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洞國,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門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
祖田30畝,父親鄭定瓊以種田為業,兼做裁縫。父親對他和哥哥們寄予厚望,讓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鄭洞國7歲時就已經開始讀《論語》,后來進了鄉里的私塾。1917年14歲的鄭洞國進入西式教學的石門中學附屬小學,歲末,在父母親的安排下娶了臨鄉的姑娘覃臘娥。
覃臘娥比鄭洞國大了八歲,他們之間是沒有愛情的,但鄭洞國非常滿意,因為妻子的性格溫厚樸實,與母親的性格相近。婚后的覃臘娥也確實盡到了做妻子的職責,使得這個家庭生活平靜而又井井有條。鄭洞國曾回憶到:“妻子的性情和母親相仿,為人謙和,我們從未紅過臉?!?/p>
但在亂世,平靜的生活總是顯得那么短暫,在那時,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席卷全國,即便偏僻如石門縣也不能幸免。年輕的鄭洞國積極參與愛國宣傳,并加入抵制日貨的行動。在這些經歷中,他深刻意識到唯有通過武力才能振興國家。因此,在1924年黃埔軍校招生時,他毫不猶豫地報考,而妻子的大力支持使他無后顧之憂。
1930年,鄭洞國正在中原戰場浴血奮戰時,突然一則噩耗傳來,妻子覃臘娥因感染傷害在武漢去世。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得鄭洞國一時無法接受,暈了過去。
盡管他和妻子之間沒有轟轟烈烈的愛情,但她給予了他一個穩定的家庭,一個心靈棲息之所。而今,他在戰場保家衛國,不曾想家卻沒了。無法用言語表達出相思之情,他默默地用行動來告慰自己的妻子,他謝絕了所有朋友們的介紹,用三年的時間悼念逝去的一切。
新的婚姻,來自于一個偶然。有一次,他前往南京探望生病的老友肖忠貞,只聽得一聲“姐夫!”,鄭洞國回過身,眼見一位少女梳著當時最時興的發髻,大眼睛炯炯有神,一襲旗袍將她襯托得更加靈動。這位少女正是肖夫人的堂妹,她出身書香門第,不僅才貌雙全,還精通外語,有著令人贊嘆的小楷書法。
將軍與少女彼此吸引,沒有太多考慮,他們迅速墜入愛河,幾個月后,他們便結婚了。
只是,他們婚后并未有自己的孩子,而是收養了陳碧蓮弟弟的小女兒。當妻子問及是否遺憾時,鄭洞國淡然回應:“沒關系,我已有很多孩子,有你和女兒就足夠。”
然而,此時的環境哪里容得下花前月下。不久之后,鄭洞國再度投身戰場,從保定保衛戰到臺兒莊大捷,再到昆侖關和鄂西會戰,他屢屢奔赴前線。而陳碧蓮也不甘居后方等待,她頻繁追隨丈夫至各個戰地,以實際行動詮釋何謂生死相隨。
這樣的行為在當時極為罕見,但對于經歷無數磨難與挫折的鄭洞國而言,這是他軍旅生涯中的一抹亮色與慰藉。
慢慢地,陳碧蓮開始被軍隊上下熟知。1939年冬季,為表明與云南共存亡決心,各路將領紛紛接家屬至昆明駐地,陳碧蓮也在其中,陳碧蓮的到來,在當時軍中可是大新聞,不僅僅因為她面容姣好,其爽朗性格和慈善活動中的活躍表現,更是獲得大批人的喜愛,被譽為“怒江之花”。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席卷東南亞,為了切斷海外對中國的援助,日本將矛頭指向緬甸。1943年鄭洞國被任命為遠征軍新一軍軍長。陳碧蓮毅然跨過邊境前往印度探望丈夫。
在惡劣條件下,這次旅程充滿挑戰,需要飛越險峻駝峰航線,對她而言幾乎是在賭命。然而,她用堅定行動證明了對愛的不渝跨越時間與空間限制,無畏艱險終于抵達丈夫身邊。
戰火紛飛的年代,抗戰結束后緊接著內戰的爆發,使得陳碧蓮無法再如以往那般緊隨其后。然而,空間的隔閡并未能阻擋她通過信件傾訴對丈夫的思念與擔憂。字里行間,她吐露了深切的不安和無盡的牽掛。
