，因為對這些事件的回顧可能有利于本書論述的展開。

反法國大革命運動簡述

這場被稱為“旺代之亂”的反法國大革命運動起始于1793年3月中旬，在南特（Nantes）、拉羅謝爾（La Rochelle）、普瓦捷（Poitiers）和昂熱（Angers）之間的多個地區幾乎同時爆發了叛亂。盡管觀察家們驚訝于其爆發之迅速、其力量之強大及其明顯帶有的自發性特征，但它不過是大革命四年以來持續緊張的局勢日益累積所達到的高潮而已。與其他地方一樣，1788年底召集三級會議的布告在法國西部引起了巨大的騷動。1787年各省級會議（Provincial Assemblies）的建立已經幫助革命黨派組建起自己的核心，而1789年的地方性和區域性會議也使“資產者”（bourgeois）和“貴族”的派系逐漸成形。盡管法國西部地區的一些人民，尤其是城市的人民對大革命表示了熱烈的歡迎，但是在盧瓦爾河以南的農村區域，很快就出現了對這場政治變革的抵抗。教會地產的出售只激發了極少數人的熱情，而大革命對教會的重組卻引發了廣泛的反對。當地教區的神職人員很快就一致地反對大革命，絕大多數教區居民也站在了他們的一邊。

在1791年和1792年，許多地方性事件——集會、游行甚至武裝襲擊——展現了當地居民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這些爭斗大多涉及那些在大革命期間被任命的教士，他們被指派過來取代那些不接受教會改革的教士們，而幾乎所有的爭斗都表明，負責地方管理的官員們缺乏農村人員的信任和支持。

這些行政官員將許多他們自身的問題歸咎于叛亂的神職人員。因此，為了控制住這些神職人員，法令層出不窮，直至1792年8月達到高潮：政府下令驅逐所有拒絕宣誓服從的教士。但是，隨著一大批不服從的神職人員被驅逐出境，以及其余的神職人員東躲西藏、銷聲匿跡，騷亂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旺代地區的大革命首腦們早在1793年3月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就曾頗為擔心地討論過反法國大革命的運動。事實上，在那之前的六個月，一場對布雷敘爾（Bressuire）和沙蒂永（Chatillon）的全面襲擊就已經證實了他們的顧慮并非杞人憂天，因為這次襲擊無論是在動機上還是在人員上，都預示了反法國大革命運動的到來。

這場大規模的叛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爆發了。在1793年3月初，政府下令征召30萬人以應對法國邊境的威脅，這在旺代地區引發了激烈的騷動。征兵的布告一經頒布，便引發了武裝示威和暴亂，當地的革命愛國者放下了武器，符合征兵條件的年輕人也飛速逃往鄉下。

在3月初的幾天中，一切都在暗地里醞釀發酵，但沒有爆炸性的事件發生。4日，在紹萊（Cholet）發生的一些騷亂導致了少數人員傷亡，但沒有演變成公開的戰爭。而到了11日、12日和13日，一切都似乎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一些武裝部隊出現在了圣弗洛朗（St.Florent）、尚佐（Chanzeaux）、馬什庫勒（Machecoul）和沙朗（Challans）地區，在警鐘聲中，他們高喊著戰爭和復仇。這場叛亂很快出現了一些領導者，并且迅速地席卷了整個區域。

如果說叛軍在最初幾天里就急風暴雨般地攻城略地，那不免有些夸大其詞。事實上，他們幾乎毫無阻力地蜂擁進這些城鎮。到第五天，他們已經進入了圣弗洛朗、蒂福熱（Tiffauges）、博普雷歐（Beaupréau）、蒙泰居（Montaigu）、莫爾塔涅（Mortagne）、舍米耶（Chemillé）、紹萊、沙朗、永河畔拉羅什（La Roche-sur-Yon）、克利松（Clisson）、拉羅什貝爾納（La Roche-Bernard）和維耶（Vihiers）——幾乎占領了整個法國西部地區所有的重要城鎮。當時造反群眾不僅有一個稱呼，喚作“天主教軍”（Catholic Army）或“天主教王軍”（Catholic and Royal Army），還有一個公認的領導團體，其中包含邦尚（Bonchamp）、埃爾貝（Elbée）和斯托夫萊（Stofflet）等人。

1793年的旺代大戰分為三個階段：（1）叛軍的擴張階段（直到6月末）；（2）牽制與消耗階段（直到8月中旬）；（3）潰逃階段（直到年底）。兩個分界點分別是旺代叛軍在南特（6月29日）和紹萊（8月17日）的戰敗。

