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對話哈佛大學邁克爾·桑德爾可能是今年訪談類內容里話題深度和密度的頂峰了，桑德爾被公眾社會熟知，是由于他在哈佛大學本科生通識課程“正義”（Justice）的課堂內容被制作為公開課，免費向全世界開放，讓人們在忙生計之余，也可參與到關于人類如何更好的相處的大話題思辨當中，而桑德爾也以其蘇格拉底式的追問授課方式，得到了全世界熱愛思辨之人的廣泛認可。

雖然對話是在美國大選前很久錄制，但有趣的是桑德爾無意中點出了這次大選的兩個風云人物特朗普和馬斯克背后的兩個理論背景——績優體制的積弊和技術烏托邦的夢想。

桑德爾教授認為，如今主流社會普遍支持一種“績優體制”的論調，即大家相信，成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而成功的人理應享受其成功所帶來的豐厚回報，這不僅忽視了成功路上的偶然與幸運，也將諸多社會環境的作用全部抹殺，更是漸漸產生了成王敗寇的傲慢，成功者更加自信，而失敗者以自己的生活為恥。

在一個將成功憑證化的社會里，普通人不被成功者尊重，而當成功者掌握更多社會話語權的時候，輿論和文化的導向更是加重了這種傾向，并且讓普通人也不尊重普通人。就像霍布斯說失去契約人們就會陷入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斗爭一樣，績優體制的長鞭會驅使社會的大多數人陷入普通人不尊重普通人的境地。

恰好在這個時候，特朗普這個傳統社會蓋章認可的“成功者”站出來，對那些普通人說，我理解你們，你們受夠了成功者的白眼，我會和你們一起改變這一切。不論真假，這種論調早已擊中那些被成功論調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普通人，還有那些已經被貼上標簽的失敗者。可以說，特朗普的勝出，是美國社會對績優體制、精英政治的又一次反擊。

那么馬斯克為什么會站在特朗普一邊？一方面馬斯克本身也有一種“反英雄”的傾向，他不像蓋茨那樣以精英自居，而是一直是某種顛覆者、挑戰者的形象，這一點在哲學意味上與特朗普相投。另一方面，桑德爾雖然在訪談中沒有點名，但他說“技術烏托邦”，在這個時代的表現，恰好就是馬斯克的造飛船、開拓火星等行為。

桑德爾教授認為，硅谷哲學、技術崇拜、技術烏托邦主義、超人類主義或奇點論這些的內核都一樣。就是相信這些觀點的人，想要擁有從頭開始的機會，野心勃勃的要掃除一切，不接受爭執與挑戰，也不愿意被對話和辯論束縛，希望用新的技術，掃除人類社會一切陳疾，并從頭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

如今，特朗普聯合了馬斯克，將主導未來四年美國甚至全世界的某些風向與走勢。他們的第一個動作“政府效率部”恰好驗證了桑德爾的論斷，馬斯克這個技術主義者，不相信對話，而是希望通過某些技術手段，來達成他心中完美世界的塑造。

而對于什么是完美的世界，桑德爾認為，對話才是定義公正和共同利益的方式（共同利益 common good 是社群主義的核心概念，它被想象成界定共同體生活方式的、關于優良生活的實質概念，桑德爾教授本身就是社群主義的主要倡導者）。人們必須在對話中去發問，什么是正義？什么是美好的社會？美好生活的含義是什么？我們應該培養什么樣的公共美德？

為什么要用持續思辨和對話的方式？馬斯克式的技術推導，通過科學的探索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個問題難道不行么？

桑德爾教授特意強調，“一勞永逸”這個詞是個非常危險的想法，與哲學中，質疑、爭議、競爭性解釋的精神背道而馳。他認為當下最危險的力量，是各種版本的宗教原教旨主義或者極端民族主義或者意識形態純潔主義。它們多少都基于這樣一種理念，即道德真理和人類真理是唯一的；對我們的過去只有一種解釋方式；只有一種歷史、一個目的地；只有一種真正的方式來解釋宗教和精神傳統。這不僅會導致危險的政治活動，也會忽視甚至抹殺人類經驗中深刻的多元性。

相信技術的萬能也好，認可市場發展是人類問題的解藥也罷，這些不過都是弄錯了手段與目標之間的關系。沒錯，市場發展帶來的經濟繁榮，技術進步帶來的美好生活，的確是解決人類社會當中尖銳矛盾的有效武器，但技術與市場并不是人類的終極目標，雖然我們無法就人類終極目標達成一致（這本身就是哲學對話的作用所在），但可以肯定的是，技術和市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標。

就像在康德的實踐理性當中那句斬釘截鐵的判斷：人人目的，永遠不可把人當作手段。

誰會愿意被他人當作手段去實現他人的目的？答案幾乎是一致的，康德的道德哲學雖然實踐性不強，但在理論上跟傳統的中國思想如出一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觀這個時代，在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車輪之下，人都成為實現某種更為宏大目標的手段，更危險的是，某一些論調還贊揚這種忽略人性根本的狀態，甚至鼓勵人們奮不顧身的投入其中。