“桂庭:幾個月來,你的安危讓我寢食難安,心力交瘁。桂庭,并非歲月使人衰老,而是憂愁。如今我形銷骨立,只因日日為你擔憂。桂庭,你們被困孤城,究竟嚴重嗎?……你太大意了,不顧性命,這到底是為了什么?想到這些,我心痛不已。愿上天保佑你平安,因為你的善良必有好報:秋風起,更添愁緒?!?/p>
偉大的感情,跨越了國境,越過了戰火,或許是遙遠的距離產生了極致的美好和幻想,令陳碧蓮一次次奮不顧身的奔赴,也讓鄭洞國一次次感慨有妻如此,夫復何求。
但當生活歸于平靜,矛盾便有了生長的根基。這一次距離帶來的不再是奮不顧身地奔赴,而是無可挽回的裂痕。
1948年,鄭洞國投誠。三天后,《中央日報》刊登《鄭洞國壯烈成仁,三百官兵全體殉職》的悼文,將他推向社會性死亡。不知情的陳碧蓮誤以為丈夫已殉國,悲痛欲絕、淚流不止。但當陳碧蓮得知丈夫并不是殉職,而是投誠時,這位少女內心已經開始有了一絲絲的變化,距離矛盾爆發,只需要一個引子。
很快,這個引子就出現了。幾年后,在周總理邀請下,鄭洞國準備赴京任職。然而,一直追隨他的陳碧蓮這次卻選擇留在上海,她給出的理由是:“北方寒冷、水土不服,不愿北上。”
這個理由可信嗎?熟悉她的人明白,這不過是顧全彼此臉面的托詞,更深層的是對丈夫積攢的不滿和對未來的不安。在上海習慣了優渥社交生活的她,不愿離開熟悉的一切去適應新環境,再去認識新的人了。
當然,這些都是猜測,其中冷暖只有當事人才能自知。最終結果是鄭洞國獨自赴京,自此兩人分隔南北,相見次數屈指可數。
1953年,鄭洞國獨坐在北京的家中,手中握著一封來自上海的信。那是他的妻子寄來的,附上了離婚協議。讓鄭洞國百思不得其解,但出于對妻子的尊重,他簽下了名字。
起初,鄭洞國對離婚是抗拒的。兩人一起走過了二十年的風風雨雨,在炮火連天的歲月里相依為命,卻在和平來臨時選擇分道揚鑣,這樣的結局實在讓他難以接受。但隨著時間推移,他逐漸感受到妻子的決絕態度,最終還是在離婚協議上簽下了名字。
從此一別兩寬,各自安好:陳碧蓮嫁給了一位上海資本家,而鄭洞國則在幾年后再組家庭。
然而,無論負氣幽怨還是心灰意冷,生活仍然繼續下去。本以為如此是對雙方各自最好的安排,以后可能不會再有什么交集,但命運總愛捉弄人。隨著公私合營運動開展,陳碧蓮第二任丈夫的企業被合營,本人入獄受苦后才出獄,兩人被迫遷居蘇州鄉下過著拮據生活。不久,她丈夫在饑寒交迫中去世,只剩下她一人回到上??康艿芙訚热铡?/p>
而另一邊,新崗位上的鄭洞國重新找回人生價值。1972年,他的新夫人病逝時,陳碧蓮前往北京探望,卻因“近鄉情怯”住在老友侯鏡如家中反復斟酌是否與前夫重聚。這次她懷著莫大勇氣而來,她覺得這次“奔赴”要比以往任何一次千里追夫都要艱難。然而,在猶豫許久之后,她未能邁出那一步。
幸運的是,他們終于見面了,但這次會面帶有一絲婉拒:鄭洞國身邊跟隨著小女兒安玉。這無聲勝有聲的一幕令陳碧蓮黯然退卻,再也沒有提過復婚之事。
二人恢復南北分隔,從此天各一方,只余孫輩口中的“祖父”和“上海奶奶”。多年過去,“你們爺爺最愛吃我做的紅燒肉?!泵棵磕钸镀鹜聲r,這話總掛在陳碧蓮嘴邊。當孫子鄭建邦新婚旅行至上海探望她時,她又匆匆趕到車站,把紅燒牛肉塞給他帶回北京。
這道紅燒牛肉從上海飛到北京,引發孫子提及他們二人復合的話題,但每當試探地說起時,總見祖父微蹙眉頭或默然不語。有一次甚至面露不悅,于是孫輩們再也不提此事。
愛是真的,怨也是真的。
1991年,當鄭洞國病逝于北京時,再無人聽到南方傳來的抱怨聲。陳碧蓮身穿黑衣送別曾經的丈夫,再多愛恨嗔癡都化作黃土埋葬于故人的墓碑下。從此,她似乎刻意忘記過去的不快,只記得他的好。
“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和他離婚?!?/p>
“你們爺爺為人太好了,我這一生最值得留戀的是與他一起度過的20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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