事實上，叛軍的擴張在起義的最初幾周里就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遏制。在那之后，這基本上就是一個關于叛軍沿著旺代地區的邊界奪取、放棄和重新奪取城市的故事，最終在6月9日索米爾（Saumur）和6月12 日昂熱的爭奪戰中達到高潮。旺代叛軍沒有占領這些城市，他們攻陷了這些城池，將它們洗劫一空，建立了虛無縹緲的臨時政府，然后就拔營撤離了。在此期間，共和國政府一直在改弦更張，不斷調動和撤換將領，對那些反對大革命的人高呼叛國罪，并派出調查團趕赴這些叛亂的地區，但總而言之，就是沒有堅定而直接地應付這場叛亂。

在牽制與消耗階段，從旺代叛軍試圖攻陷南特但鎩羽而歸之后，共和軍變得更加果斷而成功。叛軍再也沒有在他們自己的領地之外取得任何重大的勝利。天主教王軍的指揮高層組織愈發嚴密，膽量卻越來越小。旺代叛軍逐漸陷入四面楚歌、彈盡糧絕的處境，最終在紹萊一敗涂地，絕望之下被迫流亡至盧瓦爾河以北。

然后就是潰逃階段。反法國大革命的希望破滅了，叛軍的隊伍也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在盲目地向格朗維爾（Granville）開拔去“和英國人會師”的途中，這些反叛者們已經成為由拖家帶口的男女老幼組成的一盤散沙。他們途經拉瓦勒（Laval），穿過馬耶訥省（Mayenne），進入阿夫朗什（Avranches），然后又離開，向北進發。在格朗維爾損兵折將之后，叛軍殘部向盧瓦爾河回撤。盡管在昂熱又吃了敗仗，但他們仍能接連攻克拉弗萊什（La Flèche）和勒芒（LeMans）。在試圖重新渡過盧瓦爾河回到他們的家鄉之后，就在圣誕節前，剩下的旺代叛軍在薩沃奈（Savenay）被徹底擊潰。至此，大戰結束。

但是，旺代之亂并未就此落下帷幕。剩下的領導者又拉攏了一支軍隊，與共和軍陷入了又一年的苦戰。這場“第二次旺代戰爭”以大赦和1795年2月《拉若奈條約》（the treaty of La Jaunais）的簽訂告終。但不久之后，流亡分子（émigré）和英國人所承諾的援助促使這些叛軍領袖卷土重來。在接連的慘敗之后，叛軍最終在1796年3月被平定。然而，無論是這些叛亂還是隨后發生的那些叛亂，其規模都無法與第一次旺代戰爭相比。

在盧瓦爾河以北，旺代之亂留下的不僅僅是回憶。當叛軍殘部在那附近游蕩的時候，也就是1793年末，朱安黨叛亂（Chouanerie）爆發了。朱安黨人（Chouans）是游擊隊，旨在盡可能隨時襲擊共和國的軍隊。在人員結構及（對大革命的）情緒態度方面，朱安黨叛亂與盧瓦爾河以南更為普遍的戰爭有許多共同之處，但它的形式更加多樣，規模也更加小巧。與旺代這場大規模的反革命運動不同，朱安黨叛亂在布列塔尼、曼恩（Maine）、諾曼底和安茹北部地區蓬勃發展。

在軍事史上，朱安黨叛亂幾乎可以忽略不談。它的鼎盛時期是1794—1796年，而它可以說起始于1791年的一些事件，終結于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崩潰。1795年6月，流亡分子在布列塔尼的基伯龍（Quiberon）登陸。這場災難性的登陸是朱安黨人對共和國構成威脅的頂點，也是其瓦解的關鍵時刻。其實在那之前，盧瓦爾河右岸的這些叛軍并非一個，而是兩個團體：一部分高級領導者忙于運籌帷幄、執行任務、制定組織計劃，并與英國人互通情報；另一部分則是大批獨立行動的地方游擊隊。隨著這些組織的分崩離析，尤其在1796年之后，朱安黨人表現得越來越像強盜土匪。