出路在哪里？

桑德爾在訪談中提起一個趣事，關于美國另一位總統里根，在成為總統前接受了作為學生的桑德爾的邀請，前往學校開展了一場公開辯論。對于五十年前的這場辯論，桑德爾并沒有談及細節，但是他分享了在里根身上他看到的：針對每個問題，他都充分尊重，并且回答得幽默且富有思想性。同時也讓桑德爾有所感悟：對話時要保持尊重和傾聽，辯論并不只是要贏得一場爭論，更重要的是思考和說服要建立在充滿敬意的聆聽上
。

可能出路，就在“尊重”的背后。

近觀如今社會的種種亂象，都不難在其中找出某種尊重的缺失。人與人互相的踐踏與傷害，是明顯的對將對方看作某個跟自己同等的“人”的不尊重。人對社會的作惡，貪腐、反社會、報復社會，是明顯的人對社會作為與自己同樣的人所共同營造的共同居所的不尊重。而社會對人的侵害，排擠、污蔑、歧視，更是明顯的一群人恃強凌弱的對另一個群體或個人的不尊重。

當然，社會問題并不能一言概之的簡單狀況，除了缺乏尊重之外，更多的問題根源是尊重的原因出現了偏頗。就如精英暴政之下，人與人之間并不缺乏尊重，只不過尊重的標準是由成功定義的，對成功者的尊重和仰望，匹配著對失敗者的嘲笑和羞辱。尊重的問題，換一個理解方式，就是我們該如何認可他人，或我們希望他人用什么樣的方式承認自己。

桑德爾教授舉了一個疫情期間的例子，那個時候人們為了減少接觸，居家辦公。但社會的運轉，總是需要一些人冒著更大的風險，來服務他人，比如快遞、醫護工作者等。在疫情剛結束的時候，人們普遍的向他們表示了足夠的尊重和認可，桑德爾認為這本來是一次很好的探討公平的機會，但這并沒有深入下去。人們終歸是回歸了日常的生活，又重新進入了對他人判斷的固有模式當中。

這個固有的模式，就是所謂績效體制、精英暴政或者說是價值判斷的牢籠。承認他人的背后，隱含著一個巨大的前提，即因為什么而承認。很多時候我們會忽視這個前提：走在國外的路上，我們會自然而然地更加驚喜于遇到自己的同胞，我們因種族或國家而彼此承認；我們不承認罪犯，因為他觸犯了某個法律，從而讓我們剝奪了對他們的承認前提，因為我們不希望跟他們同流合污。

由此，形象的來看，如果我們認為尊重的背后是承認，而承認是一個雙向過程，那么就像我們經常形容法律的天平一樣，尊重和承認的背后，實際上是正義的天平的稱重。但問題是，這個稱重的計量經常出問題。就好比如果我們將收入和資產作為天平，那么就造成如今的結果，人們按照資產的多少來評估對他人的承認。這可能都是人類歷史上好的情況，納粹根據人種來評估承認，甚至不惜對某一種族執行滅絕。

這也就不難理解，桑德爾所說的當下最危險的力量，如果評估的天平只有一桿，那么將會使得社會只有一種正義，這種正義本身就變成了不正義。開放的現代社會，一定是對人類多元性足夠包容，能夠在多個維度上去平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通過哲學思辨和交流辯論，去真正的達成對common good的共識。

所以說，正義，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是人們尋找互相承認緣由的過程，也是人們真正實現充分尊重的過程。

而桑德爾教授正是在探索這個過程中，提出自己的方向：將市場的優點、技術創新和具有意義深思熟慮充滿反思的對話結合起來從而回應人類更高的目標。減少一些對績優制度的推崇，更多去關注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以及對榮譽和認可、還有尊重的不匹配。我們需要重塑勞作的尊嚴，我們必須拓寬一些概念，比如哪些事情對于共同價值是有貢獻的，進而去創造更大程度的平等和認同。

一個有趣的細節，許知遠在訪談過程中，針對桑德爾的理論說，任何理論都是有缺陷的，而桑德爾反問道你已經發現了哪些缺陷，我們可以從這部分開始聊起。此時，許知遠已經漲紅了臉，在桑德爾的學術般嚴謹的邏輯中，許知遠的概括性空洞思考和對邏輯的濫用，明顯就沒有給他的對話者以足夠的尊重。許的行為也許并不是他個人的特質，而是如今我們這個社會浮躁的機械性反饋。

在最后，談到了AI給社會帶來的變化，桑德爾和許知遠做了一個思想實驗：如果祖母去世，我們是否可以用她的數據復制一個AI來替代她，并且真的把這個AI當作曾經的那個祖母？

這個問題，也同樣沒有什么唯一解。只不過是當我們真的認可了AI永生，那我們就失去了悲傷的情緒和哀悼的行動。甚至是我們不再懼怕失去，而當我們失去了“失去”之后，人仿佛又“失去”了點什么。讓人不禁反問“人存在有什么獨特的意義呢？”

也許真正的答案就在問題里，并不是有什么意義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存在能創造什么意義呢？能創造尊重還是蔑視，創造承認還是詆毀，創造公平還是不義，這才是有意義的探索方式。