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上午11點30分，美國總統尼克松乘坐的總統專機緩緩降落在北京機場。走出舷梯的尼克松，與中國總理周恩來實現了跨越太平洋的歷史性握手，標志著中美兩國20多年隔絕狀態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中美關系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被媒體直呼為“改變世界的一周”，讓冷戰氛圍籠罩中的世界感受到了和平的溫暖。

跨越歷史的握手

事實上，對于這一歷史性時刻，中美雙方都有自己的戰略需求，但似乎尼克松更顯得迫切一些。他當選以后，就宣布放松對中國的貿易限制，釋放出積極求和的信號。而作為回應，中國于1971年直接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上演了“小球轉動大球”的經典外交案例。相互試探后，尼克松冒險派出自己的國務卿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為自己到訪中國做好了準備。

具有戲劇性的是，尼克松作為堅定的共和黨，強硬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一直秉承全部消滅共產主義的政治立場。但就在尼克松當選總統后，冷戰氛圍依然濃厚的大背景下，他卻急于在解凍中美關系上有所作為。不得不感嘆，此一時彼一時，所謂的政治家沒有一成不變的政治立場，只有迫在眉睫的眼前形勢與利益。

急于從越南的戰爭泥潭中脫身

在1968年的總統選舉中，代表共和黨參選的尼克松高喊“在越南結束戰爭，贏得和平”，據說這成為他能夠最終勝出的關鍵口號。

而在結束越南戰爭的背后，則是美國人日益高漲的反戰情緒。

處于東南亞的越南，本來并不是美國人的直接利益，而是作為法國人的殖民地存在。但從1946年開始，越南人在越南獨立同盟會的帶領下，發起了反對法國殖民的民族解放戰爭。

在冷戰的背景下，從杜魯門開始，美國就站在法國人一邊，支持對越南的“反抗力量”予以剿滅。到1954年，美國向越南派出了300多名軍事顧問，承擔了近八成的戰爭費用。即使如此，依然不能挽救法國人在越南的節節敗退。

這種局勢使得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進一步堅信：如果越南落入共產主義手中，緬甸、泰國、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甚至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將置于被共產主義攻占的危險之中。為了確保多米諾骨牌不能倒下，艾森豪威爾決定加大對法國的支持力度。

越南戰爭中的美國士兵

但1954年3月7日，法國還是在奠邊府戰役中慘敗。為了挽救失敗，艾森豪威爾促成法國和越盟簽訂《日內瓦條約》，沿著北緯17度將越南一分為二，北越為共產黨的天下，而南越為反共產黨的地盤。不僅如此，為了壓縮越共的戰略空間，宣布柬埔寨、老撾為戰爭中立國。

問題在于，《日內瓦條約》并沒有完全奏效，南越也很難承擔起阻擊越共南下的步伐。

肯尼迪當政后，依然將越南（南越）看成美國對抗共產主義的前沿陣地和戰略要地。到1963年11月，美國給南越政權送去了1.85億元的軍事援助，派遣了1.6萬名的軍事顧問。

肯尼迪遇刺后，接替上任的約翰遜則采取了更為激進和強硬的立場。從杜魯門到肯尼迪，幾任總統都一再加碼對越南的軍事投入，但也都躲在戰爭的幕后。約翰遜則不一樣，他選擇跳上了舞臺中央，直接派遣多達10萬的美軍開進越南。

美軍參戰意味著戰爭更為殘酷。但北越軍隊在中國、蘇聯的堅強支持下，并沒有選擇敗退，裝備精良的美軍也很難取得決定性勝利。

就這樣，美國派往越南的軍隊越來越多，投入越來越大，但美國人看不到勝利的曙光，反而在東南亞的熱帶叢林中越陷越深，美國國內的反戰聲音也越來越強烈，就連美國著名的人權衛士馬丁路德金也站在了反戰的行列。

美國的反戰游行

就在這種態勢下，美國1968年總統大選拉開帷幕，共和黨人尼克松高喊著結束越戰最終問鼎總統寶座。

尼克松上任后，并不甘心在東南亞的潰敗，嘗試著以體面的方式從越南撤退，他一方面宣布越戰越南化，即美國重新躲回幕后，在金錢和物力上繼續支持；另一方面則以核戰要挾，希望越共能夠屈服。

但這一切的努力都沒有奏效。于是，尼克松選擇了更為宏大的構想，他宣布“對抗的時代”要給“談判的時代讓路”。他也堅信，與中國的友好關系，不僅能夠減少中國對北越的資助，也能夠鼓勵蘇聯提升與美國的關系。

急于為美國經濟找到巨大的潛在市場

就在尼克松上任伊始，他不得不面對日益惡化的國內經濟。到1971年，美國經濟自1958年以來第一次處于嚴重衰退的時期，失業及破產一再增加，通貨膨脹持續攀升。多重因素造成了這輪衰退：

第一，全球化的興起，使得美國在傳統工業領域遭遇挑戰。西德、日本、韓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正在不斷地蠶食美國人的利潤和繁榮。1946年的時候，美國生產全世界三分之二的鋼鐵，但到了60年末，這個數字降到了僅有的15%。位于美國五大湖區的橡膠、汽車、服裝、煤炭等基礎工業一再減少生產，工廠關閉潮一浪高過一浪。到了七八十年代，就連美國最大的制造業公司通用公司，也廉價出售了制造業務，將資源和精力轉入到服務行業。隨著制造企業的關閉、遷出、轉型，曾經作為美國工業中心充滿生機的東北部，成為了一個所謂的“銹蝕地帶”。

美國東北部的鐵銹地帶

第二，高油價加劇了惡化的經濟形勢。1973年10月，埃及和敘利亞的聯軍突然拉開了與以色列的戰爭。盡管以色列在初期損失慘重，但在美國的有力支持下，最終還是擊退了阿拉伯人的進攻。經受失敗后，阿拉伯人在經濟上展開報復，對美國實施石油禁運，致使美國國內的石油價格上漲了一倍，也使得國內經濟的通貨膨脹率提高了10%以上。

第三，美國政治內斗加劇了經濟惡化。民主黨人肯尼迪特別是約翰遜當政期間，實施偉大社會計劃，試圖通過消除健康、教育、宗教、種族產生的各種障礙，打造更為公平的美國社會。但一方面，共和黨人以“共產主義”嫌疑極力阻止，另一方面，在偉大社會計劃的刺激下，美國黑人更加具有暴力傾向。單在密西西比州，1964年兩個月期間，就發生了超過35起槍殺事件，30棟建筑物遭遇炸彈襲擊。美國總統候選人肯尼迪也被暗殺（肯尼迪總統的弟弟）。

美國此起彼伏的黑人騷亂

所以，尼克松為了應對急迫的經濟形勢，采取了實用主義執政路線。他取消了前任約翰遜總統的一系列福利制度，在他看來福利制度使人們喪失自重，懲罰了失去進行工作的人，導致核心家庭的破裂。同時，他也致力于劍拔弩張的外交關系轉向和談，以擴大美國的海外市場，而人口大國中國則是再合適不過的“巨大的潛在市場”。

但不管尼克松出于什么樣的打算和算計，他伸出的緩和中美關系的橄欖枝本身就具有無可倫比的歷史意義。對中國來說，在中蘇關系異常緊張的形勢下，中美緩和有利于抵抗蘇聯人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與美國緩和，也有助于中國打開更廣闊的外交局面，也為接下來的改革開放決策奠定了堅實的外交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