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位來自美國大學的經濟學家達龍·阿杰姆奧盧（又譯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魯濱遜，以表彰他們在關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拍攝的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布現場。

在獲獎的三人中，阿西莫格魯和魯濱遜2012年合作出版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一度風靡全球，影響巨大。

10月23日，我看了著名學者、資深財經媒體人馬國川老師的直播《國家怎樣跨過“成功的窄門”？》，聊的就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這部著作《國家為什么會失敗》。

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拍攝的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布現場。

影響一個國家富裕與繁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千百年來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是“地理決定論”。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作家、生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他有一本在中國如雷貫耳的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這種觀點認為，國家的貧窮與富有，本質上是由地理條件和資源狀況決定的。

《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認為，歐亞大陸整體上來說是東西走向，而美洲大陸和非洲大陸整體上來說是南北走向。東西走向有一個好處，就是同一緯度之間，氣候差異不大，所以各種農作物、牲畜可以橫向遷移，這就讓文明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得以傳播，進而推動技術的進步。而南北走向的大陸南北方向的氣候差異太大了，農作物扎不下根來，于是文明就只能局限在小范圍內發展。《槍炮、病菌與鋼鐵》列舉說，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一共馴化了14種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其中有13種是在歐亞大陸馴化的，只有一種是在美洲大陸馴化的（羊駝），而沒有一種是在非洲大陸馴化的。所以，歐亞大陸最早誕生了燦爛的文明。

歐亞大陸是東西走向，美洲大陸和非洲大陸整體上來說是南北走向。

二是“文化決定論”。代表人物是著名社會學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作者馬克斯·韋伯。是什么造就了讓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的答案是：新教倫理。

類似的觀點在東方世界也有，只不過東方世界的“文化決定論”者認為，東方的儒家文化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可以促成一個國家經濟的繁榮和崛起。最典型的是他們認為“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就是東方儒家文明的成功。

新加坡市容。圖據央視新聞

三是“種族決定論”。當然，這種觀點，一是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色彩，非常不可取；二是它解釋不了世界上的一些現象，比如原東德和西德，朝鮮和韓國，完全是同文同種同族同胞，但為什么經濟發展水平卻有天壤之別。

朝鮮和韓國夜間燈光對比圖。

1989年11月9日，德國柏林墻倒塌。

四是“制度決定論”。就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幾位得主的觀點。他們認為，自然資源、文化背景、民族個性等都不是國家能否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國家為什么會失敗》認為，所有國家的制度不外乎兩種：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前者是一種多數人參與、利益分享的多元制度，后者是權力和財富高度集中、被少數人壟斷的制度。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獲得者。

如果把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又分為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那么可以有四種排列組合：

1、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

2、包容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經濟制度；

3、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

4、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經濟制度。

第一種組合是當今世界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選項。

第二種組合，理論上來說是不存在的，因為如果一個國家采取的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就不會采取攫取性經濟制度。而我卻認為，這種組合在世界歷史上有一個孤例，那就是1947年—1991年之間的印度。1947年印度獨立后，在政治上實行西方式的民主選舉制和議會制，但在經濟上卻實行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直到1991年拉奧出任印度總理后，才進行了市場經濟改革。

印度瓦拉納西，印度民眾在恒河晨浴。（本人攝于2019年3月20日）

印度恒河畔的瓦拉納西城。（本人攝于2019年3月20日）

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門，新舊德里的分界線。（攝于2019年3月24日）

第三種組合可以讓一個國家在一定的階段里發展起來，比較典型的是：明治維新之后到二戰結束之前的日本、樸正熙統治下的韓國、蔣經國統治下的中國臺灣、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以及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統治下的舊南非，都是在威權政治的高壓下，實現了經濟上的崛起和騰飛。

韓國首爾，漢江晨曦。（本人攝于2015年10月10日）

第四種組合是最差的選擇，比如世界上一些國家，實行“集權政治+管制經濟”的組合。比如薩達姆統治時期的伊拉克。

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

這四種制度組合，鑒于第二種組合是一個孤例，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它。其他的三種組合中，無疑第一種組合是最優選項，是最好的組合，能夠讓一個國家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

第四種組合是最差的一種選項，政治專制，經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基本上屬于“失敗國家”。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達龍·阿杰姆奧盧。

第三種組合介于兩者之間，可以說是次優選項。但第三種組合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一個國家長期以來經濟制度是包容性的，而政治制度卻是攫取性的，一條腿長，一條腿短，那么它能走得遠嗎？它的這種繁榮和富裕可持續嗎？比如明治維新之后到二戰結束之前的日本、樸正熙統治下的韓國、蔣經國統治下的中國臺灣，在當年確實是實現了經濟繁榮與崛起。但如果這種模式再繼續延續幾十年，這種繁榮恐怕將會風光不再，或者說成為一種“畸形的騰飛”“跛腳的繁榮”。所以，這種組合的最大問題是，它會遇到發展的“瓶頸”和“天花板”，長期下去它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將受到阻礙。

韓國首爾63層的大韓生命63大廈。（攝于2015年10月10日）

所以，攫取性政治制度會侵蝕包容性經濟制度，因此，最好是通過改革向第一種制度組合轉型，當然也有可能墮入第四種制度組合。

有幸的是，無論是日本、韓國還是寶島，在經歷了這種“包容性經濟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這樣的第三種組合之后，都無一例外地轉型成了第一種組合，而沒有滑落到第四種組合。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在政治上進行了包容性改革，本質上就是不斷擴大民眾的公平權利，進而充分激發其創造性和積極性。正如劉勝軍老師所說：只有實行包容性制度，才能通過“民富”實現“國強”。民富是本，國強是民富的自然結果，這個“因果關系”不能顛倒，不能“本末倒置”。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靠譜！

日本首都東京銀座。（攝于2015年5月31日）

日本大阪心齋橋夜景。（本人攝于2015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