在盧瓦爾河以南，叛亂其實也沒有在1796年被徹底平息。在1799年、1815年和1832年，旺代之亂的呼聲再次回蕩在法國的土地上。1799 年的旺代之亂是對早先起義的拙劣模仿，1815年的旺代之亂是百日王朝（the Hundred Days）期間的一場混亂的抗議，而1832年的旺代之亂則是一場“輕謀淺慮”的正統派（Legitimist）起義。后面這些叛亂都是由某個具有特定政治目標的小團體所煽動的小規模事件，而引起我們關注的是1793年在旺代地區爆發的那場大規模的叛亂。盡管后來這些動亂是它的結果、反映以及對它的模仿，但它們都不能與旺代之亂相提并論。

旺代之亂的傳統史學研究

既然旺代之亂有如此精彩紛呈的曲折經歷，那么涌現出大量關于它的民間傳說和文學作品也就不足為奇。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司各特、特羅洛普、儒勒·米什萊、托馬斯·卡萊爾和伊波利特·丹納都曾用戲劇性的文筆去描繪它的盛況。專家學者和門外漢都在競相討論他們最愛的那些英雄、旺代之亂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戰役以及旺代之亂的各種原因。然而，這場反法國大革命運動的重要性并不僅僅在于它的內容豐富多彩。1793年，貝特朗·巴雷爾（Bertrand Barère）稱它為“吞噬法蘭西民族（nation）心臟的政治之火”（Walter，1953：225）。阿爾貝·馬蒂耶認為，這場反革命運動給“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展造成了最嚴重的后果”（Albert Mathiez，1954：II，201）。夏爾·塞尼奧博斯認為，這場反法國大革命運動以及導致它爆發的那些事件是后續法國政治中一個基本分歧的根源，即法國“革命的”東部與“反革命的”西部之間的分歧（Charles Seignobos，1934：359）。阿方斯·奧拉爾更是斷言，“這是一句經典名言，而且真實不虛：在共和國與外國軍隊及流亡分子正面作戰的時候，旺代之亂可以說是從背后捅了共和國一刀”（Alphonse Aulard，1910：II，306）。僅憑上述這些理由，便足以使本書對這場反法國大革命運動的系統性研究有其價值。

初看之下，要解釋清楚旺代之亂這件事似乎并不算非常困難。為什么呢？最簡單的回答就是認為該地區所有農民的腦中都被塞入了一種標準化的心態和一套標準化的動機，這種心態主要來自人們對農民特征的一般性看法，而這些動機也主要來自那些可能使他們反對大革命的動機（參閱 Tilly，1963）。然而，分析者對整個法國大革命的態度可能會影響他對相應動機的選擇。

這一步驟的假設是，這場反法國大革命運動是由農民在反叛時的精神狀態所產生的結果，而分析者必須尋找的那些引發旺代之亂的原因，其實是那些帶來了這種精神狀態的影響或事件。目擊者的觀察和反叛者自身的陳述可以作為心態史方面的證據而被歷史學家所采用。傳統的歷史研究只承認少數幾種可能導致反法國大革命運動的“動機”：（1）保王主義（royalism）；（2）對強制征兵的抵抗情緒；（3）對宗教的支持（各種所謂“忠貞”“迷信”和“卑順”等心理）；（4）領導者自身的利益，以及叛亂者中大部分人的愚忠（參見Bois，1960b：579—594）。每位分析者都在這些“動機”中選擇他認為合理的部分，或者對這些動機進行某種形式的組合。

在這場反法國大革命運動爆發之后，厘清其成因的工作并沒有被耽擱太久。在共和三年（即1795年），國民公會的成員馬里·約瑟夫·萊奎尼奧（Marie Joseph Lequinio）就曾宣稱：

眾所周知，這場災難性戰爭的首要原因是：（1）農村人的無知、狂熱和卑順；（2）前任貴族的傲慢、為富不仁和背信棄義；（3）政府行政的軟弱無力、行政人員的特殊利益以及他們對其親戚、農戶和朋友的法外開恩。（Lequinio，Year III：10—11）

這種說法，即斷言反法國大革命運動的原因“眾所周知”，是有關旺代之亂的歷史研究中最常見的導言。然而，正是在其誘因的問題上，關于旺代之亂的大辯論才應運而生。

保王主義的論點如下：這些農民受到了新政權的壓迫，并對廢除君主制和處死國王感到震驚，因此他們起義了。我們可以想見，只有那些強烈認同貴族和這場反法國大革命運動的分析者，才會以如此抽象的形式陳述這一理論（例如deBeauchamp，1820；Lucas de la Championnière，1904； Poirier de Beauvais，1893）。

與之相對，強制征兵是一個相對超越了黨派之見的原因。然而一方面，它偶爾會被研究者用來闡明，農民的動機并非像這場反法國大革命運動中的抒情詩人所歌頌的那樣高尚。愛德華·洛克魯瓦曾如是說：“起初，旺代叛軍既不為上帝而戰，也不為國王而戰。他們只是單純地反對祖國，他們不想被征兵。”（Edouard Lockroy，1893：vi）另一方面，叛軍對強制兵役的厭惡，也會被研究者視作這些農民不愿為邪惡的共和國效力的標志，或者用來證明他們對其鄉土抱有樸實無華的眷戀之情（例如Baguénier-Desormeaux，1916；de Romain，n.d.）。

此外，各種形式的宗教論點也一直是最受人歡迎的，但對支持或反對神職人員的不同分析者來說，這些宗教論述的意義可謂大相徑庭，筆耕不輟的修道院長烏祖羅（Uzureau）在四十多年里幾乎獨自一人出版了兩種歷史期刊《歷史悠久的安茹》（Anjou historique）和《安茹志》（Andegaviana），而這些期刊中最為持續關注的主題依然是1793年安茹農民自發地捍衛在大革命中“負屈含冤”的宗教。反神職人員的觀點同樣是將農民的立場歸因于他們對宗教的依戀，但它強調這種依戀是盲目而愚蠢的（例如Bonnemère，1866；Dubreuil，1929—1930；Savary，1824）。這些宗教論述中還有一個特殊的觀點，即認為這些農民對宗教的依戀一般要少于他們對自己教區的教士們的依戀。這同樣是一個既可以用來支持，也可以用來反對法國大革命的論據，因為這種依戀之情既可以被稱為“忠貞”，也可以被稱為“奴性”。

上述關于這場反法國大革命運動的動機的爭論，尤其是宗教論中的最后一個說法，距離更復雜的分析僅一步之遙。這種更為復雜的分析區分了領導者和追隨者的不同心態。盡管它通常將領導者（以各種形式聯合起來的教士和貴族）的參與歸因于其自身利益，但它解釋了大多數反叛者參與叛亂是出于他們的愚忠或輕信。這一論點有幾種可能的變體，取決于研究者在這些教士和貴族中分辨出了多少他們共同為反革命運動所做的準備。在這方面，研究者也許會討論：（1）這些貴族和教士在農村地區所具有的廣泛影響力；（2）他們煽動農民發起了這場反法國大革命的叛亂；或者（3）這場反法國大革命運動是他們的一場陰謀。明辨而理智的萊昂·迪布勒伊斷定，這場反法國大革命運動的罪魁禍首，歸根結底是“渴望神權統治”的神職人員（Léon Dubreuil，1929—1930：1，20）。歐仁·博納梅爾，盡管他不以明辨或理智著稱，也曾斷言：“貴族和神職人員將農民推向了一場其苦難無以復加而且聞所未聞的全面戰爭之中，從而使農民能夠繼續向他們繳納什一稅和服徭役，而農民由于其自身的無知，也就開展了這場反對法國大革命的運動，并認為自己是為了宗教和飽受威脅的社會秩序而戰。”（Eugene Bonnemère，1866：19）還有一種傳統的說法是在布列塔尼地區遍布的貴族陰謀論：“在大革命初期，布列塔尼地區出現了一個巨大而可怕的保王黨同謀……由該地區及其鄰近省份的貴族組成。其分支遍布整個法國西部地區。”（Jeanvrot，1894：2）無需多言，這種理論顯然是那些支持大革命的研究者所特有的觀點。

上述各種對旺代之亂的解釋，其統一之處在于，它們都聲稱能夠確認那些參與1793年3月叛亂的反叛者們的動機，而且在大體上都是有意識的動機。毫無疑問，對歷史事件的重構意味著對人類行為的動機做出一些假設。毫無疑問，歷史學家的部分職責就是描述過去那些關鍵行動的參與者們的動機。然而，我們可以將研究旺代之亂的重點進行轉移。分析者可以從以下這些問題入手：支持法國大革命和反對法國大革命的團體的組織及其構成，在大革命之前以及大革命期間的相關主要人員之間的關系，大革命與反大革命運動的快速巨變，以及它們和18世紀法國更為普遍而漸進的社會變革之間的聯系。面對一場如此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上述這些問題自然而然地出現在了社會學家的視野中。它們引導著我對旺代之亂的起源進行探究。

感謝出版方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